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之后的中国群体性事件和互联网

2014-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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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中国的稳定:天安门事件的教训以及对美国的影响”听证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举行。 (记者高山拍摄)
图片: “中国的稳定:天安门事件的教训以及对美国的影响”听证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举行。 (记者高山拍摄)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日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举行听证会,题目是:“中国的稳定:天安门事件的教训以及对美国的影响”。听证会上美国桥港大学的海斯教授指出,六四以来,中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但基本上都是地方性事件,然而《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萧强却认为,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地方性事件可以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的焦点。

美国桥港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夫-海斯在听证会上说,1989年的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从1994年的一万起,增加到2010年的九万起,这是中国公安部的官方数据,实际数据可能还要更大。海斯教授说,地方性抗议活动不断增加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由于推行市场经济改革,很多国营企业的工人丢了铁饭碗,失业人数大量增加;二、收入分配差距加大,贫富分化严重;三、官员腐败引起民众的愤恨。海斯教授说:

“我说的地方性群体事件或者抗议,在中国每天都有,这些抗议行动基本上都是因为各种经济和社会原因引起,比如地方官员腐败、征地纠纷或者环境污染。应该把这些抗议活动和全国性抗议活动区别开来,因为地方性的群体事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目标,也不是针对中央政府或者某一个国家领导人。”

海斯教授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城市的下岗工人首先成为群体事件的带头人,而且城市居民因为拆迁问题也举行很多抗议活动。21世纪开始后,民工的抗议活动不断增加,抗议政府强征土地的农民也逐渐成为群体事件的主角,农民还抗议苛捐杂税和环境污染。虽然地方群体性事件不断,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却没有出现。海斯教授说,虽然表面上看来中国仍然是一党专制,但是民众的抗议空间有所扩展,这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的一些权力下放到了地方政府。

“遏制中国出现全国性抗议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央政府权力在减弱,地方政府权力增加。过去三十年,中央政府把资源分配和一些决定权下放到地方和省一级政府。从1995年到1998年,中国政府的百分之五十八的财政支出是由地方政府支配的。而且如何对付地方性抗议活动的决定权也在地方政府手中。据估计,1995年到2006年,百分之八十的地方群体性事件都是由地方政府解决的。迫于中央政府维稳的压力,地方领导人会软硬兼施,或者和抗议者进行妥协,或者进行镇压。”

海斯教授说,中国中央集权的弱化给地方性抗议活动提供了空间,同时也限制了全国性抗议活动的发展。

中英文双语新闻《中国数字时代》创始人和总编萧强在听证会上说,虽然中国政府对互联网控制严厉,但是网络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到处可见。他说,虽然表面上看到的是控制,是审查,是这个强大的独裁政府不肯让步:

“但是审查激怒了网民,他们并不害怕政府,因为网民并不畏惧,因此他们在政府控制以外的言论空间继续探讨被政府禁止的敏感话题。现在中国政府除了在网上过滤审查外,更采用其他手段对网络活跃人士进行打击,比如用各种借口拘押他们,在电视上羞辱他们,让他们对公众忏悔,迫使他们停止在网上发表言论。”

萧强说,中国政府并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人们并没有被政府的各种恐吓手段而吓倒,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维权律师浦志强:浦志强是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他也是89年六四事件中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他在2013年被中国的一个全国性杂志评为中国年度人物,最近他因为参加纪念六四25周年的一个活动而被捕,政府试图在人们心中布下恐惧的阴影,但是人们畏惧了吗?没有!很多网民对浦志强表示声援,其中包括中国最著名的电影明星章子怡。 萧强说,

“在5月6号,浦志强律师被捕的第二天,章子怡就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声,她的微博有两千万的读者。章子怡在其微博上推荐了一部韩国电影《辩护人》,她说 “《辩护人》一个追求民主、法制、公正,为真理而斗争的律师让人肃然起敬。故事改编于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真实事迹。在这儿无需再说电影拍得如何了,去看看人家拍的内容吧!”该条微博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截止5月7日中午12点,该条微博已被转发一万次。不少网友都对此发表了评论。”

萧强说,很多网民对章子怡表示支持,比如一个网民说:在谎言和黑暗横行的日子,诚实与正直就是直指人心的力量!

萧强表示,网民对浦志强和章子怡的声援表明,中国政府的恐吓行动并没有使网民产生畏惧,生活在畏惧之中的恰恰是中国专制政权。萧强认为,虽然现在中国的抗议活动大多是地方性事件,但是互联网可以在一夜之间将地方性事件变成全国民众的焦点。

 

(记者:高山; 责编:申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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