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者：中共民族文化暴力難以實現“國族認同”

新書《西藏邊陲的中共革命》(The Chinese Revolution on the Tibetan Frontier)封面（推特截圖）

中國政府在新疆大舉打壓穆斯林、在香港強推《國安法》引發國際社會強烈關注。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歷史學副教授魏本巖 (Benno Wiener)近日出版了名爲《西藏邊陲的中共革命》(The Chinese Revolution on the Tibetan Frontier)的新書，指出中共建政初期在安多藏區的政策失敗應該爲它當今執政敲響警鐘。本臺記者家傲週一專訪了魏本巖，討論本書的現實意義。

 

 

記者：你能簡單介紹一下本書的主要內容嗎？

魏本巖：這本書講述了中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試圖把中國少數民族聚居區納入新中國文化版圖的故事，特別是在多元文化交融的中國邊陲安多藏區發生的事。

簡單來說，我認爲中共當初在安多並不只是爲了立國(state-making)，也是爲了建立國族認同感(nation-building)。但後者是項非常棘手的工程，常常無法實現。這本書介紹了中共是怎麼試圖在當地建立國族認同感的，而這項工程最終又爲何失敗了。

到了1958年，安多藏區爆發了大規模起義，而這場起義被中共殘忍地鎮壓了，標誌着新中國決定動用國家暴力來統治這個地區，而直到今天，這種暴力行爲仍在阻撓中共在安多和其他地區的統戰工作。

記者：你在近期的一篇博文中多次提到“民族文化暴力”(ethnocultural violence)這個詞。你能解釋下它的含義嗎？

魏本巖：“民族文化暴力”指的是一個族裔對另一個族裔施加的暴力行爲。在這個例子當中，我指的是多數族裔人口或代表這個人羣的中共對安多藏區的藏人和其他族裔的打壓。

記者：你指出民族文化暴力可能對立國比較有效，但它很難建立國族認同感。這是爲什麼呢？

魏本巖：從國族認同感的角度來說，一個國家是建立在集體共識之上的。在理想狀態下，它是一個大家都存在歸屬感的政治羣體，而不同羣體間的聯繫需要基於共贏原則。

爲了讓一個少數族裔全面融入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當 局需要給予他們一個歸屬的理由。在這個例子當中，中共不但沒有把自己打造成一個自願的合法性政權，而是試圖通過暴力脅迫在這些邊陲地區建立合法性。

記者：你還在這篇博文中寫道，幾十年前在安多藏區發生的事與如今的新疆和香港局勢也有關聯。這個關聯在哪裏？

魏本巖：在處理當今的新疆和香港問題上，幾十年前在安多發生的事理應爲中共上了一課。與安多藏區相似，新疆也是在18世紀清朝時期被籠絡到中國版圖中的。在此之前，新疆從來不是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的一部分。不但如此，中共也是通過暴力手段“解放”新疆的。在我看來，當局如今在新疆開展的大規模監控、再教育營、強迫勞動等措施很難成爲建立國族認同感的工具。除了進一步激化民族矛盾和暴力行爲，我很難想象當局對新疆的武力鎮壓能夠達到其他目的。

另一方面，香港從來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民族國家的一部分，而是在1997年“迴歸”中國的。香港曾經是一個英國殖民地，所以港人有一段不同於內地人的經歷、理想、期望和身份認同。中共在當地的政策應該是說服港人融入中國能夠如何讓他們受益。相反，依賴於脅迫政策可能會強化港人不同的身份認同感，迫使更多的港人視中共爲一個帝國式強權。

記者：你在博文中討論了新疆穆斯林和香港人越來越把中共視爲一個帝國式強權。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共宣傳一向強調，中國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受害者。在你看來，中共自身是否已經具有新帝國主義的傾向了呢？而這種傾向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魏本巖：如今，不少西藏、新疆和香港居民認爲中共在對他們行使帝國式強權，他們認爲自己正在被脅迫和打壓，而這對中共來說是個難題。

中共長期有個“百年屈辱”的官方宣傳口徑，而這種抱有受害者心態的民族主義情緒如今在中國隨處可見。

我認爲，這種情緒助長了這個國家和民族對少數羣體的偏激態度。正是因爲很多中國人覺得自己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受害者，這促使了族羣民族主義的蔓延。這種情緒也讓他們更容易爲自身的攻擊性行爲開脫，不論是在中印衝突這樣的跨國界問題上，還是在少數民族問題上，亦或是在他們看來“香港是中國的香港”的涉港問題上。

記者：謝謝您接受我的採訪。

 

記者：家傲   責編：申鏵   網編：洪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