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新华网5月4号报道，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全国新生代农民工人数达1亿2千万人以上。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80年代以后，在城镇务工，却有农村户籍的特殊劳动者群体。报道指出，目前中国农民外出务工的动因已由“经济型”向“生活型”转变，他们在争取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希望开阔视野、满足情感的需求。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开玉认为，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正在呈现一种“移民化”的倾向。报道引述南京师范大学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近55%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是为了开阔眼界、提高自身的素质，近32%的农民工是出于经济需要，另有一部分人希望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籍。北京理工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表示，由于社会歧视和国家体制机制方面的限制，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的城镇建设发展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没有与城镇居民平等的权利：“目前，中国有2亿左右的农民工，其中超过60%都是超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比老一代的农民工更强烈地向往城市。因为，中国的城乡是高度发展不均衡的。农民工在城市往往都是干着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儿。而且在城市还受到户口、社会保障、工伤、养老、医疗等各方面的不平等的待遇。”
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春节过后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各地涌向城市的庞大“民工潮”也增加了城镇的公共服务方面的压力。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建进日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表示：“如果说老一辈农民工还有可能回农村，新一代农民工已经不大可能回农村了。”他认为，随着权利意识的上升，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认同城市，即使就业不稳定，也要在城市生存下去。《中国劳工通讯》驻法国代表蔡崇国认为，中国新老两代农民工在生存观念上确实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但是中国现行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工在城市发展的合法性，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老一代农民工的愿望、要求是比较简单的。家里缺钱、打工赚钱，然后把钱寄给家里。他们希望有一天回到家里。年轻一代的农民工更多地希望在城市里头扎根下来，改善地位，但是他们遇到了各个城市政府只对有户口的城市居民负责，把他们基本上是排斥在外的这样一个现实。这就形成一种很尖锐的冲突。”
蔡崇国表示，中国农民工经历了官方从“堵”到“疏”、由“控制”到“引导”、由“利用”到“依靠”的变化。农民工自身的组织力量是推动、保障其生存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关键：
“中国农民工受歧视的状况以及户籍问题，在中国的报刊热烈地议论，已经差不多有10年多了。出路在哪里？如果农民工到现在都没有他自身的组织，非政府形态组织也好、农民工的工会组织也好，只有农民工逐渐地组织起来，才能够更清楚地被其他的阶层所理解，减少地方政府和城市居民的抵制和消极的态度”
胡星斗教授指出，中国农民工问题是现行制度的畸形产物，如何保护中国社会中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平等权利是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
“所谓第二代农民工，这本身就是一个畸形社会制度的产物。难道说中国农民工也要象中国领导人那样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这么代下去吗？为了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政府还是应当在还农民工平等的权利、平等的机会等这些方面，必须下大力气。如果我们国家保护一批人，然后又歧视另外一批人，那么，可以说中国社会永远不可能有和谐。”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早在10余年前就提出了“二代农民工”的问题。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发表文章强调，中国农民工问题这一基本国情如果处理不好，不但不利于国家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而且将对社会稳定形成潜在威胁，整个社会也会为此付出代价。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记者何平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