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现在已经快到12月底了，2009 年马上就要过去了。2009年被很多人称为政治敏感年，有很多很多周年，有中国人民共和国60年的国庆纪念日、还有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也有六四20周年、还有 法轮功镇压的10周年。想请唐荆陵先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你在国内2009年这个社会形势有什么主要特点？中国政府在措施上也有一些什么特点？ 你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
唐荆陵律师：“好吧。很乐意有机会在年终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感悟吧。我的感觉09年当然是比较有意味的年份。其实这种意味应该讲从08年时候就开始已经有了。我总的感觉是中国的民间社会在逐渐地走向成熟。就说社会变革的条件也越更加充分。这个主要是有一个巨大的变数，像民间在言论和信息传播方面获得了一个很好的渠道，并且上网的人数逐渐增加，那么言论的空间进一步扩大。这个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呢它准备了一个很好的条件。经过最近这四、五年的时间，这种言论不断地积累，信息不断地传播的话，这种积累到08、09年的时候已经开始显现一些成果了。民间社会它可能会逐渐成熟。民众对政治，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他这种关注的水平啊，民众参与的水平都不断的提高。所以这是民间社会走向成熟的一个迹象。但是从另一方面，从中国政府在最近08、09年来的表现，以及和民间的互动来看，我觉得他们也有一些人想做一些工作。但总得来讲，我觉得没有取得什么太好的成果。并且很多从政府方面释放出来的信息可能是负面的。你比方说，像你们提到的那几个大的纪念日，这些事情他们处理得都不行。可以说是缺乏新意，并且有些方面给人的感觉还是倒退。但是我觉得民间本身的成长呢，不是说它的这些不好的行为能够扭转的。这个总的方向我认为它已经不可扭转了。象今年来讲在控制网络言论方面政府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这样大规模地建设GFW啊，以及在网络上继续抓捕一些著名的作家，像刘晓波先生、谭作人、黄琪呀等很重要的案件。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个趋势是不能扭转了。中国当前的形势应该讲是一个曙光在前的形势。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记者：“王军涛先生您的看法如何呢？”
王军涛博士：“中国如果从海外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从一个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中国总体的形势在国力上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而且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给世界各国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同时中国内部的矛盾和问题都在激化和恶化。那么政治体制改革或者从政治上重新选择地迫切性呢现在越来越紧迫了。从官方来说呢，我觉得一方面通过向加强控制对民间的控制，现在不仅把矛头对准了大众，用这种暴力镇压方式对准它，而且对民间社会进行打压。除了刚才唐先生讲到的说对《零八宪章》还有对互联网的控制，还有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进一步加强党建的文件，这个文件和05年的文件一道，准备共产党要把它的组织建设伸到社会的各个细胞。比原来共产党在80年代提出来的党政分开、政绩分开、政经分开，把它全都要给破坏掉。再一个，在经济危机中间，政府在采取的政策是加强国家的财政政策的扩张和以国营企业为主，那么最近中共政治局委员李源朝在哈佛大学做演讲时他讲到了这两个。那么这个政策趋势，也就是说这个官进民退这个趋势比较明显。官方在整体上对民间社会打压的同时，随着十八大的临近，它的官方内部的矛盾，政府内部矛盾也开始发生了激化。就是围绕着十八大的卡位战，那么胡派和江派的斗争日趋激烈。民间呢我同意唐先生说，民间社会更加成熟，民间社会更加成熟我觉得还是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在中产阶层的，我们说的这个近似中产阶层的这个层面，在过去90年代有一种和执政者共存亡，就是说比较保守的心态有二点：第一点，反对进行政治改革，那么对于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动乱抱着一种非常大的恐惧心态，那么对民众不信任。第二点就是主张通过日积月累的专业活动来改变中国，反对提出政治上的诉求那和政府发生对抗。那么这个民间社会这两年走向成熟很快，就是从《零八宪章》是个标志吧。那么很多专业人在自身的活动中发现仅仅靠专业活动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专业理论问题更加恶化，而且连自己的职业尊严和职业活动那种规格和独立性都不能得到尊重。所以都知道如果没有宪政民主制度，这个专业里面的工作是没有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的。那么在中国底层呢和中国政府的矛盾更加突出。那么今年的群体事件又出现一些新的动向：比如像石首，中国的老百姓第一次在街上击败了武警。那么在通钢，甚至上千武警和警察眼看着一个企业高管被打死，那么素手无寸。在乌鲁木齐还有在其它地方发生的暴力事件都表明群体事件的暴力程度等等有进一步提升的趋势。而且越来越频繁。所以说，中国一方面在外面看呢，中国政府控制局势，驾驭局势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民间组织进一步走向成熟。但是各种问题矛盾都在升华。现在就是说不清楚的是，因为从政治转型理论上来说呢，一个国家要想发生和平开放转型是要它的民间社会和政府内部同时要发生分化，那么才能够发生和平开放转型。现在不清楚在政府内部围绕十八大卡位战展开的各种各样的激烈冲突中间，有没有制度取向上的不同，这个会不会和90年代有不一样的地方？”
记者：“刚刚王先生谈到中国的中产阶层对整个局势，对社会，对政治认识上的一些变化。我自己感觉可能是跟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的一些走向的变化有关。唐先生你觉得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个对中国的经济有多少影响？对普通老百姓影响是不是非常大？”
唐荆陵律师：“经济危机对中产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在中国呢它因为缺乏一个表达的空间。那么一方面是他们收入的下降，另一方面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就是说其实中产跟普通的下层民众他都是缺乏保障的。比方像在南方或沿海的大城市里面生活着大量的流动性的白领。他们的生活实际上是没有保障的。在危机面前他们可能现在也要上街头去摆摊，卖一些衣服，卖一些小用品这样子。”
记者：“您觉得这个是不是跟王先生刚刚说的，他们的对社会的一些认识发生一些改变有关系？”
唐荆陵律师：“其实我觉得城市当中的白领或中产人士他的观点的改变呢，很大程度上不一定是因为经济危机引起的，倒反而更多的可能是因为其他涉及他切身利益的和政府的冲突引起的。像比如在广东发生的中产在政府门前发生的政府门前的游行，像反对污染，像反对在小区里开设私人铺啊，在小区里开设其它的公共设施啊，它这些都是直接业主的利益被政府直接侵害了。包括像征地、拆迁这些。它并不是说因为经济危机这些很多民众他不太愿把它归咎为政府。当然就是说如果有经济学家的解释的话，他们可以看明白这其中的关系。那么它会加重这种危机对中层的侵蚀，比如高房价的问题，实际上中间政府有很深的责任在里面。但是在经济学领域，缺乏足够的学者去向中产解释这个问题。那么大家不容易明白自己和政府的利益冲突所在。但是现在因为网络的开放，这样的信息越来越能够被得到传播，从而使大家明白这一点。还有一个方面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大量增加，他们的就业问题，这也有可能促使青年学生的观点发生改变。”
记者：“对。这个确实是中国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想请王军涛先生再给我们分析一下，中国这个政治变革是不是也跟它的经济变化和整个利益结构和利益团体的这个变化有很密切的关系？”
王军涛博士：“这个其实从政治转型方面倒不一定。其实刚才我讲到就是说，中国中产阶层的觉醒我倒不是说从经济危机上觉醒。因为其实中国经济面上来说的话，中产阶层偏上的话，他的利益的损害还没有到能表示这个制度他不能容忍的地步。因为在一个严厉危权控制的政体下，除非它感到它无法生存的话，一般它不会由经济方面产生政治诉求。我是讲中产阶层专业力量。比如像记者、律师、作家、教授像这样一些力量。他们本来的职业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在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要解决职业的尊严。原来他们是比较保守型的，希望通过职业日积月累改变中国。但他们发现这些年他们受到很多打压，甚至个人受到很多侮辱，那么他们知道中国如果没有政治改革是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他们现在日益走向觉醒。但是现在经济危机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刚才唐先生讲到的有些与绿色话题了，比如像污染、拆迁、失业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特别是年轻人。但我觉得马上一个问题就是提到一时日程，就是通货膨胀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房价的问题和通货膨胀的问题搅到一块，我认为中国政府如果在年底不采取比较强有力的措施的话，现在的物价一旦起来的话，那么物价实际上是在世界各国是能够直接导致经济危机的转为政治危机的话题。但是从政治角度来说呢，经济危机是否导致政治上的危机呢,还是要看各种政治力量是不是能够去利用这样一种态势。那么中国实际上在90年代初期和90年代都出现过几场经济危机包括失业等等。但是当时的经营心态比较保守。那么年轻人当中甚至还没有自觉意识。这些年来，刚才唐先生讲到民间社会进一步成熟，我觉得我同意这种看法。就是说宪政民主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实际上既是在统治阶层内部它们也知道这是人类的趋势。现在中国主要是缺一些大事件。就我个人30多年从政的这个经验看，中国几次大的历史关头，它都不是日积月累形成的，都是由于突然出现的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呢，广泛地动员了民众，然后急趋地转成了政治事件。那么高层呢，围绕十八大权力继承的这种交接的危机也在出现。就看高层的危机中所出现的这些因素能不能在进一步导致政治改革，那就看高层的政治危机中间，它能不能产生出就准备打政治体制改革的牌来动员力量来支持自己。我个人认为呢，中国在未来的二、三年内，中国会有一次政治转型的机会，但是还是要看是不是能出现政治型的事件，那么改变人们的心态，同时使得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出现强有力的这种要求，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记者：“唐先生，未来几年中国社会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的事情？”
唐荆陵律师：“我是总体上持一个很乐观的看法。在未来的二、三年内中国很有可能面临一次重大的转折的机会。当然我们能否把握住这个机会，真正地走上一个比较顺利的道路，那还很难讲，这个是上帝的权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邀请广东的律师唐荆陵，和在美国的政治学者王军涛博士，就即将过去的2009年中，中国的整体政治和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未来两年的趋势，所进行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