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晚报》说，浦东说书被文化部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意味着有上千年历史的评书艺术将得到更好的传承保护”。然而，旅美学者、批评家谢选骏说，中国评书已有上千年历史，但是浦东说书为外界所知，却是文革时期的事情：
“说书这个东西有一千年历史了，中国说书追溯到佛教的传教活动，但浦东说书是在四人帮时代才起来的。浦东生活网上自己说的，1975年8月份有两个人创作了一个说书，叫做养猪的阿奶，代表上海赴京参加了全国文艺调演，这么起来的。然后，1976年7月，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的时候，他又弄了一个叫做卖鸡这么一个浦东说书的项目，参加文艺汇演。这在浦东群众文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见以前浦东说书并不怎么出名。”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郑再发表示，说书是中国传奇文学、戏曲文学和民俗学的源头之一：
"政府这个措施非常有意义。说书是我们通俗文学的一个根源,许多古代很重要的小说、戏剧都取材于说书。这个东西是很粗很粗的原料,是大众享受的一种消遣,是教育小孩的一个工具,是社会批判的通俗的一个层面。在唐朝,就是因为有变文,那是古代说书的形式,后来就有唐代的小说,宋朝的传奇,元杂剧,明清传奇,这些东西都是从它起源。"
郑再发说,时代变了,趣尚变了,说书艺术的传承面临挑战:
郑再发说，时代变了，趣尚变了，说书艺术的传承面临挑战：
“现在在这么一个社会情况下，这个东西可能太老旧、太通俗，小孩子的需要也不一样了。他从小就会念书，我们的作家把古代书和很长的小说缩短，变成小孩子能看的，小孩子能看的东西越来越多，在网上都能够看到。在这个形势下，文化传统可能的确不容易再保存下去，再发展开来。”
谢选骏则表示，如今说书仍很流行，虽然有的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
“这个说书是个时髦，叫做新说书时代，代表人物就是易中天，也是属于一种表演性的，当然，他的题材内容是学术性的，但是，也很难说他有多少学术性。他讲三国的那个通俗化的讲法，虽然对历史知识是一种普及，但是也有通俗化的表演成分在里头，也是一种说书。新说书时代我想也会带动旧的说书起来，包括把四人帮时代的说书带出来了。”
有的媒体说，为浦东说书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动机，是把它作为吴越地方语言的载体。谢选骏表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许多方言将趋于消亡：
“人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本来人的品种是很多的，但最后就保留了几个品种。方言肯定是要被淘汰的，满洲话就被淘汰了嘛。满洲话、鲜卑话、西夏语，这些全都淘汰了。所以，方言消失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中国如果方言不消失，中国肯定不能现代化的。它是一体两面。”
中国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在盛夏夜晚到露天场地听人说书的经历。那些说书先生，他们的表演是那么生动，你怀疑他们自己就是从故事里走出来的人物。他们说渴了，就敲两个生鸡蛋润润嗓子。他们驾驭复杂故事情节的本领不是跟任何老师可以学得到的，要让当下的“名嘴”脸上无光，然而他们有人的收入却是那么菲薄，据说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有谁不会为此黯然神伤？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