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一個計劃生育國度的複雜困境
資料圖片：2023年3月2日，上海怡培通培訓中心用塑料嬰兒模型對學員進行月嫂培訓。
路透社
一輛黑色的奔馳車停在酒店樓下。GIGI和另外兩個女孩每天固定坐這輛車，被送到到一個裝修精美的LOFT裏，打排卵針，做陰超，持續數日，直至醫生判斷她們的卵泡已經成熟，可以手術取卵。
看到新聞曝光號稱“中國北方最大的代孕實驗室”後，GIGI覺得，她當時去的，應該就是這樣的實驗室。從她體內取走的卵子，應該也進入了代孕環節。
GIGI今年25歲。這次“捐卵”是她人生中一段從未對人提起的隱祕經歷。這個選擇，使她獲得了四萬五千元人民幣的酬勞，成爲她在上海立足的“啓動資金”。她租了房，找到了不錯的工作，如今正在尋找留學美國的機會。
但在新聞面前，她是“堅決抵制”和“代孕入刑”的無條件支持者。
近兩週過去，新聞所曝光的中國北方城市——青島市衛生健康委員僅發佈了一條簡短的通報：“針對網傳該市某生物公司開展代孕一事，我委立即會同公安、市場監管等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調查覈實相關情況。一經查實，將依法依規嚴肅處理。”
中國女權主義者、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李思磐指出，地方衛健委所能依據的法規，僅是中國衛生部在2001年頒佈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其中一條沒有匹配懲罰機制的規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應當在醫療機構中進行，以醫療爲目的，並符合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倫理原則和有關法律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
“這只是衛生部頒佈的一個管理辦法，依法依規，最後可能也只是一個非法行醫的定性。”她對自由亞洲電臺分析，“而且衛生部頒佈的管理辦法，也管不到醫院和醫務人員以外的地方。”
飄忽不定的女性地位、不能自主的生育權利、單薄的法律規定，以及公共討論空間的喪失，在這個曾倡導計劃生育的國家裏，代孕正處於一個極爲複雜的困境。
捐卵
GIGI最早是在大學生兼職羣看到的“捐卵”信息。她的第一反應是：報警。但警察告訴她，管不了。
再次想起這條信息時，她即將畢業，想去上海。她需要買車票、租房子以及幾個月的生活費。GIGI說自幼父母離異，祖父母也去世了，從小到大，她從沒有在經濟上獲得過來自家庭的任何支持。“那時我覺得，這是我僅有的選擇。”
通過微信，中介問了她身高、體重、愛好、家庭成員的健康情況後，給了她一個價格：四萬五。“最重要的是學歷，我是本科學歷。”
三週之後，中介通知她有買家了，需要在線面試。
買家只有聲音，GIGI需要開攝像頭。買家尤其關注家族病史。GIGI的第一次面試就失敗在這裏。對方聽說她爺爺和奶奶均在六十歲左右去世後，拒絕了。“中介告訴我，不能所有事情都實話實說。”於是，第二次面試時，GIGI的回答變成了：全部家庭成員都健在。
她通過了。
中介給她買了去上海的機票，帶她在上海的正規醫院做了體檢。在這裏，她唯一一次見到了買家。“30多歲的女性，挺白的，說話很溫柔，感覺很有文化。”對方很滿意，尤其讚賞GIGI1米70的身高。
體檢結果一切正常，這個巨大的鏈條正式啓動了。
GIGI和另外兩個女孩被安排住進了酒店。女孩們不避諱地討論起價格。她回憶，其中一個非常漂亮，5萬；另一個只有大專學歷，3萬。但她們“捐卵”的目的讓GIGI有些喫驚：一個是想去整容；另一個，只是想去三亞旅遊。
黑色奔馳車每天接送她們往返於酒店和“實驗室”，這個巨大的生產鏈條上有護士，醫生，營養師，手術看起來專業而正規。從手術中甦醒後，GIGI感到小腹脹痛，之後幾天，她迅速消瘦，沒有食慾。所幸很快又恢復了。不幸的是，另一個女孩取卵後出現了嚴重的腹水現象，在酒店裏連續輸液三天，才勉強康復。
“可能我碰到的這個中介算是有良心的？他們要保證我們身體沒什麼問題，才讓我們離開。”GIGI向自由亞洲電臺回憶，“後來還會在微信裏問我身體怎麼樣了，也許是希望有二次合作。”
買家
GIGI後來還是刪掉了他的聯繫方式。
在回答“如果代孕入刑，應該是誰入刑”時，GIGI覺得，第一是買家——儘管她對那位買家印象不錯，但“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中介排第二，因爲他們賺到了錢。
但在美國GSHC代孕中心創始人申佳看來，許多“買家”也是受害者。這家創辦於2016年的代孕中心，每個月接待一百餘個諮詢家庭，來自中國的約佔六成。
申佳說，與外國客戶相比，中國“買家”有一個顯著不同的羣體：失獨家庭，或在中國放開生育政策後，想要二胎、三胎，但自身條件已經無法滿足生育要求的人。
不孕不育人羣當然也是代孕的主要需求羣體。據新華社旗下《經濟參考報》報道，2023年《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顯示，中國已婚家庭的不孕不育率約爲18.2%，另一個被廣泛傳播的數字是約涉及5000萬人。
但申佳說，不孕不育在中國雖然數量龐大，但有很多可以通過治療改善而無需代孕。反而是失獨家庭，或在人口政策放開後，希望再生育的人，由於自身年齡較大，不具備孕產的條件，成爲了代孕的“剛需”羣體。
至於因爲害怕影響事業而選擇代孕的明星羣體，申佳說：有，但非常少。
從本科到博士後，從北大清華到加州理工，申佳學的都是藥理學。直到有個中國朋友委託她在美國尋找代孕幫助，她轉了行。
聽到“代孕入刑”的說法後，申佳說，“批評別人總是容易的。但你怎麼能夠去批評別人一定要有一個自己的孩子的願望呢？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這類受中國生育政策影響的羣體，無法估計數量。同樣無法預估的，還有同性戀羣體。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認爲，至少將公益性代孕合法化是值得討論的。“畢竟他們也是制度的受害者，爲什麼不能提供多一個選擇？”
但在上官正義——這一系列代孕事件的“爆料人”看來，這個口子一開，勢必會帶來無法預期的後果。“代孕一定會帶來倒賣出身證明，一定會帶來販賣嬰兒”。他在今年五月接受的一次採訪中斬釘截鐵地說。
上官正義是個假名字。他最早是一名打拐志願者，在網絡上追蹤拐賣兒童線索時，發現了代孕產業鏈，臥底了上百個微信羣后，終於揭開了層層面紗。青島地下代孕實驗室，就是他向媒體提供的線索。
販賣是一步步演變的。上官正義舉例說：你想要一個孩子，但中介可能植入兩個胚胎，最後兩個都活了，要麼，你再掏七十萬買下第二個，要麼，中介“送”掉第二個，有償。
申佳認爲，這恰恰是代孕亟需在中國合法化的原因。合法化，帶來的是准入機制，以及相應的懲罰措施。如果所有環節都沒有標準和規範，在金錢的誘惑下，一定會發生變異。她說，在美國，不可能發生爲了保證成活率而植入多個胚胎的事情，“因爲首要因素是保證孕母的安全，而多胎植入的後果是增加風險”，這是違反操作流程和規範的。
如果委託方最後無法撫養孩子，在美國成熟的收養機制下，也能夠爲孩子找到一個收養家庭。
今年八月，申佳就遇到了這樣的例子。代孕媽媽在孕29周時發生了一點意外，申佳判斷，這個意外帶來嚴重後果的風險不大。但委託方在情感上無法接受孩子出生後還可能需要手術，希望終止妊娠。但這對申佳和代孕母親來說，也是很難接受的事實。最終，是美國這套“收養制度”使三方達成一致，保住了孩子。
現在，申佳爲這個努力感到欣慰，因爲“孩子大概率是沒有問題的”。
李思磐則說她有點“騎牆”。她認爲代孕有很多倫理問題，同時，她覺得中國社會應該增加更多調劑手段，比如領養，比如放棄血緣上的執念。但她也希望大家都去正規醫院的生殖輔助中心，看看另一個真實的女性世界。“許多中國女性爲了生育這件事，不上班，常年往返醫院，喫藥，打針，用盡一切辦法，那麼卑微，那麼無可奈何。”
“我想說的是，多數中國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就是生育跟養育。 如果我們全面禁止一個事情的目的是保護女性，我們是否想過，事實上的結果可能是什麼？我自己並不知道答案。我的意思是，在這場討論中，這些女性的聲音也應該被聽到和考量。”
賣家
在中國社交媒體平臺上，有很多帖子描述代孕一旦合法中國女性可能面臨的情景：一旦代孕合法，貧窮山村的女孩一旦具備了生育能力，就會淪爲商品，被植入胚胎，等待僱主的挑選。
“在資本的刺激下，會使更多的人鋌而走險。”一個名爲“新洞察”的自媒體寫道：“家庭條件不好？代孕吧。弟弟沒錢娶老婆？你當姐姐的去代個孕不就行了！老公喫喝嫖賭不掙錢，回家打老婆:你立刻去代孕給老子掙錢！”
這個場景使GIGI感到恐懼。“你知道嗎？湖北有一個代孕村，村裏的婦女被丈夫、婆婆逼着出去做代孕賺錢。”
巧的是，湖北“代孕村”是由此次地下代孕實驗室所在省——山東電視臺曝光的。但多數受訪者面對鏡頭時都表示這是自願的。
一位姓練的老太太介紹，種田掙不到錢，而代孕來錢又多又快。她的女兒、兒媳婦都靠“生孩子”賺到了錢。兒媳婦已經四十五六歲了，她怕有危險，“但媳婦自己想要生，沒辦法”。
《中國新聞週刊》在2017年的代孕調查中，也講述了一位代孕媽媽的經歷。她只有初中畢業，每月打工只有兩三千塊錢。丈夫跑運輸欠了債，聽說代孕後，她動了心思，丈夫不同意，她一個人偷偷去做了胚胎移植。
一年後，她用代孕賺的20萬，還了債，蓋起了新房。沒錢裝修？這次丈夫沒有反對。她出來時，還帶上了幾個村裏的姐妹。
網友的預測雖然誇張，但張菁說，代孕媽媽的自願中確實也有一種無奈。“這個社會給女性提供的機會是不夠的，但支撐家庭的責任仍然落在了每個已婚女性身上。我們試想，如果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資，如果務農的收入足夠，這些農村女性是不是還必然會做出這種‘自願’的選擇？可能是不會的。”
即便是真實的“自願”，代孕仍然有非常高的風險。申佳說，“在這麼長的孕育時間裏，隨時可能發生意外”，從保護代孕媽媽的角度來說，也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規範這個漫長鏈條的所有細節。比如：如何保證代母能按約定拿到酬勞；懷孕過程如果發生意外，代母的醫療費用由誰支付；如果意外造成了代母的身體損害，應該如何賠償；如果孩子生產後發生了問題，又應該由誰來說費用……
“如果我們無法完全在中國禁止代孕，與其一邊喊反對，一邊忽略所有細節，不如將這些可能產生糾紛的環節全部提前規範好。”申佳說。
GSHC普通代孕的價格中位數是十四萬美元，約有一半將成爲代孕媽媽的補償費，放在由律所掌握的託管賬戶裏，在整個代孕的過程中按合同分階段支付。另一個避免糾紛的手段，是爲代母及新生兒購買全方位的保險，包括醫療、切除器官、人壽等。
而這些舉措，在一個無法公開討論、也不能從法律角度規範的環境裏，無法強制實施。
自由亞洲電臺試圖聯絡多家自稱地處中國的代孕機構，瞭解其運作過程，以及如何規避可能出現的風險，有效保護代孕媽媽及新生兒的權益，均沒有獲得回應。
複雜的輿論場
在李思磐看來，對代孕這樣複雜問題的公共討論顯然不夠：到底應該全面禁止，部分合法化，還是全部合法化，其實有非常多的層次的。
而網絡發聲是有門檻的。新浪微博在2020年公佈的數據，微博平臺用戶中，90後和00後佔比接近80%，女性用戶顯著多於男性用戶，主要生活在北上廣深及東部沿海城市，受過高等教育、在城市有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她們顯然不會成爲代孕媽媽，也沒有生兒育女的固有觀念。相反，她們中的絕大多數秉持着是不婚不育的觀點。
“我當然認爲代孕是對貧窮女性的一種剝削，會使女性子宮成爲商品和工具，”李思磐說，“但一刀切地全面禁止，一旦你授權更多的國家暴力，國家很可能會加倍地行使這個權利，我覺得那是更可怕的。本來資本和權力都應該批判，但是現在年輕的一代只知道資本是應該批判的。”
這個場景曾在鄰國柬埔寨上演。2018年，柬埔寨宣佈將代孕視爲買賣人口，買賣同罪。委託方——許多是中國同性戀——被判刑入獄，數十名代孕媽媽也因販賣自己所生的嬰兒被捕。獲得緩刑的條件是媽媽們必須撫養孩子。這些本來渴望通過代孕擺脫經濟困境的女性，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困境，有些因此離了婚。
李思磐曾在中國南方一家著名的報業集團工作十餘年，2017年後，中國女權運動受到壓制，言論空間緊縮，她選擇去學校教書，低調地生活，疫情後，又到了美國。在她看來，中國對公共言論的管控，對民間力量的壓制，以及社交媒體平臺爲了避免危險，有目的地扶持消費、娛樂、搞笑等內容，使得在公共空間理性討論問題的可能性消失了，“大家看到的都是表態，都是情緒”，後果則是輿論的極化和泡沫化，一部分懂得表達，甚至從內容中獲得名望和經濟利益的人聲音被放大，而以往可能被媒體關注的弱勢人羣的聲音，卻因爲新聞業的式微和社交媒體的篩選機制而更加聽不到了。
掐指一算，唯一與代孕相關的法規《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已經23年未變了。
張菁認爲，中國在生育政策和制度上的僵化，根源在於“沒有把人的個性和多樣性放在第一位”。“他們希望的是，讓你生你就生，不讓你生你就別生，不要提什麼額外的要求，這其實才是對女性最大的物化。”
李思磐則擔心：“這樣熱鬧的討論，如果最終指向不是推動政策和制度的改變，只是變成一部分女性對另一部分女性的指責和傷害，那真是太遺憾了。
25歲的GIGI有時確實感到混亂。
她支持“代孕入刑”，但回想過去的經歷，她沒有感覺自己受到了剝削。“他們照顧我們還照顧得挺好的，而且我很清楚我是奔着錢去的，我不投入感情，就沒什麼感覺。”
她支持保護女性的生育權，但當女性選擇代孕時，她又有些“恨鐵不成鋼”：爲什麼一定要生？也可以選擇不生！
如果以現在的年紀再回到當時，GIGI說肯定不會做同樣的選擇，但她又強調，這個選擇是可以理解的。“當時我就是一個那麼幼稚的小姑娘，思考問題不成熟，身邊連一個可以商量的人都沒有。”
她提到，同時“捐卵”的另一個女孩也是父母離異，和奶奶相依爲命，她說那種感覺很“孤單”：周圍的朋友，大多有溫暖的家庭，家庭有穩定的收入，父母有能力爲孩子的夢想買單，而她不想用自己的困境換取同情，“感覺這個選擇也是一種獨立”。
那麼，現在的GIGI，會覺得過去的GIGI正是自己所批判的那種人嗎？她說，她要想想。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今年8月，中國首例單身女性凍卵案二審宣判。經過了三年兩輪審判，原告徐棗棗敗訴，她要求北大婦產醫院提供凍卵服務的請求，沒有獲得法庭的支持。這也招來不少冷嘲熱諷：你爲什麼要凍卵，是不是想着要去代孕？
近十五天過去，有關部門的處理結果仍未公佈，公衆的關心正慢慢降溫。
“可以想像，此次事件後，法律上依然禁止，但地下產業鏈仍然在肆意運行，這似乎在宣告另一種形式的‘合法’……我們又能怎麼辦？”中國綜藝奇葩說辯手詹青雲在微博上寫道，“有時我看得見希望，有時看不見。”
記者 朱麗葉 (應本人要求，GIGI爲化名）責編：李亞千 網編：洪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