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母亲对当局绝望 横跨多地寻找六四难属

2014-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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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7日,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丁子霖在北京寓所接受采访时哭诉儿子在六四事件中被打死冤情。(法新社图片)
2009年4月7日,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丁子霖在北京寓所接受采访时哭诉儿子在六四事件中被打死冤情。(法新社图片)

全国政协及人大会议召开前夕,北京天安门母亲星期五发布给“两会”的公开信,公开信没有再要求与当局展开对话及重新评价六四事件,而是表达对当局的彻底绝望,强调道义与良知。公开信披露,去年秋季天安门难属群体分三路,从南到北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成功找到第202位难属。

两会前夕,北京“天安门母亲”群体星期五发布致两会的公开信称,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又要召开大会了,今年正好遇上“六四”镇压二十五周年。作为“六四”惨案的死难者亲属,将打起精神,拭目以待,看看这一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将有何作为,能否弥补以往的错失,果断地把“六四”问题提到大会讨论;能不能作出决定并不要紧,大家议论纷纷就是一个进步。

公开信称,在去年“两会”期间,曾就如何解决“六四”问题提出这样的疑问:“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经反复考量,作出了这样的回答:“‘希望’已渐渐消失,‘绝望’正渐渐逼近。”

这份一千多字的公开信核心内容是“道义与良知”,但没有一如以往提出诉求,以及要求与当局公开对话等。

对此,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星期五在北京住所告诉本台:“一年又一年地给他们说理,已经25年了,‘两代会’的代表,包括历届国家领导人,他们丧失的是道义和良知。我们失去了很多,但是我们用抗争和努力,维护了人类的良知、道义,这些普世价值。我们面对亲人的亡灵,到今天没有讨回这份公道,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努力做到了这点,我们向世界展示了人类的普世价值。也是当年我们为之付出生命代价最珍贵的东西。”

丁子霖还说:“我们觉得真没有必要跟他们再去论道理,对我们来说,在这个时候应该教训他们,让他们懂得什么叫道义,什么叫良知,如果连这点都不懂,还有什么脸坐在人民大会堂。当然他们根本不是民选的,他们本来就是御用工具、橡皮图章,在大陆的现实环境中,我们不去求他们什么。”

公开信称,在以往的二十四年中,天安门母亲已先后寻访到了202位“六四”死难者。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在我们这个母亲群体中,至今已有35位同难者倒下了。他(她)们直到临终仍然忘不了、放不下已先于他(她)们离去的被害亲人。

丁子霖说,去年在成都找到了第202位遇难者家属。

“第202位是民族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土家族,找到他家太困难了,这一次居然摸到他家里,不久的将来,你们会看到一批受难者直接说出真相。”

77岁的丁字霖说,“天安门母亲”去年到边远地区寻访六四难友。

“现在天安门母亲群体,也有一批比我们年轻的妈妈、一批遗孀站出来接替我们,去年秋天有五位比我们年轻的妈妈、基本上是遗孀,出发了(找难友)。就是为了‘六四’25周年,其中一位叫尤维洁,她们远到东北、内蒙、西到四川、重庆,南到两广,寻访外地同命运的难友。”

参与寻访六四难属的尤维洁告诉记者:“我们分成三个小组,一组到东北、内蒙,还有两组到到广东、广西、四川、河南、湖北、江西。这些在外地的难属居住分散,看见我们去了以后,非常高兴,就像见到自己的亲人,这么多年来,我们也没有去看过他们。”

将成为“天安门母亲群体”代言人的尤维洁说,有的家庭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家徒四壁,其中一位母亲已年过八旬。

“到一个家庭,她的儿子是人大的学生,也没有参加什么,走在路上就给打死了。还有一家人的孩子骑车在路上去找同学,穿了一件北大的背心,才19岁,就是因为有‘北京大学’这四个字,成枪击目标。我当时见他父母的时候,他说没有想到我的孩子在北京会是这样的遭遇。还有一家老人都是大学老师,他们的孩子18岁,是为了阻止军队进天安门广场,打断双腿,也没有抢救。”

二十四年前,在天安门附近失去年轻丈夫的尤维洁说,六四难属心中的伤口难以愈合。

“25年了,他们经历的内心创伤,根本没有愈合,那一家老知识分子,把自己孩子的所有照片给别人保管,自己不敢看,尤其孩子的母亲说,不能在家里睡觉,一在家里会触景生情,想到自己的孩子。”

两会之前,北京警方再度严控六四难属,尤维洁说,当地警方已向她“打招呼”。

“昨天派出所和东城分局的来跟我说,他说你最近不会有什么事情、要外出或者什么闹事?后来我说,作为一个公民,如果我举一块牌子到人民大会堂门前,说要求解决六四问题,这是我公民的权利,我没有任何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这样都不行。”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林迪/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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