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劳改基金会”资料，从1949年中国建立劳改制度至今，估计总共关押过四千万到五千万人，其中在严酷的劳改环境下丧生的囚犯不可胜数。劳改体制的基本前提与古拉格相似，罪犯们一旦被判刑，就会被送至劳改营接受强制劳动。1949年10月1日中国在苏联协助下建立劳改制度，目的在于强迫罪犯对共产主义和毛主席歌功颂德并反省自己的过错，成为社会主义新人。
吴弘达说：“强迫劳动、从50年代开始这些人就大量地修淮河，修铁路。鞍钢、包钢，都有犯人参加。这个是基本劳动，但这些劳动没有出口，到今天为止犯人基本上还是这些劳动。比如说三峡，就有犯人参加。青海在50年代末的时候大批的劳改队在那里，青海的人口是机械化增长，就是不是自然生育增长，就是把劳改送进去了，几十万上百万呐！但是这个送进去基本上都是汉人，但是同样在西藏建立了大批劳改队。劳教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法律手续，不进法院。”
“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谈到基督徒受劳改时说：“天主教地下教会一直受到打压，很多地下天主教会的神父、主教都失踪，都被判长时间的徒刑。所有的主教由梵蒂冈任命的都或者失踪，或者被关押。不能够正常举行、主持宗教活动了。罪名就是说他们是非法宗教活动，仅仅因为在他们的家庭会的场地发现有圣经，就对他们进行取缔并且毒打。”
“劳改基金会”资料显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人数占劳改总人数的40%。中国目前有68种可判处死刑的罪名种类，包括经济犯罪和非暴力犯罪。仅2006年被报道过的处决的死囚人数就有1010人。在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受审的犯人中，高达98%最终以此定罪判刑。
傅希秋谈到：“如果你有外国传教士在你教会或团契里边带领聚会，那你会面临着这些严重的政治罪名被打压。比如说新疆的两位维族的基督徒，吾斯曼．依明和阿里木江．依米提，他们两个都是最开始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所谓‘泄露国家机密罪’被抓捕。”
政治评论员陈破空解释：“所谓国家安全在中共里面就是政权的安全。而这个政权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而它危害的甚至于不是什么政府的行为，实际上是所谓的政党的既得利益。有人揭露了腐败，有人要求反腐败，有人要求民主改革，有人要求监督制衡，有人要求权力下放，等等。这些共产党都认为是危害了它的既得利益，这就是把它定为危害国家罪的来源。它抓捕一个人往往不需要任何的手续，关押一个人收容审查等等也无限长短，所以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自己的法律都是肆意违背的。”
已被“劳改基金会”确认的，目前仍在运作的劳改营有1398个，关押着三百万到五百万犯人，在《劳改手册》中可以找到详细信息。每个劳改营同时挂着两个牌子，监狱名称和企业名称，以犯人为无成本劳动力，生产各类商品，充斥国内货架，甚至远销世界各地。被美国海关总署依据1930号拘留令扣除的商品就包括扳手、汽车零件、胶鞋、茶叶、葡萄、皮革等林林总总。在邓白氏公司 (Dun & Bradstreet) 商业数据库中与劳改营直接相关的企业有314家，其中65条搜索包含“监狱”两个字，这些公司分布于中国大陆本体31个省中的28个省。
吴弘达告诉本台：“确实做很多产品，这些产品如果能达到国家标准出口那当然出口，达不到国家出口（标准）就在国内。90年以后，劳改产品不能直接出口了，但是它可以跟国内的企业做生意，就是说国家的进出口企业代你出口，所以劳改产品从来没有停止过（出口）。”
陈破空回忆狱中经历时讲：“我当时曾经是在（广州市）第一劳教所的第九中队和第六中队呆过。第九中队白天是在码头抬石头、装船，晚上是做人造花。所以犯人在这里从事的是高强度、重体力、长时间的劳作，每天劳动时间至少是14小时以上。还有很多的犯人完不成沉重的劳动任务会达到20小时以上，甚至不能睡觉。如果犯人完不成任务，那就是棍棒交加、拳脚交加。”
1984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关于利用死刑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中明文指出“无人收尸或家属拒绝收尸的”、“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单位利用的”和“经家属同意利用的”三种死刑犯尸体或器官可供利用，且特别强调“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要严格保密，注意影响，一般应在利用单位内部进行。却有必要时，经执行死刑的人民法院同意，可以允许卫生部门的手术车开到刑场摘取器官。但不得使用有卫生部门标志的车辆，不准穿白大衣，摘取手术未完成时，不得解除刑场警戒”，“尸体被利用后，由火化现场协助利用单位及时火化；如需埋葬或做其他处理的，由利用单位负责”。
陈破空证实：“一逢到每年节假日搞所谓“严打”，在我的监仓里都关押过这些即将被处决的死刑犯，他们就经常谈论这些器官。在处死身体还发热的时候、或者说就还没有完全死的时候，器官就会被紧急摘除而用于移植。我是听说，但是我相信这种听说，因为基本上这种说法在看守所里是非常的普遍。”
吴弘达说：“1951年镇反，中国一次性枪毙了前后一年120万人，还有一次是1983年严打，11个月里8万人，但是也有一些中共的学者谈每年平均8000人。一个湖南民工跑到深圳去打工，要枪毙他，这个老家的（人）还坐着火车去领尸啊？没有这个事嘛。这就所谓“无人认领”，那就尸体公开的（使用）。最后到了06年的时候，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就讲了，06年我们中国有个非常大的成就：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器官移植）的国家，有1万3千多例，但是卫生部副部长承认，大部分是死囚犯。这个我想大家知道中国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尸体捐了，还有这么多的器官移植，这就是死囚犯，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那么为什么人们对诺大的一个劳改系统知之甚少呢？“中国人权”前主席刘青说 ：“所有劳改完的人大概都很难回到社会，而被他们进行了所谓留厂就业的这种处理。留厂就业实际上是强迫的，因此被成为“二劳改”。他们的公民权利还有其他的权利都是随意地受到侵犯和剥夺的。因为他把劳改这个黑暗的角落基本上从社会上消除了，而在监狱里的人，很多人即使出来之后，他们发出的声音也很难被外界了解和知道，所以真实的劳改情况外界不是很容易了解到的。凡事一个东西它不能够公开和透明，她是有选择的让外界来了解来知道，那这个东西它准有很多阴暗的。”
《劳改》一书揭露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本书的中文版预计将在中国国庆前夕出版。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实习记者陆虹旭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