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的报道指出， 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GDP，不惜以牺牲文物为“投资拉动”让路，以毁掉文物来换取所谓政绩或商业利益。
美国亚太法学研究所执行长孙远钊教授对文物遭毁坏表示惋惜。他建议中国从教育、立法、司法、行政等四个方面着手来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孙教授首先谈到公民教育的重要性：
“你说要从哪里入手，当然教育是第一位。随着现在中国人民的基本工资也提高了，整体的文化意识也提高了。这样的问题将来一旦见诸报章，需要很多人民去盯住这个事情。大家会起来去请愿，甚至抗争，靠公民意识，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奔走，让人们感受到这是我大家的一个共同资产，你不要随便去糟蹋我们的共同资源和资产。”
孙教授接着谈到司法行政等方面应当注意的问题：
“现在虽然有文物保护法，那么他的执法力度是什么样，是不是真的为了有牙齿，也就是说他的后果是什么。也就是对违法者会受到什么样的后果。这个是从严刑峻法的角度来看， 如果后果很严重，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许会达到一些喝阻的效果。但我们讲杀头生意有人做。尤其法律制定如果有漏洞的话，当然可以让人有办法去钻。从司法执法的角度来讲，本身司法系统是不是能够用比较快而精准的方式，也就是速审速决的方式，能够把这一类的问题给处理好，那么接下来就涉及到行政方面。而且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公民权怎么样。因为在世界各地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即便是在美国。像是在纽约市，过去有很大的争论，要不要把纽约的赫赫有名的中央车站给保留下来。这个当时也是想把它拆掉的，后来经过人民的请求，经过一定的行政程序之后，暂时把它留下来了，这才会有今天。”
中国不仅存在以摧毁不可移动文物来换取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的问题，其它诸如字画、文房四宝等俗称可以把玩的文物也被严重商业化了。孙教授讲了他的一次亲身经历：
“差不多十年前，我到房山，那时候徽州的七星砚特别有名。我们在青县， 在博物馆里，你就可以买各种各样它收藏的东西。当时的说法是只要乾隆以后的都可以随便卖。博物馆在卖主要是为自己募集资金。只要是嘉庆开始，所有的东西，你拿来把玩就可以买，真的假的你也搞不清楚。甚至近代的一些宗师们写的字画都在那里拍卖。让人觉得很痛心疾首。”
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大学荣誉教授朱永德也指出，中国一些地方利用文物赚钱：
“少林寺的什么东西，先说什么都免费的，你跑进去，一层一层，后来到了时候，非要付多少钱你才出得来。好多去的游客他就是要敲你的竹杠，很多地方官希望借这种文物能够吸引游客，能够赚钱。这个情形，我想现在在中国也相当普遍。”
朱教授说，一件文物的价值与其说在于其材质，不如说更在于其内涵和外衍，即其所附加的人文价值，比如某文物的制作所表现的想象、灵巧与才智，以及相关吟咏所包含的情愫和一瓣心香。
朱教授遗憾地说，在历史的长河中，文物的保护恐怕只能是有选择的：
“讲到文物就不只是建筑一样东西。还包括其他的玩意儿。你现在所谓破坏的东西，是指哪一方面破坏的东西， 是小的玩意儿留在那个地方，阻碍了的大东西的发展，这是很难的事情。你看故宫没有话说，是保存下来了，明陵保存下来了。北京几百年做京城，大街小巷，那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有价值的。说起来，什么王府都成为办公室。现在办公室一改造，都撤掉了，文物保护只能有选择性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