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喉舌发文批中国百名公共知识分子发表的新年献词发牢骚，但他们的舆论空间已经缩小，影响不大。有分析认为，文章反映当局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贯不屑和蔑视，从上世纪的反右派运动到今天，中共政权一直把知识分子看作眼中钉。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月3号发表署名单人平的“中国该如何让公知高兴，这真挺难的”的新年致辞。网上信息说，单人平是该报主编胡锡进的笔名。致词说，新年之际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之时，互联网上出现“新年献词”之类帖子，也有“百名公知”的“新年寄语”总汇，表达了一些不满，或者用隐晦的春秋笔法，或者直接使用激烈的语言，但传播总体上不是很广，产生的影响有限。时下公知享有的舆论空间与前两年相比有所缩小，他们很不高兴，自然有牢骚要发。然而前些年他们的主张可以尽情广播，对舆论产生巨大影响，但他们同样没有满意过。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对此表示，《环球时报》对中国知识分子不屑一顾并不让他感到意外，
“中共建政后，一直把公共知识分子当作眼中钉，从上世纪的反右派分子开始，很多右派实际上都是敢于说话的知识分子。”
《环球时报》的新年致辞说，大部分公知都在中国社会拥有正常职业，有些属教学科研领域的精英。如何赢得公知群体对国家路线的认同和支持是中国的一个长期难题。 如果能够将这个问题化解，再好不过，即使化解不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有一种可能是，一个国家永远会有一些公知不高兴，让他们高兴起来在政治上就是不可为的。
孙文广教授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就是为了监督政府，
“他们不必迎合政府大唱赞歌，而是对政府政策的偏差提出批评意见，建议政府作出合理的调整和改正。”
《环球时报》的新年致辞说，国家路线的对错与公知们给予什么评价关系很小。在有些时候，甚至与“民意”支持程度的高低也不是绝对对应关系。一个时代必须有所作为，取得国力增长和民生进步实实在在的成就，比舆论场当时的氛围更重要，更能经得起历史的推敲。
孙文广说，《环球时报》这种藐视民意的态度十分不可取，
“公共知识分子对政府的各种批评很大程度上是民意的提炼。他们是政府和民众互相沟通的一个渠道，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安全阀。如果政府不顾民意，那就会走到民众的对立面。”
《环球时报》的文章说，由于有了互联网，表达意见变得极其容易，批评的成本和代价下降是个趋势。西方社会形成了批评很多、批评也很不值钱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批评受到了管理，但是批评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非常高。
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认为，在中国大陆，公共知识分子两年前还能发声，但是两年之后的情形大不相同，胡佳说，
“现在，中国政府给民众以及公共知识分子一个胶带，就是封住你的嘴巴，你说话，发表不同意见，我就把你抓起来。”
《环球时报》的文章还说，中国究竟该如何管理各种意见，把意见表达放开到什么程度，至今还没有形成稳定的范式，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在我国体制下的建设性密码，而且探索相当努力。但是需要有更多的人明白，这样的探索过程注定充满争议，甚至可能“费力不讨好”。
但是接受采访的两位中国大陆人士都认为，目前中国当局是在以管理各种意见为名，禁止人们发表不同于当局的观点。网上信息显示，在中国大陆，很多知识分子的新年献词刚一发出就被当局封锁删除，很多人转而翻墙到海外网站发声。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责编：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