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文章把所引温家宝总理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这句话的主语由“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改成了“文革元素”，把“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改成了“复活”。两种说法没有本质区别，不过《炎黄春秋》文章的措辞略许矜持一些。
记得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中国许多人都心有余悸，有过文革不是不可能重演的担心。
那个时候，“两个凡是”还有市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虽然人们觉得本质上不是一个坏人，至少有别于四人帮，但是应该说是一个忠于毛泽东、在文革中有既得利益、相当保守的人物。
后来，在一大批老一辈领导人的推动下，中共彻底否定了文革；其中邓小平居功厥伟。此后二、三十年中，他们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成效，经济搞活了，惠及多数中国人。这样一来，人们对于文革有可能重演的担心才逐渐淡去。
前些年，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打黑，人们又隐隐约约地觉得：文革的那一套好像又回到了重庆。
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谢家叶博士表示，毛泽东所领导的文革，以其规模和性质而言，不可能在中国重演了：第一，中国没有一个人有毛泽东那样的号召力，第二，中国不再是一个封闭社会，文革赖以发动的土壤不复存在了。
“文革的产生有一些它的背景和条件。首先要有一个具有统治力、具有号召力才能够调动全国的一切来进行这么一场大革命的人。从历史背景来看，从现在的历史条件下，资讯非常的发达，互联网也是非常的发达，各方面表达意见的渠道不像以前那么封闭。所以要以个人意志强加于全国人民，发动一场那样的大革命也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
谢博士表示，《炎黄春秋》提出“警惕文革元素的复活”是良言，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对无法无天的文革反其道而行之的法制社会。
“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说要警惕文革复活，我觉得要重视法治，重视司法的建设、整个社会的道德和各方面的提升，包括政治道德。就像刚刚提到的薄熙来的事情，他的政治道德首先就非常差。歌颂文革不是他的本意，但是我们从政治道德方面来看，（出于）个人的野心，他可以置一切于不顾，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对人民负责，不对国家负责，就对他自己负责，或者是对他的家人或者是权力、利益这些方面负责。这个不光是薄熙来一个人的问题，国家的权力机构里面就是有一部分人非常地罔顾法律，从这个角度来说道德非常差。那么这个由什么来约束呢？我觉得只能动用法律对这些人的行为、权力进行一些约束。只有健全了法律法制才能够遏制他们的权力欲的扩张，或者是贪欲的横行泛滥。”
谢博士表示，对文革抱取暧昧态度的所谓“新左派”在当今中国有一定市场，原因就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在日益扩大。
“现在左派的想法和意识有点仇富的意思，认为官员要清廉，要帮助普通的老百姓说话，而不是鼓励私有资本，私人赚钱，这是左派现在主要的看法。不能够让私人资本膨胀，造成贫富差距，所以这一方面牵涉到路线政策之争。新的左派的观点常常可以见诸于报端，他们的基本思路或者基本思想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因为现在的社会状况，贫富差距大。中国现在是有钱了，但对大部分工农来说，他们是不是有钱呢？肯定是没有钱的。而且他们在社会群体当中实际上是属于弱势群体，没有权力、没有钱，在社会当中不被重视。毛泽东的思想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会支持呢？毛泽东一贯强调要依靠劳苦大众，依靠人民。毛泽东这个人比较聪明，他紧紧地靠着在当初来说是占中国人口最绝对大多数的底层阶层，工人农民。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展开一场上层领域的所谓的阶级斗争，所以他紧紧地依靠这些劳苦大众。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大众，他知道中国的状况就是他们占绝对多数，这样使得大家都感到被重视。相比现在而言，这些人的地位跟当初相比，有天差地别。这些人现在是不是占少数了？绝对不是。现在的富人再怎么算也是几百万人，中国有多少人？十四亿人口。前不久刚刚统计出来的富豪数字好像是六百多万还是一千万左右，就算是一千多万好了，在整个社会当中占多少比例？很少的一个比例。人是社会的动物，他觉得自己在社会里面得不到重视，在经济方面得不到重视，在所有其他的权利方面都得不到重视，这种情况下就怀念毛泽东。虽然说现在相对工资多了一点，绝对的价值它并没有提高到哪里去。通货膨胀、百物腾贵，他涨的那点工资，觉得是经济地位一落千丈。”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美国侨界知名人士张闻选博士表示， 中国当然需要民主，中国也需要稳定；中国再不能乱。
“我想中国不能再乱了，要紧的事情是中国不能乱。台湾的李登辉整天都想把中国分裂，就是讲文革的事情。一乱就全完了，世界要慢慢改。”
《炎黄春秋》“警惕文革元素的复活”一文有些话在中共红头文件上或者《人民日报》社论里是看不到的，比如文章指责毛泽东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是以阶级斗争为包装， 排除异己”，再比如批评一些部门和地方领导人所谓要警惕西方的“和平演变阴谋”是“过敏或过度反应”，等等，不一而足。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