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访问题系列调查: 上访的代价(6)<图>

信访问题系列调查报道之六:农民访民要人权

2009.03.27 11:10 ET
090324dx2-a303.jpg 图片:渭南失地农民3月23日到陕西省政府示威请愿,拉起巨型横幅堵住省府门前公路,要求政府督促中铁公司归还侵占、撂荒、囤积三十多年的该村土地(目击西安市民提供本台发表)
目击西安市民提供本台发表


用中国政府官员的话来说,存在了50多年的信访制度是百姓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但是在一些访民和民间人士的眼中,信访制度已陷入无能、欺骗和暴力的误区。很多访民反映说,他们因为进京上访成为官方打压的对象,人权受侵害的案例不断发生。公民向政府提出申诉和批评,本来是一项受中国法律保护的权利,但很多人的上访路却荆棘丛生、血泪交加,很多人为上访付出难以想象的沉重代价。中国的访民遭受严厉打压的根源何在?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采访了中国众多上访人和各界人士,就这一问题展开调查,试图从信访制度、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等多方面寻找答案。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生活的苦与乐被认为是民族历史的一面镜子。最近一两年来,黑龙江、山东等上万名访民多次发表致中央政府的签名公开信,要求保护访民权益。在这些人当中,失地农民占大多数,黑龙江失地农民还发出“要人权不要奥运”的口号,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震撼。这一集的报道就通过访民中的最大群体――农民访民的视角,继续透视民间对信访制度产生强烈不满的根源所在。

农民上访受打压重

农民在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沉重的字眼,13亿人口中9亿是农民。中国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大的问题由来已久,农村经济、教育、医疗条件普遍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人的收入比城市人少得多。官方公布的数字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尽管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将近31倍,从1978年的133元人民币增长到2007年的4140多元,但还是比城市人均收入少9400多元。江苏独立分析人士张玉祥先生分析说:“二元社会结构之下,农民根本不是正常的公民待遇。不能说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稍微有了一点经济上的提高,就没有矛盾了。丫鬟她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但她是个健全的人吗?她没有任何权利,见到组织要下跪的,她也不是完整的人、独立的人。政府和人民之间现在就存在这样关系,你说提高农民生活,他不饿肚子了,就没有矛盾了吗?而且现在也并不是说农民就不饿肚子了。”

农民上访、特别是集体上访往往跟征地补偿有关。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土地由以村、乡或村民小组为单位集体所有,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经营期限为30年。但从九十年代开始,各地开始出现非法征地现象。专家估计,目前全国有失地农民4000多万。张玉祥先生表示:“中国现在城市化,第二个农村的小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土地。现在开发商啊、官商勾结很多,把农民土地征过来,不是按照国家政策去赔偿。农民上访一个是因为没有讲话的地方,他就很朴素地到上面去看,也是抱着一些希望,相信国家明文规定的东西,比如《宪法》、《拆迁法》、《土地征用法》,只有把它当作唯一的救命稻草。如果一点都解决不了,也不是实际情况,但这解决的概率太小了,大部分人无功而返,被抓、被关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的。它上面给基层政府有些压力,要求地方基层上访人数要控制,要维护所谓的稳定。”

以湖南省江永县粗石乡为例,据该乡第六组失地农民代表蒋先生介绍,他们乡几百位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2002年被县政府批给开发商兴建小商品市场,农民对补偿条件不满,没有签署征地协议,但是县政府2007年下令强行在农田果园上施工。蒋先生说,他们几位农民代表进京上访,不仅没有对解决问题起促进作用,反而被江永县公安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拘捕,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才获释。获释后继续受到警方的监视、跟踪的蒋先生在谈到农民上访容易遭到打压的原因时说:“农民主要是不齐心、没文化、没后台、没权力,告不起啊。我们没有罪,肯定是侵犯我们的人身权。”

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2003年一个调查发现,进京上访农民中,反映政府打击、拘捕带头上访农民的占50%多,受打压形式包括被关押、拘留、被干部殴打、被干部指示黑社会人员报复、被抄家、没收财物、连累家人被干部殴打、被政府罚款、房子被毁坏、被劳教或判刑、被挂牌游街示众、被强制进入信访学习班。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二十世纪初信访洪峰出现至今,农民访民受严重打压的情况一直在持续。中国民间的监督网负责人王金祥先生说:“关于基层的农民受打压比较严重一个问题就是,当地法院判决是有问题。本来司法机关是应该监督行政依法行政的,但它没有替农民说话,农民要是起诉的话也往往是败诉。农民没有地方说,只好去上访,上访对地方不利,加大打压力度,就恶性循环了。”

基层政府问题多

地方官员在征地过程中违规操作、与开放商勾结、侵犯农民权利是失地访民反映的普遍问题。江苏南通市37岁的张华女士告诉记者,她和母亲承包的2.88亩土地被强征,住房也遭强拆,因为到南京和北京上访,她本人3次遭到地方干部的非法关押。张华说,她坚持上访是为了反映地方官员在征地中作假、违反国家规定的不准征收基本农田政策问题:“我们是基本农田,它(地方政府)把我们上报为荒地,低价出让。没有开听证会,没有经过我们老百姓的同意,他有市政府的批复,但没有市政府的公章,强拆违法,而且非法拘禁我们。”

有专家统计,1999年-2004年期间,中国各地报告发生土地违法行为共有100多万起,涉及土地面积500多万亩土地。中央政府也意识到非法征地现象的存在,多次发布文件予以禁止,2006年设立国家土地总督察办公室,对非法征用耕地、侵犯农民权益现象进行集中整治。尽管如此,各地非法征地现象还是继续存在,仅2007年上半年土地违法行为就发生2.4万多起。张玉祥先生表示:“国家大法、国家政策不能说你们去抢农民土地,但是有一种叫潜规则,一些地方政府敢明目张胆这么做,而且不怕农民去上访,那它肯定是得到上级或更上级政府的默许。现在农民上访的很多,有哪些官员因为农民上访、征地问题受处分的?广东汕尾太石村事件之后那张德江还不是好好的在那边?不可能的。就好像我们国家的宪法也是很先进的,游行示威也行,言论自由也行,其实不可能的。”

农民上访关注的突出问题除了失地补偿问题外,还跟环境污染有关,如贵州省贵阳市信访局发现,环境污染是当地农民信访反映的仅次于征地补偿的第二个大问题。另外,司法不公正、税费负担重也为农民访民所关注。全国人大副秘书长乔晓阳曾在一个信访工作会议承认,近年来,中国集体上访事件不断增加,多数是因为基层政府存在问题。王金祥先生表示:“地方官员指一部分腐败分子他们为了搞自己的小金库、盖办公楼、豪华车,这个钱主要从土地这个地方来、从盘剥农民这方面来。地方政府对农民的伤害更严重一些,也许是由于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管束不力,而且监督机制缺乏,公民监督和由上至下的监督效果都是比较差的。”

除了在家务农的农民以外,中国每年还有1亿3千万农民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农民工上访主要跟工资拖欠有关。以吉林省延边州为例,该地区2007年共接待反映工资拖欠问题的农民工集体上访256批,涉及6千多人。张玉祥先生说:“不管是文化大革命也好,所谓的改革开放以后也好,它这个根本制度没有改变,政府不给人民权利,没有真正的公平,矛盾是会不断的产生的。制度造成了社会分配不公,造成人民没地方说法。我估计要在中国大陆收集冤假错案、上访这些东西,那恐怕是叫罄竹难书,没办法写的。”

农民要人权难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准备举办奥运期间,黑龙江富锦市数千名失地农民代表杨春林等人提出的“要人权不要奥运”的口号在访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后来,杨春林2008年初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刑5年,另外两位上访维权代表被判劳教。江苏常州市武进区2000户失地农民上访代表陈士清先生说,他也曾向地方政府提出保障人权的要求:“我们地方政府没有出具任何手续,把我们田强征了,把我房子强扒了。我们上访就给常州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抓回来,给我劳动教养一年,又非法拘禁我,关在宾馆里。我们要人权,地方官员他说,你要人权到美国去。”

中国有调查发现,进京上访的农民表示因上访受打压迫害后还要继续上访,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占90以上%,表示要跟贪官污吏拼个鱼死网破的也占80%以上。实际上,过去一两年来,中国各地农民上访无效后,静坐示威、甚至与干部或警方发生冲突的事件层出不穷,有目共睹。张玉祥先生说:“政府与人民不沟通,不对话,造成很多民众对政府反感。政府以为控制上访人数就营造了一种社会稳定、社会矛盾都没有的假相,其实要上访的群众很多。民间的积怨没地方输导,然后这些司法机关、所谓的行政机关又不是真正为人民办事。他们办事第一要维护党的利益,维护政府形象。如果不建立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不开放党禁、报禁,人民没有宣泄的地方,这个矛盾都压抑在这里了,越压积的越多,其实对它自己也不是好事情,总有一天要爆发出来的。”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新措施,试图增加农民收入。这个文件特别强调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在农民,难点也在农民。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所作的信访问题系列调查报道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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