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前夕,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一场纪念大会上表示,这场学生运动的历史经验体现了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却淡化了当时另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呼声。那么,五四精神到底是什么?当今又有什么历史意义呢?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家傲,邀请了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青,以及现居美国的青年学者李保阳,就五四精神进行了讨论。
记者:李恒清先生,在您看来,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什么?
李恒青:五四精神核心就是原来提到的那个“德先生”和“赛先生”,实际上就是追求自由、民主和科学。从原则上讲,就是独立地、自由地思考。
记者:李保阳先生,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李保阳:五四精神其实已经是一个史有定论的话题,那就是民主和科学,也就是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提到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个精神也不是冷不丁就从1919年突然就提出来了,它们其实就是近一两百年来,中国民众一直在追求的东西,那么到了五四就是一个契机。然后,陈独秀、胡适这一批文化人站了出来,把这些精神明确地提出来,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代表。
记者:周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说,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体现了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那么您认为,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是否如此呢?
李恒青:当然不是。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当时共产党还没有被派到中国。当时中共是斯大林领导下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那个时候共产国际派人到中国来发展共产党的系统。这个分支机构在1919年已经开始有一些小型活动了,但是还没有组党,也没有真正发挥更多的作用。五四运动是青年学生在一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倡导下,最后发起了这场学生运动。共产党那个时候并没有发挥作用。
记者:李保阳先生,您对它的历史经验又怎么看?
李保阳:我在浙江嘉兴生活过16年,而嘉兴南湖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临时会址。那么后来就被渲染成1921年开天辟地。中国有部电影叫《开天辟地》,它把这件事渲染得轰轰烈烈。
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事实。1921年七八月份的嘉兴市民根本就没人知道,曾经在嘉兴南湖的一条小船上,有这么一群人召开了这样的会议。
历史的经典都是后人堆积出来的,也就是顾颉刚先生所说的“层累的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共产党不断地在经典化它的历史,而这个经典化过程大部分都是牵强附会的。要把马克思主义附会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我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事情。
记者:六四三十周年马上就要到了,有不少网民谈到五四与六四两大学生运动间的联系,而官方对两者的态度截然不同,李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两大历史事件的关联?
李恒青:应该说八九学运是对五四运动很好的传承,因为1989年的这场学生运动就是要追求民主和自由。它的起因就是4月15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过世。因为他是党内相对来说自由派的一位领导人,所以这些学生们对他非常怀念,他们都希望把自由的空气继续传承下去,结果胡耀邦后来倒台了。大家觉得党内对他的逝世处理不公,由此才引发了后续的抗议活动。所以,我认为六四和五四两大学生运动是一脉相承的。
记者:李保阳先生,您对此又怎么看呢?
李保阳:我认为,在追求民主和光明的路上,五四精神和六四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我在国内的时候曾经在大学里教书,我就在课堂上跟学生感慨。我说,1989年到现在30年过去了,我们的学校风平浪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中共高压的统治环境之下,在校园内不能谈自由和民主。
就像五四时期的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夏曾佑所说的,大学不是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但是很可惜,八九学运之后,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成了制造顺民的大工厂。
记者:中国当代青年应从五四运动中汲取哪些精神食粮呢?
李保阳:为了唤醒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关心,我觉得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共产党灌输的这一套马克思主义对青年学者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如果想要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只能寄望老师去影响学生。当然,这也有很大风险,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去做学生工作的时候很可能会被政府关注到,但是这些工作还是要做,而现在一些海外的民运同仁也在为此努力。国内能做的,我觉得就是从教育着手,让学生们首先有个意识的觉醒。我们先把这颗种子撒下去,至于它什么时候能够生长、开花结果,这是我们不能预料的,但是我觉得,在学生中间去做总比不做要好。
记者:家傲 责编:申铧 网编: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