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深圳市鉴于蔬菜供应紧张，曾热烈欢迎外地农民到深圳种菜；这些菜农被称呼为“农民农”，与到厂子务工的“农民工”身份有别。用杭州作家昝爱宗的话说，这些深圳的“农民农”连二等公民都不如：
“一等公民是城市居民，二等公民是农村居民，像他们这种外地来城市打工种地的，估计相当于是三等公民。”
这些“农民农”当初为了在深圳落户，有的已经卖掉老家的房产家具。深圳市政府也曾表示，在深圳工作７年以上者可以取得永久居留权；深圳的承诺言犹在耳，而２７７名“农民农”如今面临扫地出门的下场。
北京维权人士徐祥对这些“农民农”28年后的结局表示同情。他说，一个文明社会应当学会反哺――他具体指的是当下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
“如果深圳政府让他们回老家并且给他们很合理的遣散费，我想他回去也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让人家回去，也不给补偿，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卸磨杀驴。还是应该妥善安置好，而不是很麻木地、很不近人情地把他们赶回去。人家出来几十年，家里房子也卖了，地也没了，回去吃什么？喝什么？作为一个文明社会，应该学会反哺。”
但是这位维权人士表示，农民工的待遇当下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据他判断，深圳市顶上层的领导也许不会往枪口上撞，作出让“农民农”无条件返回原籍的决定。他说，让这些“农民农”无条件返乡的，看来是一些下层干部：
“我个人感觉，这些农民农回家绝对不是高层决定的，因为他知道目前深圳处于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上，全世界都在关注。他不可能给自己找麻烦，他不会选择这种错误的时候做一个错误的决定。凭我多年做记者和民间维权的经验，我个人感觉还是乡镇里的干部，并且是副职干部，顶多是乡长、副镇长以下的官员，这些人总是靠吹牛拍马、不学无术混上来的。”
杭州作家昝爱宗表示，深圳２７７位“农民农”的遭遇，再次凸现出中国户籍制度的不合理：
“我认为这主要是户籍制度的问题。比如外地的农民到深圳来打工，他不叫打工，叫种地、务农。务农如果有一个户籍制度、国家能允许的话，比如在深圳居住多少年限就给他们办户口，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关键是现在户口不放开，他只有回到原籍去。如果原籍他没地了，这些人就变成黑户了，什么也没有了。农民的户口是依附在土地上面的，如果你有土地，当然有你的户口。到深圳、到外地，没有了土地，没有了房屋，自然就没有你的户口了。主要还是一种户口制度的歧视和伤害，户口制度上有问题。实际上，大城市的户口是限制的，深圳也是大城市，它的户口都是限制的。比如你要买房子，买一百万以上的房子可能给你一个户口。这些种地的农民也没有一百万，他也得不到户口。得不到户口就面临着被遣送回去的结局。不光深圳有务农的，别的城市也有务农的农民，就是外地来务农的，比如养鱼的。外地千里迢迢到一个地方去种地、务农、养鱼，都有的。这类现象应该是很普遍。”
昝爱宗说，中央应当出台具体措施，以落实户籍依附于长住地的政策：
“因为中国的户口制度有规定，公民登记以常驻地为主，现在他的常驻地已经在深圳了，但又不承认他。如果中央能出一个政策，保证他们的利益，我想这个问题也好解决。比如，种地还继续种地，给他一个深圳户口就行了嘛。”
徐祥呼吁政府进一步重视农民问题：
“解决好农民的问题，中国大陆这边的稳定问题就能解决百分之八十。”
但是这位维权人士对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表示失望：
“比如说，中央是发动机，地方是轮子，你有几个轮子已经不转了，你发动机功率再好，它还是不往前走。过去很多这种好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太让我们失望了。胡锦涛先生他只能坐在中南海里面干着急。胡锦涛先生这两天谈了很多人民满意不满意的问题，但是，真正能否落实到实处，我们还拭目以待。”
令人欣慰的是，２７７位“农民农”的故乡――广东河源紫金县劳动局的一位负责人受县政府委托，已经去到深圳协商解决这些“农民农”的安置问题。但是据报道，要“到年后才会启动具体解决方案”。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