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这篇文章乍一看去有点令人意外，因为中外媒体这些日子对一些地方的群体性事件时有报道，而公民社会与群体性事件历来都是中国政府所不喜欢的。俞可平并非泛泛之辈，他是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副部级干部，他不可能不维护现行体制的利益。但是，细看俞可平的文章，又会发现他不是没有理论上的上方宝剑的，这就是文章第一句所称引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
美国托莱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冉伯恭表示，俞可平文章的大背景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和气候：
“中国现在公民社会的发展比较毛泽东时代确实有所发展、有进步。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越来越复杂，同时也受到世界的影响，而且有很多新的问题，比方说环境污染问题。过去中国没有环境污染问题，毛泽东时代工业发展程度很有限，不可能组织起来推动环保问题。网络方面过去是没有的，现在网络已经非常发达，可是说是世界上算网络发展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政府无法完全控制。中国现在的大环境不一样了，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各个环境都有很大的变化，变化的结果就是促使工业社会的发展。”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杨大力表示，提出党政官员应当鼓励支持公民社会的发展是中共理论界一个积极的姿态:
“俞可平先生提出来要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这个本身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姿态。而且也不仅仅是公民社会的问题，也包括其他的如政治参与等等。
杨教授说，中国过去的维稳体制起了一些副作用，这就导致一个反弹：不承认公民社会、甚至不让使用“公民社会”这个词是不现实的：
“过去几年中国实行的这种维稳体制，虽然当时能够维护稳定，但是实际上可能起了一些副作用，反倒让矛盾有时候会激发出来。好像通过维稳，通过压制就可以让矛盾不呈现出来，但实际上这些矛盾一直在积聚。实际上在过去一段时间，有一些人特别也主张比方说‘公民社会’甚至这个词都不能用，认为‘公民社会’这个词本身就好像是不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过度的反应。实际上任何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国家社会的互动。同时任何一个真正发展比较好的一个社会，当然它的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比较强，很多问题在社会内部就可以解决了。如果说不允许用‘公民社会’这个词，甚至说要阻碍公民社会的发展，这与一个不断发展、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社会实际上是不相称的。”
从措辞之严谨和风格之整肃来看，俞可平的文章不像是一篇个人随想录式的东西。冉伯恭教授表示，俞可平的文章不大可能是在没有得到组织上首肯的情况下个人的发挥，但对俞可平这篇文章作过多的解读也是不适宜的：
“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之下，有地位的人发表一篇文章，在某些方面的建议不大可能是自己的主意而随便发表的。尤其是跟政府的关系较密切的人所发表的文章。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不可以把这种事情看的太复杂化。这也可能是在某些方面试探风向，试探人们的反应。但问题是太复杂化了以后也会失望。”
俞可平的文章除了为公民社会说了一些好话而外，有这么一句话也不可忽略，那就是文章所说的：“党和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法规，依法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
另据报道，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说，要“防止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