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爾開希談中國民主化與民族自決


2014.06.05 10:35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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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605-alp.jpg 吾爾開希在六四晚會接受訪問(記者李潼攝)
Photo: RFA

 

從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開始,吾爾開希一直是「六四」學生領袖之中備受注目的一位。而二十五年之後,「維吾爾族」這樣的身份,讓他在思索中國民主化問題時,更多了一份痛苦和責任。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三日,當時的臺中市長張溫鷹親手將一紙「中華民國身分證」頒給一位六四民運領袖,身份證上記載的正式姓名是「吾爾開希.多萊特」。

在六四學運領袖中,選擇入籍臺灣而獲得中華民國公民身分的,吾爾開希目前仍然是唯一一位。

儘管拿到了臺灣身分證,但「異鄉人」卻是吾爾開希揮之不去的身份:在臺灣,他仍是以「大陸民運人士」的身分被人認識;往前看,在美國,他是「中國人」;而當年在北京唸書時,他是來自新疆的維族人。

可能就是這種天涯海角,無處不是異鄉人的感受,讓吾爾開希比起其它海外民運領袖更希望回到家鄉,即使是家鄉的看守所。從二零零九年起,他通過澳門、東京和香港的中國駐外館處,三度表明要向北京當局「自首」,卻一再被拒於家鄉的大門外。

吾爾開希選擇這種「飛蛾撲火」的方式回國,一如八零年代臺灣戒嚴體制鬆動時,流亡在美國和日本的異議人士,紛紛通過偷渡等方式回到臺灣參加民主運動。臺灣民進黨現今不少檯面上的政治領袖,都有「偷渡罪」的前科紀錄。

吾爾開希在六四晚會的臺下接受訪問時的談話,也在向外傳達他已經聞到了中國將發生鉅變的氣息。他說全世界對六四這個日子的關注,和以往最大的不同在於,它不再僅僅是緬懷當年的死難者,而是大家幾乎都清晰地感受到了,共產黨的殘暴屠殺和謊言,有一點堅持不住的印象。

他更大膽預言, 五年之內,在劉曉波釋放出來時,會是一個很大的契機。

另一個讓吾爾開希亟欲回家的理由,是中國政府始終不願核發護照給他的父親,以致於連出國探視吾爾開希都不可能。而這一點,直接和中共當局統治維吾爾族的政策有關。

八九事件之後的二十五年,維吾爾族和中共中央的關係日益惡化。這刺激了吾爾開希必須深度思考「緩解民族矛盾」和「國家民主化」之間的關聯。他分析過去二十五年,中國的民族問題變得比過去嚴重得多。在八九年當時,如果學生們還覺得民族問題有可能通過政治改革和實現民主解決,因爲屆時不同民族可以找到自己的尊嚴和生存之地。但今天已經不存在這個條件,民族之間的仇恨,已經成爲解決中國民族問題最嚴重的障礙。

身爲一個「維吾爾族」的「中國民運人士」。吾爾開希說自己對當前的情況既感到痛苦,也有深刻的責任感。以前可以希望通過政治解決,但未來可能要訴諸更高層次的個人情感、價值觀或道德感召這種方式來呼喚和解。但這個挑戰其實非常大。

吾爾開希強調,「民族」與「民主化」之間最大矛盾正是來自現實。因爲在民主化以前,不會有「民族自決權」的可能。少了「民族自決權」,就根本談不上獨立。如果一定要在這種狀況下獨立,雙方都要付出慘痛的代價,最後的結果也會讓人很擔憂。

記者問,即使中國完成民主化,「民族自決」的理念就能被廣爲接受嗎?吾爾開希也沒有把握。他認爲如果將來中國實現了民主,「民族自決」的概念能不能充分而全面地被認可,這也是一個現實問題。但他相信只要是尊重民主原則的人,最後一定能夠接受「民族自決」。到了那時國家、社會還是需要理性與和解的聲音,「我們到那時能不能扮演這樣的角色,變成很重要的課題」。

(記者:李潼  編輯:吳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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