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明星田亮夫妇在香港生“二胎”事件近日引发关注，陕西省计生委表示，将在一星期内公布对田亮的调查和处罚决定。《中国广播网》星期三报道说，如果被认定超生，依田亮夫妇现在的年收入估计，他们可能被征收高达几百万元的“社会抚养费”。中国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授权地方政府制定具体征收标准和办法，使各地收费有极大自由度和随意性。例如，北京规定，按本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3至10倍征收。因生二胎被解聘的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得按9倍标准支付24万多元社会抚养费。通州区永顺镇农民冯亚杰，则需按当地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15倍交纳14.3万元社会抚养费，远超北京市3至10倍的规定，冯亚杰没能力缴费，因此他四岁的孩子至今办不了户口 。
美国纽约的叶宁律师对此评论说，
“社会抚养费实际上就是超生的罚款，是一种惩罚性的行政措施。如果超生罚款达到一个教授年薪的9倍，或者农民平均年收入的15倍的话，那么这已经成为一种横征暴敛，不仅是不合理，而且是不顾老百姓死活的一种做法，这是一定要革除的弊政。它不仅是对人权的践踏，而且同时也是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可以说是非常恶劣的陋规。”
《上海商报》报道说，浙江省行政事业收费统计报告显示，2009年浙江收取社会抚养费8.94亿元，增幅约13%。安徽省2010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统计情况报告显示，社会抚养费收入8.45亿元，增幅达61%。如以9亿元为2011年中国各省市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平均数，31个省市总征收规模高达279亿元，而且其流向不明。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社会抚养费全部上缴财政外，有些省份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委托给乡镇、街道，收费的很大部分返还给乡镇。如山东省规定，社会抚养费的85%归县级计生委支配。有的地方还规定，一定比例的罚款用于奖励乡镇村级计生专员。
旅美中国学者程晓农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抚养费”罚款已成为中国各地计生部门敛财的工具，
“计生委是个既得利益团体，是寄生在计划生育政策上的，之所以他们要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政策，这个机构就没法捞钱，这批人也活不了。所以计划生育政策现在是这一批计生干部们谋生的手段。”
报道还说，据长期研究计划生育的独立学者何亚福估算，从1980年到现在，中国平均每个超生人口实际被征收的罚款为一万元， 以1.5亿至2亿超生人口计算，超生罚款总额达1.5万亿至2万亿元。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