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尔开希谈中国民主化与民族自决

2014-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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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尔开希在六四晚会接受访问(记者李潼摄)
吾尔开希在六四晚会接受访问(记者李潼摄)
Photo: RFA

 

从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开始,吾尔开希一直是「六四」学生领袖之中备受注目的一位。而二十五年之后,「维吾尔族」这样的身份,让他在思索中国民主化问题时,更多了一份痛苦和责任。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三日,当时的台中市长张温鹰亲手将一纸「中华民国身分证」颁给一位六四民运领袖,身份证上记载的正式姓名是「吾尔开希.多莱特」。

在六四学运领袖中,选择入籍台湾而获得中华民国公民身分的,吾尔开希目前仍然是唯一一位。

儘管拿到了台湾身分证,但「异乡人」却是吾尔开希挥之不去的身份:在台湾,他仍是以「大陆民运人士」的身分被人认识;往前看,在美国,他是「中国人」;而当年在北京念书时,他是来自新疆的维族人。

可能就是这种天涯海角,无处不是异乡人的感受,让吾尔开希比起其它海外民运领袖更希望回到家乡,即使是家乡的看守所。从二零零九年起,他通过澳门、东京和香港的中国驻外馆处,三度表明要向北京当局「自首」,却一再被拒于家乡的大门外。

吾尔开希选择这种「飞蛾扑火」的方式回国,一如八零年代台湾戒严体制松动时,流亡在美国和日本的异议人士,纷纷通过偷渡等方式回到台湾参加民主运动。台湾民进党现今不少台面上的政治领袖,都有「偷渡罪」的前科纪录。

吾尔开希在六四晚会的台下接受访问时的谈话,也在向外传达他已经闻到了中国将发生巨变的气息。他说全世界对六四这个日子的关注,和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再仅仅是缅怀当年的死难者,而是大家几乎都清晰地感受到了,共产党的残暴屠杀和谎言,有一点坚持不住的印象。

他更大胆预言, 五年之内,在刘晓波释放出来时,会是一个很大的契机。

另一个让吾尔开希亟欲回家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始终不愿核发护照给他的父亲,以致于连出国探视吾尔开希都不可能。而这一点,直接和中共当局统治维吾尔族的政策有关。

八九事件之后的二十五年,维吾尔族和中共中央的关係日益恶化。这刺激了吾尔开希必须深度思考「缓解民族矛盾」和「国家民主化」之间的关联。他分析过去二十五年,中国的民族问题变得比过去严重得多。在八九年当时,如果学生们还觉得民族问题有可能通过政治改革和实现民主解决,因为届时不同民族可以找到自己的尊严和生存之地。但今天已经不存在这个条件,民族之间的仇恨,已经成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最严重的障碍。

身为一个「维吾尔族」的「中国民运人士」。吾尔开希说自己对当前的情况既感到痛苦,也有深刻的责任感。以前可以希望通过政治解决,但未来可能要诉诸更高层次的个人情感、价值观或道德感召这种方式来呼唤和解。但这个挑战其实非常大。

吾尔开希强调,「民族」与「民主化」之间最大矛盾正是来自现实。因为在民主化以前,不会有「民族自决权」的可能。少了「民族自决权」,就根本谈不上独立。如果一定要在这种状况下独立,双方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最后的结果也会让人很担忧。

记者问,即使中国完成民主化,「民族自决」的理念就能被广为接受吗?吾尔开希也没有把握。他认为如果将来中国实现了民主,「民族自决」的概念能不能充分而全面地被认可,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他相信只要是尊重民主原则的人,最后一定能够接受「民族自决」。到了那时国家、社会还是需要理性与和解的声音,「我们到那时能不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变成很重要的课题」。

(记者:李潼  编辑: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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