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劳改基金会”资料,从1949年中国建立劳改制度至今,估计总共关押过四千万到五千万人,其中在严酷的劳改环境下丧生的囚犯不可胜数。劳改体制的基本前提与古拉格相似,罪犯们一旦被判刑,就会被送至劳改营接受强制劳动。1949年10月1日中国在苏联协助下建立劳改制度,目的在于强迫罪犯对共产主义和毛主席歌功颂德并反省自己的过错,成为社会主义新人。
吴弘达说:“强迫劳动、从50年代开始这些人就大量地修淮河,修铁路。鞍钢、包钢,都有犯人参加。这个是基本劳动,但这些劳动没有出口,到今天为止犯人基本上还是这些劳动。比如说三峡,就有犯人参加。青海在50年代末的时候大批的劳改队在那里,青海的人口是机械化增长,就是不是自然生育增长,就是把劳改送进去了,几十万上百万呐!但是这个送进去基本上都是汉人,但是同样在西藏建立了大批劳改队。劳教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法律手续,不进法院。”
“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谈到基督徒受劳改时说:“天主教地下教会一直受到打压,很多地下天主教会的神父、主教都失踪,都被判长时间的徒刑。所有的主教由梵蒂冈任命的都或者失踪,或者被关押。不能够正常举行、主持宗教活动了。罪名就是说他们是非法宗教活动,仅仅因为在他们的家庭会的场地发现有圣经,就对他们进行取缔并且毒打。”
“劳改基金会”资料显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人数占劳改总人数的40%。中国目前有68种可判处死刑的罪名种类,包括经济犯罪和非暴力犯罪。仅2006年被报道过的处决的死囚人数就有1010人。在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受审的犯人中,高达98%最终以此定罪判刑。
傅希秋谈到:“如果你有外国传教士在你教会或团契里边带领聚会,那你会面临着这些严重的政治罪名被打压。比如说新疆的两位维族的基督徒,吾斯曼.依明和阿里木江.依米提,他们两个都是最开始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所谓‘泄露国家机密罪’被抓捕。”
政治评论员陈破空解释:“所谓国家安全在中共里面就是政权的安全。而这个政权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而它危害的甚至于不是什么政府的行为,实际上是所谓的政党的既得利益。有人揭露了腐败,有人要求反腐败,有人要求民主改革,有人要求监督制衡,有人要求权力下放,等等。这些共产党都认为是危害了它的既得利益,这就是把它定为危害国家罪的来源。它抓捕一个人往往不需要任何的手续,关押一个人收容审查等等也无限长短,所以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自己的法律都是肆意违背的。”
已被“劳改基金会”确认的,目前仍在运作的劳改营有1398个,关押着三百万到五百万犯人,在《劳改手册》中可以找到详细信息。每个劳改营同时挂着两个牌子,监狱名称和企业名称,以犯人为无成本劳动力,生产各类商品,充斥国内货架,甚至远销世界各地。被美国海关总署依据1930号拘留令扣除的商品就包括扳手、汽车零件、胶鞋、茶叶、葡萄、皮革等林林总总。在邓白氏公司 (Dun & Bradstreet) 商业数据库中与劳改营直接相关的企业有314家,其中65条搜索包含“监狱”两个字,这些公司分布于中国大陆本体31个省中的28个省。
吴弘达告诉本台:“确实做很多产品,这些产品如果能达到国家标准出口那当然出口,达不到国家出口(标准)就在国内。90年以后,劳改产品不能直接出口了,但是它可以跟国内的企业做生意,就是说国家的进出口企业代你出口,所以劳改产品从来没有停止过(出口)。”
陈破空回忆狱中经历时讲:“我当时曾经是在(广州市)第一劳教所的第九中队和第六中队呆过。第九中队白天是在码头抬石头、装船,晚上是做人造花。所以犯人在这里从事的是高强度、重体力、长时间的劳作,每天劳动时间至少是14小时以上。还有很多的犯人完不成沉重的劳动任务会达到20小时以上,甚至不能睡觉。如果犯人完不成任务,那就是棍棒交加、拳脚交加。”
1984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关于利用死刑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中明文指出“无人收尸或家属拒绝收尸的”、“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单位利用的”和“经家属同意利用的”三种死刑犯尸体或器官可供利用,且特别强调“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要严格保密,注意影响,一般应在利用单位内部进行。却有必要时,经执行死刑的人民法院同意,可以允许卫生部门的手术车开到刑场摘取器官。但不得使用有卫生部门标志的车辆,不准穿白大衣,摘取手术未完成时,不得解除刑场警戒”,“尸体被利用后,由火化现场协助利用单位及时火化;如需埋葬或做其他处理的,由利用单位负责”。
陈破空证实:“一逢到每年节假日搞所谓“严打”,在我的监仓里都关押过这些即将被处决的死刑犯,他们就经常谈论这些器官。在处死身体还发热的时候、或者说就还没有完全死的时候,器官就会被紧急摘除而用于移植。我是听说,但是我相信这种听说,因为基本上这种说法在看守所里是非常的普遍。”
吴弘达说:“1951年镇反,中国一次性枪毙了前后一年120万人,还有一次是1983年严打,11个月里8万人,但是也有一些中共的学者谈每年平均8000人。一个湖南民工跑到深圳去打工,要枪毙他,这个老家的(人)还坐着火车去领尸啊?没有这个事嘛。这就所谓“无人认领”,那就尸体公开的(使用)。最后到了06年的时候,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就讲了,06年我们中国有个非常大的成就: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器官移植)的国家,有1万3千多例,但是卫生部副部长承认,大部分是死囚犯。这个我想大家知道中国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尸体捐了,还有这么多的器官移植,这就是死囚犯,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那么为什么人们对诺大的一个劳改系统知之甚少呢?“中国人权”前主席刘青说 :“所有劳改完的人大概都很难回到社会,而被他们进行了所谓留厂就业的这种处理。留厂就业实际上是强迫的,因此被成为“二劳改”。他们的公民权利还有其他的权利都是随意地受到侵犯和剥夺的。因为他把劳改这个黑暗的角落基本上从社会上消除了,而在监狱里的人,很多人即使出来之后,他们发出的声音也很难被外界了解和知道,所以真实的劳改情况外界不是很容易了解到的。凡事一个东西它不能够公开和透明,她是有选择的让外界来了解来知道,那这个东西它准有很多阴暗的。”
《劳改》一书揭露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本书的中文版预计将在中国国庆前夕出版。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实习记者陆虹旭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