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教授的文章的中心观点是：在中国，尽管存在所谓“富不过三代”的诅咒，但是富裕者的子女大都仍然富裕，而贫穷者的子女却只有世代贫穷。穷的穷，富的富，甚至穷的更穷，富的更富，这就是胡教授在文章所说的贫富分化。富人可以继承财富，而穷的却只有继承贫穷，这就是他所说的贫富的“固化”。胡教授所说的“贫二代”就是继承贫穷的一代。
胡教授在中国社会许多问题上言必有中。他在这篇发表在美国《观察》网站上“谁该为‘贫二代’负责”的文章中，条分缕析了造成“贫二代”现象恶性循环的制度根源，包括户籍制度、教育制度、金融制度、社会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新闻话语权制度，等方面的根源。 他在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强调指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弱势群体权利的丧失:“最根本的问题其实就是公民权利的缺乏，贫困的根本原因是权利的贫困。也就是我们的弱势群体工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后代，缺乏最基本的一些公民权利。也就是我们文章中所说的，话语权、组织权、监督权。我们的报纸，新闻媒体都是掌握在各级政府的手中。老百姓的声音很少得到反应。工人缺乏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农民缺乏能够将农民组织起来的农会。因此，工人、农民不能够集体地与强大的资方甚至与强大的地方政府进行平等的谈判。因此，他们的工资、福利长期以来得无法提高。农民的收入也无法提高。中国大陆缺乏人民监督各级官员，弹劾各级官员各级官员的权力，各级人民代表目前也很难真正的代表民众的利益。也就是说这个弱势群体‘贫二代’他之所以代代相传，最主要的其实都是由于基本权利丧失。”
胡教授希望中央政府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当教师:“未来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村教育的强制的投入，特别是中央政府还应当加大对教育的拨款。还有呢就是要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使得在农村里当教师有优越感、尊严感。第三个方面，应当鼓励更多的大学生到农村去支教，最好是鼓励大学生长期到农村去扎根，中国应当将目前选派大学生去当村官，变为选派大学生去乡村做乡村教师。”
在被问到对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有何展望的时候，这位学者说，在现有二元户籍制度的框架下“慢慢地统一”附着在户籍之上的医疗和社会保障政策的思路是不可取的:“户籍制度的改革首先需要要解放思想。一些官员在户籍改革方面还是抱着陈旧的观念，认为户籍不能够废除，只能够慢慢地统一背后的医疗社会保障等二元制度。那这样一种想法看起来有理，实际上反而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如果这样二元分割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如果保留，那么医疗教育等鸿沟还会越拉越大。人们收入的鸿沟也是会越拉越大。目前现在中国的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它其实是一个管控型的社会产物，是一个专制社会的产物。但是目前中国过渡到了市场经济社会，中国形成了一个越来越自由的社会的局面，这样的二元户籍制度，显然不适应人才流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的需要。”
胡教授在他的文章中说，南京一百万农民工五年中只有四、五个人获得南京市户口，“农民要改变自己的卑贱身份比中头彩还难”。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