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些大城市近期出台措施严控人口规模,启动产业转移外迁,希望以此解决人口过多带来的城市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等问题。不过,有评论指出,目前,中国的资源和机会过度集中在大城市,各大城市严控人口规模的政策不会奏效。
中国官方新华网2月19号报道,中国各大城市人口规模暴增,已超过了2020年人口控制目标。
例如,北京市常住人口2013年底突破2114万,超过2020年1800万人左右的控制目标;上海市常住人口2012年底就达到了2380万,超过2020年1850万的预测值;杭州市常住人口2012年底就超过了880万,超过2020年规划值。人口暴增引发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资源紧缺等难题。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近期纷纷出招严控人口规模。
北京今年将重点启动中心城小商品交易市场整治和外迁工作,带动人口分流;上海坚持城市建设重心向郊区转移;杭州市提出“划定主城区开发边界,推动城市建设中心向副城、组团和新城转移”。武汉市将在中心城区探索试行外来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积分”标准包括:知识水平、技能状况、居住情况、参保情况等,试图通过打分,优化入户人口结构。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如果中国大城市资源、机会过度集中的情况不改变,各大城市严控人口规模的政策就不可能奏效。
“过去20、30年,北、上、广等大城市一直严格控制人口。这是计划经济的思路。但是每个城市的控制手段都失败了。杭州、武汉的政策也不新鲜,也不会成功。最大的问题是,所有资源都在大城市,所有机会都集中在大城市。”
新华网的报道还说,截至2013年底,中国全国有31个城市的汽车数量超过100万辆,其中,北京超过500万辆,上海、广州、杭州等8个城市的汽车数量都超过了200万辆。北京市目前年用水量缺口近三分之二,不得不依靠超采地下水、从外省调水“解渴”。在广州,不少生源密集地去年小学学位紧张、“僧多粥少”,因为当年出生的流动人口增幅超过20%。
对于中国各大城市的“城市病”,现在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程晓农评论说:“大城市的‘城市病’,其实与中小城镇不能城镇化有关系。也就是说,大量劳动力从中小城镇和农村涌进大城市,特别是北、上、广、深这几个特大型城市。中国现在劳动力的流动,在相当程度上不受政府的控制,而是根据需求变化自由的流动。需求集中在这些大城市,导致了劳动力往这些大城市集中。所谓需求,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比如月嫂、清洁工等。中小城镇的老百姓收入很低,他们请不起月嫂,中小城镇也没有那么多就业机会提供给来自农村的农民工。而特大城市,有大批的中高收入阶层,他们需要这样的中低端劳动力。另一个是对中端的、小白领的需求。特大城市集中了大批的服务业,广告、媒体、IT等就业机会都集中在特大城市,所以不光是农民工要往大城市流入,大学生毕业后要想就业也只能往这些大城市流动,所以这必然导致全国人民奔北、上、广。”
程晓农认为,中国各大城市资源过度集中的现状难以改变,各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会持续膨胀。
(记者:林坪 责编: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