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访问题系列调查: 上访的代价(5)(图)

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采访了中国众多上访人和各界人士,就这一问题展开调查,试图从信访制度、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等多方面寻找答案。系列调查报道之五:中央政府的角色

2009.03.25 09:40 ET
m0227-ql2b-303 图片:外省访民星期五在秀水街再次抛洒传单(志愿者提供)
志愿者提供

在现在的中国,信访成为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公民权利与社会正义,政绩与稳定,时间与金钱,信访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错综复杂。这一集调查报道的焦点是中央政府在信访问题中的责任和角色。

中央压力大
一般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曾出现过三次大的信访洪峰。第一次是在文革之后,大量冤假错案集中涌现,中央政府调度各地干部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落实政策。第二次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经济体制刚刚开始转轨,企业领导营私舞弊问题严重,与此相关的信访问题增多。最近这次信访洪峰是2003年开始出现,当年新上任的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上台,提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等口号。这一年全国信访总量约达1200万件,创历史高峰,特别是进京上访和集体上访事件大幅增加。中国社科院学者在北京上访村做的问卷调查显示,6成以上的访民到北京是希望自己的案例引起中央的重视。 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说:“访民都到北京来,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也不能说中央就默许地方采取强硬措施对待访民,可能中央也没有别的办法。同时,它又下达指标,到北京上访的民众越多,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可能越要大打折扣。当然减少来北京上访的人员我想是对的,中央这样的做法可能也是对的,但问题是地方上不是通过解决他们的冤案来减少上访人员,而是通过阻拦的办法把他们抓回去,甚至把他们关入精神病院,劳教……这个我想中央也许都没有想到。也可能地方官员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信访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
 
中国媒体报道说,2005年之后,全国信访总量有所下降,但每年还是不下1000万件。2006年,仅全国人大的信访机构信访总量达22多万次,其中60%是重复案例。群众反映主要的问题包括司法判案不公、官员腐败问题、三农问题和强制拆迁、补偿不合理等问题。面对上访洪峰,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地方政府及时解决信访问题,建立信访联席会议制度、接访制度,维护访民权益。2005年,中央政府颁布新《信访条例》,强调地方政府解决信访问题的责任,并把“不得打击迫害信访人”的条款从分则部分提到总则的显要位置。2007年,中央又颁布文件,提出坚决纠正限制和干涉群众正常信访活动的错误做法。中国社科院学者2007年对560名进京上访民众的调查显示,70%以上的人仍然认为,新《信访条例》实施后,一些地方政府对上访人的打击迫害依然严重。湖北民间的中国监督网负责人王金祥先生说:“中央也提出来了,不得侵犯信访人的权益,可以地方总是不断地侵犯信访人的权益。所以说,首先需要转变一个观点,尊重老百姓,倾听他们的心声。他们基本人权都没有,到北京去好像是求爷爷告奶奶,这很糟糕,主要是我们的官员服务意识太差了。”

中央威信面临考验
2008年初,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信访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信访工作是要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求各地政府以“热情,依法,负责和奉献”的原则进行信访工作。中央出台的新政策不断给访民带来新的希望。黑龙江鸡西市的单春女士表示因部队转业没有按国家政策给她安置工作而上访,2005年后频繁到北京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等部门上访以来,被非法拘留两次,但她还要坚持上访。谈到中央政策以及进京上访对具体个案的解决有多大作用时,单春女士说:“行政不作为导致大家的事情有法没人依,有理无处诉。你上访,让你上访,说上访是你的合法权益,但你真上访的时候,他们又说你违法,又打压你。但是每年它一定会解决那么两三个人,就是说,不是所有上访人的问题都不解决,每年一定解决两三个,但是一定都不太多解决。”

访民对中央的看法不一,中央的威信受到考验。有一部分访民认为,他们所遭受的不公,包括因上访遭受打压迫害都是地方政府的问题,不是中央的责任。黑龙江的付景江和妻子刘杰上访是因为家里所租饲养地所属权纠纷。上访10多年来,刘杰因为多次组织访民上书中央,抨击信访制度迫害百姓,多次被关押,2007年底又被劳教18个月。尽管如此,付景江仍然继续到北京上访。谈到谁应该对很多访民遭受打压迫害的事情负责,付景江的观点是:“中央地方都有责任,他们上下勾通,反正胡锦涛、温家宝不能知道。中央司法部下令把访民都打压到地方,地方截访非常疯狂,一节日会议了就开始抓人,会议一散你就乐意到哪儿去哪儿去。”

中国社科院学者一个调查表明,进京上访的农民对中央的认同随着在北京上访的时间而大幅降低。刚到北京上访时,认为中央真心实意欢迎农民上访的达90%以上,7天之后认为中央会打击报复上访人的则从不到2%增加到60%多。四川自贡市红旗乡几千名失地农民代表刘正有先生认为,问题在地方,根子在中央:“如果说中央不默许,地方政府的官员是不可能这样无法无天,肆无忌惮。根源是我们国家新闻媒体被严控,没有监督,加上中央政府又默认地方政府非法占地,大家捞钱捞权,大力支持地方政府镇压老百姓,镇压依法护地的村民,暴打、监控、拘留、甚至开枪。广东汕尾失地农民一次又一次被镇压,甚至用枪来镇压他们,难道说你中央不清楚吗?中央完全是在又当婊子又立贞洁牌坊。”

奥运期间访民倍受压力
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成为中国政府头等大事。中国媒体报道说,为确保奥运安全,中国公安部要求各地尽大程度地减少访民到省城或北京上访,同时要求各地不能掩盖信访问题,回避责任,要及时解决问题。相应的,北京、天津等奥运赛区按照要求派公安局长直接接待访民。2008年7月下旬奥运前夕,中央政府再次发布文件,规定如果政府工作人员有不及时处理信访问题、拒不办理上级政府交办的信访事件、敷衍搪塞或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权益等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会受到行政处罚。与此同时,北京、湖北、上海等很多地方都有访民在奥运召开之前被非法拘禁,到奥运之后才获释。北京因房屋拆迁问题上访的刘秀芬女士就是其中之一,她在获释后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把她进行秘密软禁的是她原来就职的工作单位:“7月26号,公司领导胁迫我到门头沟龙石园度假村,至9月20号给我放的。他们领导说这是国家政策。我说,你把国家政策给我拿出来,告诉你没有。他们就是奥运期间怕我们上访,怕外国人看见中国这么多上访的,我估计是这种想法。”

奥运期间,中国还在北京设定三个公园作为专门的游行示威区,但没有一个人或者组织的游行示威申请获得批准。北京公安机关的说法是,77个申请中,74起因问题解决撤回申请,2起手续不全,不符合申请要求,1起违反法律不予批准。但实际上,奥运期间,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过多起申请游行的维权人士和访民被警方采取措施控制或者失踪的消息。北京的吴殿元和王秀英两人因拆迁问题2001年开始上访。奥运期间,这两位70多岁的访民5次申请游行没有得到答复,反而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处以劳动教养一年,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尽管官方后来撤销了对这两位访民劳动教养的处罚,中国这一奥运示威专区的设立还是被国际舆论批为“做秀”。

新年形势严峻
2008年12月底,中国国家信访局等机构就信访问题举行座谈会。官方媒体报道说,会议肯定信访工作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信访工作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现有《信访条例》局限性日益显现,它难以有效调整日益复杂的信访和法律的关系,难以有效维护公民权益和社会稳定,政府需要加快立法步伐。会议人士意识到,当前信访总量仍然持高不下,集体访和重复访增加,而且组织化趋势更加明显。胡星斗教授说:“我到过一些国家,了解一些西方国家的情况。在一个现代社会,应该不存在这样严重的上访问题,因为它通过媒体的自由舆论报道、独立的法治,通过去找议会的议员,都能解决这样一些问题。但是,中国现在不存在这样的一些机制,所以信访问题一年比一年要更加严重,中央政府应当正视。”

值得一提的是,与胡星斗教授一样主张终结信访制度的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先生在他的博客中透露,他在国家信访局12月份这个会议上披露,在中央的高压下,地方政府为了息访,为了不被追究,对信访公民不是收买和欺骗,就是打压迫害,从而引发更多的信访案件。他在会上出示文件,显示河南省一个县委官员指示信访机构在信访案例统计上作假,2007年1-3月份,该县城实际进京上访25起,但官方记录只有1起。于建嵘在博客中说,国家信访局官员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并告诉他不要相信街头小报上有关访民被关入精神病院的报道。于建嵘的博客还表示,由于会议没有给他答辩的机会,不愿保持沉默的他只好在博客上发表文章,进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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