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最沒有恐懼的7個星期” --吳仁華口述“六四”史(5月1日)

2019.04.30
“中國人最沒有恐懼的7個星期” --吳仁華口述“六四”史(5月1日) 1989年5月1日,北大籌委會舉辦記者招待會。中間念稿者是王丹,左下角着紅襯衫者是孔慶東。
法新社圖片

1989年5月1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第一次就學生運動發生正面的激烈的衝突
  • 首都知識界第一次聯合行動 支持學生運動
  • 新聞界抗議查禁《世界經濟導報》

 

 

1989年5月1日,北大學生代表王丹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言。(法新社)
1989年5月1日,北大學生代表王丹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言。(法新社)

1989年5月1日,在北京大學的學生討論下一步的部署。(法新社)
1989年5月1日,在北京大學的學生討論下一步的部署。(法新社)

1989年5月1號是五一國際勞動節,所以北京各高校比較平靜,大小字報也比往常要少一點,所以只有四、五所高校的學生貼出了八十多份的大小字報,學生跟官方在這一天都是在各自在做對下一步的部署以及尋找對策。學生方面是積極的準備五四大遊行,中國官方是在全力以赴地阻止學生在5月4號舉行大遊行。這是5月1號大概的基本情況。

5月1號上午三點鐘的時候,趙紫陽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擴大會議,五名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會議,另外還有楊尚昆,薄一波,李鐵映、閻明覆,李錫銘、陳希同這些人列席,所以這次會議主要是在討論怎麼評價“四二六社論”。因爲趙紫陽總書記他是希望能夠對”四二六社論”做一些調整,因爲他認爲”四二六社論”把學生運動定性爲動亂的話不太合適,所以這個會議開的比較激烈,兩種不同意見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像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北京市長陳希同,是明確表示堅決擁護“四二六社論”。楊尚昆特意也做了說明,說鄧小平是經過反覆思考才提出動亂的定性,這是中央多年來對政治思想工作做的不夠的一種結果。因爲在當時楊尚昆跟鄧小平的關係是最密切的,他基本上代表了鄧小平。因爲鄧小平退居幕後以後,他跟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間的唯一的聯絡人就是楊尚昆。所以楊尚昆說法的話,基本上就給中央政治局這一次擴大會議定了調。這次會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第一次就學生運動發生正面的激烈的衝突。

5月1號當天上午九點半到十點零五分這個時段,北高聯在北大的第二體育場舉行了一個新聞發佈會,有六十多位中外記者參加了這個新聞發佈會,另外有三千多名北大跟清華的學生在場旁聽,所以這個新聞記者招待會的規模是比較大的。記者招待會上主要是公佈了北大學生自治會籌委會的一份倡議書,還有高自聯新聞發言人宣讀了總共九份文件。

這九份文件裏頭有一份文件,我覺得要介紹一下,因爲在之前我們沒有談到,就是首都各界知名人士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的公開信,它主要是在支持學生運動,就是要求中國官方跟學生要對話,要解決學生提出來的問題。這封公開信是在4月21號公佈徵求簽名,所以首批簽名者有四十七人,這四十七人都是當時中國知名的學者作家這一類人,包括領銜的是嚴家其先生。所以到了5月1號這一天,已經有兩百多位知名的學者、專家、作家、各界人士簽名,所以簽名行動還在持續當中。爲什麼要提它?因爲這應該是當時在天安門事件當中,首都知識界,包括專家作家這些學者第一次聯合的一個行動。

5月1號實際上還有兩件事情是值得一提的。5月1號這一天就是北京一些新聞界的人士也在開始積極活動,主要是抗議中共上海市委查禁《世界經濟導報》。《人民日報》《工人日報》《光明日報》《科技日報》《中國日報》《中國青年報》,這些主要的中國官方報紙的三百多名記者編輯,打電話支持被查禁的《世界經濟導報》的人員,所以這是新聞界開始在行動。

另外一件比較有意思的就是5月1號這一天, 中華民國財政部部長郭婉蓉當天下午率領代表團抵達北京,準備參加5月4號到6號在北京召開的亞洲開發銀行的第二十二屆理事會。代表團只有十二個人,可隨行的臺灣記者多達將近一百人,因爲這是中華民國的官員在1949年以後,第一次訪問中國大陸。所以這麼多記者抵達北京以後,發現北京的學生運動更值得報道,所以就在會議以後留下來了,這也是八九學運跟六四屠殺,爲什麼會在海外媒體的鏡頭之下,展現給海外的民衆,這是第一個因素,就是因爲這次臺灣代表團參加會議帶來了這麼多的記者。

(林坪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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