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总署的通知说，为推动出版单位转制，将在出版资源配置上予以倾斜；对转制到位的出版单位，在出版范围、书号、版号等方面不予限制。杭州的自由撰稿人昝爱宗说，中国政府对出版社采取出版范围的限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对出版社进行书号控制，则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采用的行政管理措施。具体的做法是：一个编辑一年平均发给5个左右的书号，也就是书籍的出版许可。这种管理模式导致了出版社买卖书号的反常现象：
“新闻出版署已经三令五申了，十几年前就说要禁止买卖书号，实际上它也承认买卖书号是禁不住的。羊城晚报还曾经曝光过一次广东的出版社到年底了书号没有了，中国新闻出版署规定从4月1号开始实行实名制，在实名制之前他们的号没有了。没有了怎么办？就把很多书都压在那儿，出不了。有的出版社可能有富余的书号，就可以先从他们那儿买，因为书号是出版社的一种象有价证券一样的，他不可能随便、平白无故地转让，他肯定是要收费的。”
昝爱宗说，不少出版社一到年底就为书号不够用，很多书不能出版而发愁。有些书因为没有书号只好推迟到第二年出版；而有的出版社却有多余的书号，因此出现书号买卖现象，
“一个书号2万、3万不等，知名度大一点的大的出版社，可能书号要贵一点，基本上每个出版社都有买卖书号的嫌疑，只不过他不叫买卖书号，他叫合作出书、合作出版。你出一笔钱，这个书就等于你包交出几千册，就等于出了几千册的钱 。其实，这个书出版社出了以后，他也不卖，谁包销它就把书给谁了。其实也是买卖书号。”
昝爱宗认为，新闻出版总署虽然说要取消一些出版社的书号限制，但与此同时却加强了对出版书籍的审批，
“我认为他是换汤不换药，他说是你申请就可以给你一个书号，但事实上，它用实名制的方式也是一种限制。以前申请只要报一个书名，就可以给你一个书号。现在不行了，现在要报书名，还要内容简介，这个书大约都多少字，包括那些内容都要报上去，他才给你书号。其实也是限制，比以前限制得更精确、更严格、更到位了。他说的以前计划经济时代，只不过那时候管理比现在松弛一点，现在严厉一点了。其实，我认为它在骨子里面还是计划经济，因为这个书号还是要审批的，计划经济的特色就是审批制。”
西安的自由撰稿人马晓明说，限制出版社的书号数量，实际上是限制了中国的文化活力，不利于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的发展，
“一个是要通过司法部门的裁决，再一个是需要通过社会舆论的监督，如果有些什么书，他的观点、他的事实不准确，观点有谬误的话，社会舆论也可以去评论它，也可以去监督它。”
马晓明认为，出版单位改制，仅仅取消对书号数量的限制没有多大作用，最重要的应该是取消政府对书籍出版的审批制度，
“现在的问题就是政府假大空，谎话，不符合实际的话，宣传他们自己的东西满天飞，到处都是。但是，人们真正想表达这些意愿和书刊的内容却无法表达。这实际上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严重侵犯。”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