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信訪問題系列調查: 上訪的代價(6)<圖>

信訪問題系列調查報道之六:農民訪民要人權

2009.03.27 11:10 ET
090324dx2-a303.jpg 圖片:渭南失地農民3月23日到陝西省政府示威請願,拉起巨型橫幅堵住省府門前公路,要求政府督促中鐵公司歸還侵佔、撂荒、囤積三十多年的該村土地(目擊西安市民提供本臺發表)
目擊西安市民提供本臺發表


用中國政府官員的話來說,存在了50多年的信訪制度是百姓與政府之間溝通的橋樑,但是在一些訪民和民間人士的眼中,信訪制度已陷入無能、欺騙和暴力的誤區。很多訪民反映說,他們因爲進京上訪成爲官方打壓的對象,人權受侵害的案例不斷髮生。公民向政府提出申訴和批評,本來是一項受中國法律保護的權利,但很多人的上訪路卻荊棘叢生、血淚交加,很多人爲上訪付出難以想象的沉重代價。中國的訪民遭受嚴厲打壓的根源何在?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安培採訪了中國衆多上訪人和各界人士,就這一問題展開調查,試圖從信訪制度、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等多方面尋找答案。

中國傳統上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生活的苦與樂被認爲是民族歷史的一面鏡子。最近一兩年來,黑龍江、山東等上萬名訪民多次發表致中央政府的簽名公開信,要求保護訪民權益。在這些人當中,失地農民佔大多數,黑龍江失地農民還發出“要人權不要奧運”的口號,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震撼。這一集的報道就通過訪民中的最大羣體――農民訪民的視角,繼續透視民間對信訪制度產生強烈不滿的根源所在。

農民上訪受打壓重

農民在中國本來就是一個沉重的字眼,13億人口中9億是農民。中國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大的問題由來已久,農村經濟、教育、醫療條件普遍遠遠落後於城市。農村人的收入比城市人少得多。官方公佈的數字說,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儘管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將近31倍,從1978年的133元人民幣增長到2007年的4140多元,但還是比城市人均收入少9400多元。江蘇獨立分析人士張玉祥先生分析說:“二元社會結構之下,農民根本不是正常的公民待遇。不能說改革開放以後,農民稍微有了一點經濟上的提高,就沒有矛盾了。丫鬟她喫的也好穿的也好,但她是個健全的人嗎?她沒有任何權利,見到組織要下跪的,她也不是完整的人、獨立的人。政府和人民之間現在就存在這樣關係,你說提高農民生活,他不餓肚子了,就沒有矛盾了嗎?而且現在也並不是說農民就不餓肚子了。”

農民上訪、特別是集體上訪往往跟徵地補償有關。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土地由以村、鄉或村民小組爲單位集體所有,農民家庭承包經營,經營期限爲30年。但從九十年代開始,各地開始出現非法徵地現象。專家估計,目前全國有失地農民4000多萬。張玉祥先生表示:“中國現在城市化,第二個農村的小城市建設,需要大量的土地。現在開發商啊、官商勾結很多,把農民土地徵過來,不是按照國家政策去賠償。農民上訪一個是因爲沒有講話的地方,他就很樸素地到上面去看,也是抱着一些希望,相信國家明文規定的東西,比如《憲法》、《拆遷法》、《土地徵用法》,只有把它當作唯一的救命稻草。如果一點都解決不了,也不是實際情況,但這解決的概率太小了,大部分人無功而返,被抓、被關這樣的事情屢見不鮮的。它上面給基層政府有些壓力,要求地方基層上訪人數要控制,要維護所謂的穩定。”

以湖南省江永縣粗石鄉爲例,據該鄉第六組失地農民代表蔣先生介紹,他們鄉幾百位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2002年被縣政府批給開發商興建小商品市場,農民對補償條件不滿,沒有簽署徵地協議,但是縣政府2007年下令強行在農田果園上施工。蔣先生說,他們幾位農民代表進京上訪,不僅沒有對解決問題起促進作用,反而被江永縣公安以涉嫌“擾亂社會秩序”的名義拘捕,簽下“不再上訪”的保證書後才獲釋。獲釋後繼續受到警方的監視、跟蹤的蔣先生在談到農民上訪容易遭到打壓的原因時說:“農民主要是不齊心、沒文化、沒後臺、沒權力,告不起啊。我們沒有罪,肯定是侵犯我們的人身權。”

中國社科院學者於建嶸2003年一個調查發現,進京上訪農民中,反映政府打擊、拘捕帶頭上訪農民的佔50%多,受打壓形式包括被關押、拘留、被幹部毆打、被幹部指示黑社會人員報復、被抄家、沒收財物、連累家人被幹部毆打、被政府罰款、房子被毀壞、被勞教或判刑、被掛牌遊街示衆、被強制進入信訪學習班。觀察人士注意到,中國二十世紀初信訪洪峯出現至今,農民訪民受嚴重打壓的情況一直在持續。中國民間的監督網負責人王金祥先生說:“關於基層的農民受打壓比較嚴重一個問題就是,當地法院判決是有問題。本來司法機關是應該監督行政依法行政的,但它沒有替農民說話,農民要是起訴的話也往往是敗訴。農民沒有地方說,只好去上訪,上訪對地方不利,加大打壓力度,就惡性循環了。”

基層政府問題多

地方官員在徵地過程中違規操作、與開放商勾結、侵犯農民權利是失地訪民反映的普遍問題。江蘇南通市37歲的張華女士告訴記者,她和母親承包的2.88畝土地被強徵,住房也遭強拆,因爲到南京和北京上訪,她本人3次遭到地方幹部的非法關押。張華說,她堅持上訪是爲了反映地方官員在徵地中作假、違反國家規定的不準徵收基本農田政策問題:“我們是基本農田,它(地方政府)把我們上報爲荒地,低價出讓。沒有開聽證會,沒有經過我們老百姓的同意,他有市政府的批覆,但沒有市政府的公章,強拆違法,而且非法拘禁我們。”

有專家統計,1999年-2004年期間,中國各地報告發生土地違法行爲共有100多萬起,涉及土地面積500多萬畝土地。中央政府也意識到非法徵地現象的存在,多次發佈文件予以禁止,2006年設立國家土地總督察辦公室,對非法徵用耕地、侵犯農民權益現象進行集中整治。儘管如此,各地非法徵地現象還是繼續存在,僅2007年上半年土地違法行爲就發生2.4萬多起。張玉祥先生表示:“國家大法、國家政策不能說你們去搶農民土地,但是有一種叫潛規則,一些地方政府敢明目張膽這麼做,而且不怕農民去上訪,那它肯定是得到上級或更上級政府的默許。現在農民上訪的很多,有哪些官員因爲農民上訪、徵地問題受處分的?廣東汕尾太石村事件之後那張德江還不是好好的在那邊?不可能的。就好像我們國家的憲法也是很先進的,遊行示威也行,言論自由也行,其實不可能的。”

農民上訪關注的突出問題除了失地補償問題外,還跟環境污染有關,如貴州省貴陽市信訪局發現,環境污染是當地農民信訪反映的僅次於徵地補償的第二個大問題。另外,司法不公正、稅費負擔重也爲農民訪民所關注。全國人大副祕書長喬曉陽曾在一個信訪工作會議承認,近年來,中國集體上訪事件不斷增加,多數是因爲基層政府存在問題。王金祥先生表示:“地方官員指一部分腐敗分子他們爲了搞自己的小金庫、蓋辦公樓、豪華車,這個錢主要從土地這個地方來、從盤剝農民這方面來。地方政府對農民的傷害更嚴重一些,也許是由於上級官員對下級官員管束不力,而且監督機制缺乏,公民監督和由上至下的監督效果都是比較差的。”

除了在家務農的農民以外,中國每年還有1億3千萬農民離開家鄉,到城市打工。農民工上訪主要跟工資拖欠有關。以吉林省延邊州爲例,該地區2007年共接待反映工資拖欠問題的農民工集體上訪256批,涉及6千多人。張玉祥先生說:“不管是文化大革命也好,所謂的改革開放以後也好,它這個根本制度沒有改變,政府不給人民權利,沒有真正的公平,矛盾是會不斷的產生的。制度造成了社會分配不公,造成人民沒地方說法。我估計要在中國大陸收集冤假錯案、上訪這些東西,那恐怕是叫罄竹難書,沒辦法寫的。”

農民要人權難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準備舉辦奧運期間,黑龍江富錦市數千名失地農民代表楊春林等人提出的“要人權不要奧運”的口號在訪民中引起強烈反響。後來,楊春林2008年初被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判刑5年,另外兩位上訪維權代表被判勞教。江蘇常州市武進區2000戶失地農民上訪代表陳士清先生說,他也曾向地方政府提出保障人權的要求:“我們地方政府沒有出具任何手續,把我們田強徵了,把我房子強扒了。我們上訪就給常州市人民政府公安機關抓回來,給我勞動教養一年,又非法拘禁我,關在賓館裏。我們要人權,地方官員他說,你要人權到美國去。”

中國有調查發現,進京上訪的農民表示因上訪受打壓迫害後還要繼續上訪,不達目的不罷休的佔90以上%,表示要跟貪官污吏拼個魚死網破的也佔80%以上。實際上,過去一兩年來,中國各地農民上訪無效後,靜坐示威、甚至與幹部或警方發生衝突的事件層出不窮,有目共睹。張玉祥先生說:“政府與人民不溝通,不對話,造成很多民衆對政府反感。政府以爲控制上訪人數就營造了一種社會穩定、社會矛盾都沒有的假相,其實要上訪的羣衆很多。民間的積怨沒地方輸導,然後這些司法機關、所謂的行政機關又不是真正爲人民辦事。他們辦事第一要維護黨的利益,維護政府形象。如果不建立公正的社會分配製度,不開放黨禁、報禁,人民沒有宣泄的地方,這個矛盾都壓抑在這裏了,越壓積的越多,其實對它自己也不是好事情,總有一天要爆發出來的。”

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出臺新措施,試圖增加農民收入。這個文件特別強調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重點在農民,難點也在農民。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所作的信訪問題系列調查報道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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