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星期一透露，已初步确定把青海和四川两省的红会作为改革的试点，并且正在讨论筹建社会监督委员会的方案。
北京《新京报》的报道说，该委员会的成立将有利于缓解红会的信任危机。
针对中国红十字会因去年发生的郭美美网上炫富事件而带来的严重公信力和形象危机，中国国务院去年7月11日发布《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红十字会社会组织改革试点。
随后，于去年9月又提出红十字会改革的6个重点层面，包括调整战略定位、整顿治理结构、建立专业服务的人才队伍、邀请社会中立人参与对红十字会工作的监督与评估等。
广州《羊城晚报》10月31日发表题为“红会官员不摘官帽如何重拾公众信任？”的文章说，10月中旬，红十字会总会公开选拔官员，拉开酝酿一年多的改革序幕。
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组长杨团称，改革阻力很大，推进维艰。特别是“去行政化”的体制改革，“要侵犯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在红十字系统内部，从总会到地方红会，“绝大多数怕改革，怕摘掉公务员的帽子”。
文章说，包括“郭美美事件”在内的一系列官办慈善组织丑闻，引发了一场慈善组织的信任危机。
文章指出，对于红会来说，要想重塑形象重拾公众信任，根本没有捷径可走，唯有进行彻底的改革。
其中，去行政化和增加透明度一样重要。旅美中国学者杨莉藜表示，他认同这个看法,并指出，中国许多慈善机构都变成了既得利益机构。
“红十字会真正的体制上的症结就在于它是一个官方的、一个行政化的机构。而这点正是他们一直在回避 ‘去行政化’要求的原因。回避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它就一直是一个官方机构。而作为官方机构，它就有自己的行政力量和权力，当然还有一些相应的利益。如果红十字会进行“去行政化”改革， 那么这些公务人员首先就会失去既有的这些行政地位和权力。所以说‘去行政化’的这个最重要的改革，在红十字会的改革方案中根本没有。”
《羊城晚报》的文章透露，据统计，截至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系统编制工作人员为11228名。不仅中国红十字总会拥有行政级别，遍布全国省、市、县的各级红十字会，也都被纳入行政或事业编制，接受全额财政拨款，负责人多由同级政府任命，在编工作人员享受公务员待遇。
这是否有点令人费解？一个收取善款管理费的公益组织，居然长期要靠纳税人供养着，这个组织的管理者，相当一部分既不是慈善家也不是志愿者，而是一批享受公务员待遇的官员！
文章认为，中国慈善公益体制中“行政化”和“政府主导”的积弊，是导致包括红会在内的公益组织日益失去公信力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无论他们怎样对待捐赠人，无论他们透明度如何差，作为财政拨款的官办组织，它永远不会倒下；作为体制中人，相关官员的利益永远不会受损。在财政拨款的襁褓下，在公务员待遇的金饭碗中，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公益慈善怎能不断向前发展？
文章还指出，但凡改革，就必然涉及既得利益的调整，决定改革方向的不应该是既得利益是否阻挠。真正的慈善组织，就不应该由纳税人来供养，慈善成本应该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去找捐赠人报销。
《新京报》10月30日的有关报道说，在持续一年的有关红十字会改革的争论中，“去行政化”一直是舆论最为关注按的焦点之一。
然而，根据红会改革与发展战略课题组组长杨团透露，由于红会内部职工怕失去公务员编制而强烈反对，“去行政化”这一点最终并没有直接列入中国红十字会的改革任务中。
杨团透露，“去行政化”的体制改革，“要侵犯太多人的既得利益”。
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的亚太事务负责人廖然指出，中国一些慈善机构的官员是利用慈善的名誉获取个人利益，而最终受害的是社会上需要帮助的那些人。
“去年发生的这几件事， 一个是郭美美事件、一个是宋庆林基金会在河南郑州建宋庆林塑像事件等，说明在中国这种体制下，这些慈善机构居然滥用人们的善心、盗用人们的善款来搞这些事情，这是最使老百姓不能容忍的。大家可以反思，如果你的捐款到了红十字会后，用来搞这些污七八糟的事情的话，你能不痛心吗？谁还愿意捐款呢？”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最近在江苏南京作“新时期红十字会工作的改革发展”的报告时透露，红会1+3模式的信息公开制度，将在全国选择3个省份进行试点，并将捐款人捐助的非定向善款集中在一个“非定向”的库里，而库里的资金会根据重大项目的需要进行分配，每一元钱善款都会公开透明。
《河南商报》10月30日题为“红会改革要先摘掉‘官帽’的文章指出，慈善捐贈是社會的“三次分配”，是以道德为主导、以爱心为基础的，目的是为了让社会更加公正。如果红会工作人员死抱着“官帽”不放，自身都在阻碍社会公正，那又何谈道德和爱心？
《河南商报》的文章指出，红会最新一版的改革方案妥协太多。财务上将政府拨款与捐赠收入分离，只有捐赠收入向社会公布。
但是，文章指出。政府捐款是代表所有纳税人在捐款，更应该公开。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