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集：寻访的艰难
对于日趋严重的人口拐卖问题，中国一些媒体也时有报道，而其中不少是关于公安民警如何破获案件，帮受害家庭找回被拐卖孩子的报道。然而，被解救的孩子只占失踪人口的一小部分，这些个案的成功无法从整体上改变被拐卖者尤其是被拐卖儿童大多数情况下再难被找回的状况，这也使得普遍发生的儿童被拐卖问题显得更为严重。那么，寻找、解救被拐卖儿童为什么如此困难，其中的障碍究竟在哪里呢？这一问题也许从一些受害家庭寻子的经历磨难中找到答案。对于受害家庭来说，一旦发现孩子丢失，他们能做的除了焦急万分地四处寻找打探之外，就是立即向警方报案求助，毕竟，寻找失童、打击拐卖是警方不可推卸的职责之一。事实上，许多家长也的确首先向警方报案，而迎接他们的却是一头冷水。西安的余辉在谈到自己儿子被人贩子抢拐之后向当地红庙派出所报案的情况时说：
-他们派出所的民警就说，有可能别人好心，把你孩子抱出去玩了；我跟他说，这明显是把我儿子给抱走了，她把我女儿推倒了，然后我女儿转身就找不见人了，所以这根本就不可能是把我儿子抱到她家去玩了。我当时就要求他们出警，从各个路口堵截，他们说不到24个小时，不可以出警，24个小时以后才能立案，就是说，是不能证明孩子被拐了，所以没办法了我们就发动自己的亲朋好友，去寻找一点线索。
红庙坡派出所不立案、不出警，依据的是警方的有关规定，而这种规定以及警方墨守成规的处理使得寻找孩子回来的最佳时机被白白延误。类似情况，深圳的彭高峰、孙海洋等人也同样碰上过。他们也在孩子丢失的第一时间报了警，同样，警方无所作为；作为受害家庭。孙海洋无可奈何：
-像这些案子破不了啊，还是因为警方没有当时出警。很多案子都是打电话，但就是把公安请不到现场来。中国的法律有规定，孩子失踪，24小时才能立案；可24小时才立案，人贩子把孩子都不知道搞到哪里去了，（比如）搞到北京去了，搞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我的孩子，明明知道人贩子把孩子弄走了，一个将近40几岁的人把我孩子弄走的，可他还要24小时立案，24小时立案之后，到了第六天才到现场来。很多案子都是这样的，如果当时出警及时的话，很多案子都可以破的。
警方因制度规定而在第一时间无所作为，家长们虽心急如焚，却无可奈何。尽管他们不得不赶紧发动亲朋好友上街四处寻找，但这样做无异于大海捞针。而警方的不作为、无动于衷和冷漠有时还不止于此。余辉一家在经过半年多的不懈努力后，曾有幸一度在山东济宁搜索并核实出有关儿子以及拐卖者的确切线索，于是赶紧再次通知西安警方到山东救人，但警方此时却依旧推诿，以至贻误良机。
-当时就是说，他们根本就不愿派人去。我们就想了，他们不派人，我们就去了当地济宁的一个刑警支队，自己去找了刑警支队的支队长，这个支队长就跟我们说，因为你的案子是在西安发生的，他们必须带着材料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全力配合他们破案，但西安那边不来人，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有证据呀，没办法协助你们办啊。所以咨询以后没有办法了，我们再一次让我妻子去红庙派出所，但那个所长还是不愿意派人过去，我妻子没办法了，当时就哭着、要跪着求他们去济宁那边核实情况。唉，现在我们也没办法啊。
事后，余辉又多次前往市政府反映、求助，政府方面答应他抓紧办。不过，余辉说，他至今仍没见到当局有什么行动，专案组也无人与他联系。（有备用，看长度选用）。当然，寻找救助失踪孩童也并非仅靠警方和受害家庭的努力就能完成，它还需要包括民政等在内的其它社会部门乃至全社会的协助，而在此之间，政府与政府部门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还存在着协调的困难，也使解救工作平添困难。而与此同时，中国官方至今也没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有关失踪人口的信息资料网络，各部门、团体及个人间难以互相共享分散的已有资源，也无形中给搜寻解救工作造成极大不便。彭高峰说：
-我认为，寻找小孩最主要的就是存在着一个信息不能共享的缘故。很早就听说要有一个数据库，但是这个数据库到底完善了没有，到现在还是个大问号，它就应该把它输入到一个可以共享的平台上面，让全国的人都知道。
另外，即使警方有时得到线报，抓获一些人贩子，救出一些被拐卖儿童，但信息资源的缺乏，与民政等单位协调的不畅，地域间的隔阂等，使这些被找到解救的儿童难以真正找回他们的家庭，而警方此时一般还不愿意公布有关信息。彭高峰说：
-解救，解救了以后后期还有很多工作，这就是我们国家公安与民政部门的一个环节了，就是说，解救回来的小孩到底怎么办，找不到父母的怎么安置，这是公安部门很头疼的事，就是要民政与公安部门协调的事。再一个，我通过渠道知道，公安部门已经掌握了接近两万名的被拐儿童，现在都在养父母家，找不到他们的父母，但是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这些公开，如果说把这些小孩都公开的话，恐怕在中国也会引起个不小的社会震荡，是个很负面影响的事情。
另一方面，许多受害家庭无论是否能从政府方面得到帮助，他们时刻也都未放弃自己的努力。这期间，彭高峰、孙海洋、余辉等受害家庭一方面四处奔波，不放弃任何可能的线索，另一方面倾其所有，分别将自己的店铺改成“寻子店”，以引起社会关注、征集寻子线索，并向当地政府施加压力。彭高峰说：
-我不富裕，做点小生意，现在可以说为了找小孩，花掉了我的全部积蓄，家里现在很清贫，也不知道以后日子具体怎么过。但是我还是要悬赏这10万块钱寻找我的小孩，我开这个寻子店就是说，能进入我店面做生意的人都可以看一下我的招牌，希望他能记住，等他回到乡下或者哪里，如果能够发现（小孩的线索）那就更好，能给我提供一些线索，这个机会当然都是很渺小的，但是我愿意试；第二就是也许他长大了，有人告诉他你爸爸在深圳这里开个寻子店，一直在等你，就是希望有这个寻子店，小孩长大以后能找回来。第三个就是希望能够引起政府的关注，我想如果全国（失踪者家庭）都开上这个寻子店的话，恐怕政府脸上也没光的，给政府施加一点压力。寻子店的意义就这三个。
这些受害者们在个人寻找的过程中，除了承受巨大精神和经济双重压力外，还需经受一次次的失望打击。除此之外，他们还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其中，一些地区虽有购买被拐儿童的习俗，但法制观念的薄弱，宗亲观念的顽强，使前往这些地区寻子的受害家长四处碰壁。余辉说：
-我们找孩子也去过好多的农村，到了村里以后，当地的村民看我们就像看外星人一样，因为他们一个村里的人他们基本都认识，但是我们要去了，明显就是一个陌生人到了他们的村里，所以他们对我们就是非常的戒备，我们无论到哪里，说不好听一点，他们把我们就当小偷一样，防着我们，所以我们自己到外地去的话就没法找孩子，我们在这一年找孩子去过好多的农村，你如果是自己去这个村子里的话，你根本就没法在它的村子呆，他看咱们的眼光就不一样，无论我们走多远，他们都还在嘀咕我们，议论我们是在干什么的等等。
彭高峰也有类似的感慨。他认为，仅靠受害家庭自己其实是永远无法找到孩子的。
-就我现在看到的，个人或者民间组织寻找小孩，那都是一种形式，都是为了引起民间的重视，那些联盟啊，寻子联盟啊等等都不起作用，靠家长去寻找小孩永远永远几乎是没有可能找到的。还是要由我们的公安、我们的政府部门能够重视，让政府部门帮我们寻找小孩的话，那可能性就会大得多，自己寻找小孩的话是没有可能的。
为要求政府部门履行职责，一些失踪儿童家长曾多次上访呼吁，但和中国其他许多上访者一样，他们一经发现，就会受到截访、打压。彭高峰自己就有这样的进京上访遭截访的经历。他说：
-我不知道他们通过什么渠道知道我们去上访的，也许我们的行踪在火车上被乘警发现，然后乘警跟公安联系，公安乘飞机连夜到北京，在北京西站截住我们的。我当时不以为他们是深圳公安，还以为他们是来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不知道是我们深圳的民警，当时就直接坐上车，他们就把我们直接拉回来了。我们上访就是要引起上面领导能够重视，但是作为他们下面来讲的话呢，他们怕你上去上访，就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所以我们回来后他也给我们协调，说要加大力度侦破案件，也只能说一些这样的话，那你没办法，时间久了（没进展），我一样还会进京上访的。
除了赴京上访，彭高峰还曾连续三个月在深圳市政府公布的市长接待日前去陈述案情，但却一次也没见到市长。为此他还打出横幅表示抗议。而与政府官方的行动迟缓、第一时间的不作为或少作为，以及打压上访群体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倒有不少有良知的热心人，他们有的帮助受害家庭建立寻子网站，有的帮助向受害家庭募捐筹集寻子路费，有的还抽出时间陪同一些家长到乡下找人等等。但这种民间的力量和作用毕竟有限。而且，他们无形中似乎还受到来自官方的一些压力。记者在采访时，曾联系到一些寻子网站和义工，但他们均拒绝接受采访。有些失踪儿童家长也表示，不愿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彭高峰本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现出审慎态度：
-公安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拒绝我们接受媒体采访的，现在就是说，如果国内媒体采访，他们不管我，就是说可以接受采访，但是他们说境外媒体的话，要我注意一下。你因为是境外记者，我想说我们再怎么对国家有什么意见，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高尚、抬高我自己，最起码我还是不会背叛我们国家的，是不是。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为您制作的六集特别报道“关注黑窑奴工和失踪儿童”的第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