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给中国的建议”。文章以准书信形式发表，抬头便是“亲爱的胡主席”；所以，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中国的建议，也可以说是对中国领导人胡锦涛的建议。
弗里德曼这篇文章从阿拉伯国家革命的蔓延谈起，认为这种蔓延给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提供了重要教训：电脑、手机等电子化设备使得世界各国形成了一种超强的连带关系，这种超强的连带关系使人民得以分享彼此的冤屈和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事情是纯地方性的，想捂是捂不住。各国领导人需要做的，就是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尊严，相信人民是真正高明的。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说，弗里德曼赞赏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他对中国提建议是诚恳的：
“我们知道弗里德曼在过去很多年实际上他对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一直是非常赞赏的，认为无论中国在就业、教育、经济、在科技方面的成就都是举世瞩目的，而且特别觉得中国取得了好多成绩。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弄清这个背景。弗里德曼写这些东西的确是相对诚恳的。”
把弗里德曼这篇文章读过三遍的华裔政治评论家孟玄表示，他基本上同意弗里德曼的观点：
“我基本上同意他的大的架构和方向。中国用防火墙这方面的技术，中国确实比阿拉伯要强很多。中国是比阿拉伯国家更早的发现所谓的说所谓的大家连在一起，对政权的威胁很大。所以说它们当然是花了很多很多的钱。比如社会管理是他们最喜欢讲的一个词儿。”
孟玄表示，集中人民自下而上的智慧和创造力很重要：
“最主要的改变的力量是从下而上的。这从下而上是很混乱，不是很能够控制，但是它确实是能够集众人之才，比你从上而下有秩序但很笨。中国的经济也是放开了以后，乱的事的确很多，但是成绩很好。它并不是政府的计划能够做到的。”
这位评论家表示，中国传统的“父母官”的理念决定统治者对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人民的尊严缺乏尊重：
"这个尊严当然非常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的所谓是父母官这个概念是把老百姓当小孩,我要保护你的。这些东西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我不否认。可是中国怕选举怕成这样子。始终不让老百姓自己来做主。还把它当成小孩来管着,你确实没有把他当作一个自由的人,他可以自己替自己做决定的。"
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力教授表示,弗里德曼这篇文章的中心观点之一就是政府应当给人民以更多的空间。 他说,许多国家都应当探讨秩序与自由的平衡问题:
“他主要的观点就是特别一个强调国家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要给人民更多的发展空间，包括自由。这点我觉得从中国立国的宗旨来讲并不是很大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取得一个秩序自由的平衡。各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选择，从共产党执政的情况来讲，有政权之后呢，当然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权力的所谓的异化，有时候更多的考虑到保护自己的权力，保护这个秩序。但怎么样更好的到达一个秩序与自由的平衡呢？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在不断探讨的课题包括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实际上也有这样的情况。尤其是911之后。所以我个人感觉弗里德曼他本人的观点还是值得探讨的。我感觉弗里德曼的想法实际上不仅仅适合于中国也包括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应该讨论和探讨这样的问题。”
这位政治学者表示，中国政府强调人民的发展权，但现在更重要的是要给予人民以更多的政治参与权：
“从理念上来讲，中国政府关于人权的概念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有了相当的变化。过去的时候讲过是有两种人权，现在强调人权有不同的侧面。发展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但也不否认有其他的权力。更多的是强调在中国的现阶段可能更多的需要强调发展。但是这就产生了弗里德曼提出的一个问题了。因为中国的经济的确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下一步的确是要提到就是不仅仅是发展权的问题，是吃饱肚子的问题。当然，对中国有相当多的人民的确是还有相当多的贫困人口。但是大多数的人口已经超越了仅仅吃饱肚子的水平。尤其在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就要考量其他方面包括政治的参与，在任何一个国家，不仅仅是中国，如果人民没有尊严，那么何来国家的尊严？所以，过去中国的建国者特别强调国家的尊严。国家的尊严有了之后，同时也要结合人民的尊严。”
弗里德曼的文章通篇都是以理服人，语气是讨论式的、平和的、礼貌的。文章几次在说了一段道理后都问一下胡锦涛： “您懂我说的意思吗，先生？”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