包德甫(Fox Butterfield)是在卡特接待邓小平之后、《纽约时报》设立北京分社时的第一批记者（从1979年到1981年）。他回忆到北京的第一天去住北京饭店，被要求报上自己的“单位”，否则不给住。即使如此，他也能感受到，30年不敢说话的中国人开始说话了。
包德甫：“我觉得自己是‘走进了糖果店的孩子’，满树挂的都是可以写的故事。”
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1988到1993年在北京。住进北京饭店之后，他按照前任的警告，还去查看了窃听器的位置。他首先经历了中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最残酷的阶段。
纪思道：“当时干部从下往上一级一级的骗，县骗省，省骗中央。三年后我们才发现，中国政府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时的残酷。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政府的政策影响到这么多人的私生活。”
作为亲自经历1989年“六•四”屠杀的记者，纪思道也提到他最感动的一幕：那些蹬三轮车去运送受伤的学生的人，他们的文化程度也就是中学，也许不懂民主的概念，却在冒着生命危险救人。
令罗森绍（ Elisabeth Rosenthal）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那种想尽办法一定要把消息公布出来的韧性。
1997年她刚去中国的时候，还需要在酒店大堂假装读报，等待与有采访线索的人会面，或去公用电话亭给他们打电话。 后来，人们用上了手机，越来越多的人打电话给她的办公室要提供自己的故事，尽管她办公室的电话是被监听的；也有的人推荐她去某个商业网站看一看。登录之后她发现那上面贴的是抗议的照片；一些中国记者自己不能自由报道，会通知她新闻线索，哪个村、哪个工厂在抗议。
罗森绍：“中共对权力的控制极为精致、极为严苛的，没见过其他政权这样维护自己。其控制程度一直延伸到学校，学生都是被教育只有一个党，没有民主社会的‘我不同意’这一说。”
周看（Joseph Kahan）在中国经历了非典（SARS）爆发到“08奥运”之前的五年。
周看：“对媒体的压制造成SARS迅速传播，没有及时揭开政府的掩盖。”
他说，随后几年，一切都似乎更开放。那时群体事件已经层出不穷，但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以为，中国的经济繁荣可以和旧的政治体制并存，中央集权掌控一切的“奇迹”好像比民主国家的资本主义更有效率。也是“中国模式”这个词出现的时候。
周看：“但是滥用司法、掌控言论，是中国领导人从未让步的。”
2008年接棒的黄安伟 （Edward Wong）指出，经济危机使人们更多看清中国政府是如何运作的：靠的是政府注资，使经济漂浮在上，其中并没有市场的力量。 而且政府注资的钱实际是给了在政治上有关系的、在国有企业任职的太子党和官二代。
黄安伟：“当今世界成熟的全球经济能照搬‘中国模式’吗？就这么把资本给自己的关系、让他们拿跑了？人们也在问，这种裙带关系是有益还是损害了中国经济呢？”
黄安伟的父亲曾经是中共党员，在解放军中待过，经历了大跃进和其他一些事情，看到了共产党的现实，1950年代他有机会离开中国时就回到香港，后来到了美国。
记者们表示，人们对中国的关注程度持续不减，是因为中国在世界上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中国一两年就出现一些新变化，但是人们谁也说不准这个复杂而奇怪的巨大系统会朝什么方向走。
已经92岁高龄的陶平(Seymour Topping)1946年就去中国报道内战，也去过延安。
陶平：“前前后后报道中国50年，看到中国各个阶段的变化。让我吃惊的是，我发现中共本质上没有变。”
他希望习近平能有所改变，但又说习近平是太子党，也是延安党员的后代。
陶平认为记者需要真实报道，关注中国人需要什么。在他看来中国老百姓最恼怒的是没有言论自由，以及官员的腐败。人们要求法制，在农村，对摆样子的村官选举持嘲笑的态度。
这次活动是为了庆祝亚洲学会的网络杂志《中参馆》（China File）的正式启动。
主持讨论的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对记者表示：“美中关系十分重要，美国政府和新上任的国务卿应该努力推动美国的价值观，批评美国政府的同时，也要敢于批评美国的伙伴国家。”
《中参馆》的主编，曾任美国《时代》周刊驻京记者的翟淑珍(Susan Jakes)表示，网络公民记者的兴起改变了报道中国的方式。目前给《中参馆》供稿的也有中国记者和学者。
翟淑珍：“有些内容是他们感到在中国媒体上无法发表的。 报道中国新闻有一定风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会越来越轻松。”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