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版的《中国青年报》27号发表题为'贵州官员反思瓮安事件：敌对思维致民怨淤积’的长篇报道说，2008年瓮安事件后，县官员大幅调动，当局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处理历史遗留的信访案件撤换不合格官员，查处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在征地拆迁和其他经济活动中让利于民，并建立民众对官员的评选机制，进行村委直接“海选”，使瓮安县情况好转，每年经济增长幅度超过17%，访民数量从2008年前每年几千起下降到2010年的600多起。贵州官员反思说，官员对民众的敌对思维是导致当时民怨淤积的主要原因。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分析说，中国瓮安2008年后，官场主要有两个变化。
“一个是过去贪、拿、什么事情也不干，现在给老百姓多干点事情，这是第一个有意识的改变；第二个有意识的改变是增加了基层官员的政治责任。这两个措施在短期内是有一定的成效的。”
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则认为，08年的瓮安骚乱极大震动了中国官方，因此在后续处理中，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
“瓮安事件当时爆发以后，对中共高层震动非常大，处置情况也比较特殊。比如说调动了级别远远高于县级的一个人去到瓮安，他的权力比较大，所以处理起来比较方便；另外贵州省和中央都给瓮安大量的财政支援，有些安抚作用，资金来源也是比较充足。”
刘先生表示，事件后，瓮安县委书记由高级官员直接担任，有直接处置属下官员的全权，并获得省委组织部全力支持，另一方面，贵州省和中央都对瓮安进行了资金支持，因此瓮安的改变是个特例。夏明教授也认为，瓮安事件的处置模式很难在中国全面推行。
“瓮安成为全国性的大事件以后，从中央到贵州省都会相应地采取各种资金的投入和政策的扶持等等，上层的干部也把它作为一个点来抓。在这种抓点效应的影响之下工作得到改进，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它没有一个长期的机制，同时也没有一个以点带动全国、带面的机制。”
报道指出，2008年前，瓮安县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但官方和企业获利大，民众利益受侵害事件屡屡发生，上访也不起作用，导致官民矛盾激化。而2008年之前任中共瓮安县委书记的王勤，被公认为清廉的好官，事件之后也未发现他有贪腐行为。对此，刘先生认为，中国的官民矛盾主要是现行体制造成的。2010年瓮安县设立民众对官员的评议机制，以及村委会直选，值得肯定。
“它推广对官员的政绩进行民众评选的这么一个制度，通过差选，大概有40%主任基层官员都被选下来了，所以当地的官员比较害怕，就是说要是各个方面再搞不好，不是可以像过去那样作威作福了。”
刘先生也认为，瓮安经验难以在中国推广。中国党政一体的集权体制，必然导致官民矛盾甚至激烈对立。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彻底改革政治体制，还政于民。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