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相关报道的题目—“《武训传》解冻释放了什么信号”— 也许不是那么准确：《武训传》在文革之前受到毛泽东、江青等人的批判尽人皆知，但中共领导人万里和胡乔木等人早在80年代就公开为《武训传》平反了，他们指出当初对《武训传》的批判是粗暴的、过火的。
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武训传》当初所受粗暴批判、后来的“平反”以及现在所受追捧，反映出中国举国上下意识形态领域什么样的变化？
美国俄克拉荷马中部大学教授李小兵表示，中国当下正在进行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年代各种思潮的盘点、甄别与反思：
“现在有这种趋势就是对毛泽东时代包括文革到底应该怎么样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特别是最近在党内和国内出现的政治斗争也好，还是路线斗争也好，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对过去没有进一步了解的话，对现在很多的问题就做不出答案。比如说唱红的问题；比如说左右的问题，谁是左谁是右的问题。所以现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现象。”
《武训传》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武训办义学的故事。然而毛泽东喜欢以一个政治家的视角去看待几乎所有文艺作品；他的思维方式好像是：不是革命的就是反动的。杭州作家、文艺批评家昝爱宗说：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跟现在重庆唱红歌处境是一样的。大家都要唱红歌，革命是最光荣的，是红色的，如果任何不提革命的，不提阶级斗争的，不提造反的那就是反革命。有人不唱红歌就不行，你不唱红歌就是反红歌，毛泽东就是这样的思维。《武训传》是先批判，说是毒草。那时候思路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时只要是不革命的都是反革命。反革命的帽子是非常大的，一盖下去压倒一切的思维。毛泽东打起人来毫不留情的。所以《武训传》的一个电影，他一句话就可以完全把它给否掉了。大批判。那时候文革大辩论、大批判、大明大放嘛。那些东西都是毛泽东有目的的，就是他要掌握局势，他要用自己的一套标准，一套价值观来控制社会。如果你有稍微与我不符的，我就把你打倒。他在我眼里如果是不符合标准的都是异己，像鲁迅不是文革期间的人，文革期间刘少奇这样的人，他照样打倒的。《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储安平批评毛泽东批评得比较好，他说毛泽东是老和尚，现在的社会上你只能批评小和尚，你敢批评老和尚吗？”
文革前对《武训传》的批判上纲上线地把它说成是宣传封建文化、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否定阶级斗争。对此，昝爱宗表示，现在的中国人也许可以看得比较明白了： 激烈的革命是靠不住的，中国需要弘扬的还是“仁义礼智信”这套价值：
“我认为还是有必要恢复传统的文化，比如孔子强调的仁义礼智信，这才是重要的，你说那么多主义也好，革命也好，其实都是靠不住的，尤其是革命更靠不住。现在能不能恢复到最纯补的老子、孔子他们说的大同社会，仁义礼智信这种和平的状态。但是共产党它现在也批评资本主义不好。但它现在又说革命也不好，和平演变它又不好。它们在这个指导下，他说《武训传》解禁也是好的，它当时批判也是好的。你说怎么办？如果从价值观上说，革命演变，和平是好的，和平演变有什么不好呢。东欧都巨变了，苏联也改变了，你要暴力革命它也不认可，但它现在就认可现在的稳定压倒一切。改良它也不认可。人道主义它又给你分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资本主义人道主义。哪有那么多人道主义啊。其实孔子两千年前就说了仁义礼德信就行了嘛。而这个国家如果讲公益，民间讲义气与公平正义，这个国家肯定会好转的。因为公民正义肯定是迈向真理的方向，是和平的一种方向。”
李小兵教授表示，中国近期内不会出现激烈的变革：
“社会变革的问题。三十年代社会变革是一个世界的现象。因为当时由于经济大萧条和战争，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孤立的现象。当时强人政治也好，世界性危机也好，也提供了相当的条件和背景。但是最近中国不会出现这种激烈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上的改革。恐怕还是小步慢走，还不是小步快走。以稳定和谐为主导，这一、二年恐怕还是这个方针。现在比较流行的韩寒，他虽然是一个青年人，但是他的观点也是觉得中国的出入并不一定在于革命。剧烈的变动不一定给中国带来好处。这也可能是他之所以受到舆论和社会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有句话可供参考： “以现在的审美习惯回望着这部60年前的电影，也许的确会有些许不适，其在艺术表现上也许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