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南方都市报》报道，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日前作客“南都公众论坛”时表示，中国农民进城打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同时面临新的社会转型时期的挑战。来自中国几千年传统农业文明的农民理性，具有勤劳、好学、求稳等诸多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使中国能够生产出价廉物美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推动了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的高速增长。但同时，由于耕地不断减少，农村劳动力过剩，农民靠土地提供保障的功能日趋弱化，新一代中国农民没有人再愿意种田，这已成为中国最需要担忧的问题之一。他认为，农民的出路问题是中国的改革能否度过政治风险的一个重要条件。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现旅居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表示，中国政府长期推行压低农产品价格的农业政策，在新一代中国农民中产生了滞留农村和城市的两个不同的群体：
“对年轻一代农村户籍的人而言是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从小在城市里跟随父母从小长大的，因为中国的现在的户籍制度，不许他们在城市的正常定居。那么另一批呢，就是没有进城打工，年轻一代农家子弟。两个方面归根结底下来，主要问题都在于中国政府对农村的经济政策长期建立在对农业的各种服务和农用的生产资料的价格过高，同时农产品价格相对偏低，这样的话，农民单纯务农没有办法养家糊口。”
报道引述徐勇教授的话说，与传统的中国农民相比，目前中国农民的后代，勤劳和节俭的特征正在弱化，消费欲望迅速扩张，并且滋生出一种期望暴富的心理。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有2000多万农民工被迫返乡，农村应当成为农民愿意居住、生产和生活的地方。北京的经济学者赵晓对中国农家子弟必须返回农村的观念提出质疑，他认为，中国新一代农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的发展：
“80后的很多人是在城里出生的。他根本就没种过地，也没有在农村呆过。但是我们还是把他们叫‘农民工’。这个反映出一种二元结构的一种坚固化，也反映出一种社会的歧视。我们知道的农业和农村是吸纳不了那么多人的。中国的出路一呢在城市化。那么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一些困难，现在又有人想到要把这些跟农村背景有关系的这些新的市民又把他们给弄回去。这个既不是根本的出路。其实对农民的后也是不公平的。”
陕西的农业专家吴瀛洲就当前中国农村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谈了他的看法：
“新农村建设它应该是有一个科学的发展观。政府表面上对农业是重视，但是实际上从中央领导到县领导这一级领导干部的子女没有一个去当农民，去参加农业。 再一个工农业的剪刀差，城乡差别越来越大。现在出现的情况呢，这个政府党政就是互相攀比盖大楼，盖什么行政大楼，党委大楼，真正到农村的一个也没有，老百姓根本见不着面。”
报道引述徐勇教授的话说，现在中国最需要担忧的一个问题是，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农民，没有人愿意种田，如何使优秀人才安心务农是政府面临的最头疼问题。由于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出现社会对立，使得一些地方为了求稳，而不敢进行深入的改革，甚至回避现有矛盾。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的主编程晓农认为，中国新农村的建设应首先基于如何保障农民的经济收益，而不能作为控制农村人口流动的手段：
“所谓的新农村政策的基点不能够是政府拔苗助长。由政府盖一些楼，或者修一些公路就认为建设新农村了。新农村的建设的主力应该是农民自己。是建立在他们自愿的基础上来做。而农民是否自愿在农村发展，最主要的还是经济收入。 发展新农村绝不能当做控制农村人口流往城市的手段。
徐勇教授还在“南都公众论坛”中强调，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新一代农民的思想也正在发生变化，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民主进程，以面对不缺钱，但是缺民主、缺文化的转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