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勇者不孤 中國反對運動面臨轉型
Photo: RFA
中共二十大前北京四通橋上有人孤身抗議習近平獨裁的影像已經傳遍世界，也讓“孤勇者”一說在中國深入民間。中國民衆孤身犯險、抗議專制獨裁的傳統由來已久，爲什麼直到今日“孤勇者”才成爲中國民主運動的關鍵詞？孤勇者對中國民主化進程又有何意義？
劉本琦覺得自己也是一個孤勇者。他對記者說，和四通橋孤勇者一樣，他看重的也是行動。
我也是孤勇者
今年2月份，江蘇豐縣鐵鏈女事件發酵後，劉本琦騎着剛剛學會的摩托，獨自一人從湖北紅安縣一夜奔襲六百公里，到豐縣去爲鐵鏈女維權。
“我是說幹就幹，但是開到路上，我發現確實好冷，凍得不得了，”劉本琦現在回想那個晚上有些尷尬，而且第二天，當他到達豐縣時，當地早已被警察圍得水泄不通，他並沒能真正抵達鐵鏈女所在的村莊。
靠電器安裝等散工爲生的劉本琦多年來對社會不公的現象總是直言不諱。他身邊的人常常說他是一根筋，但他說他從不計較，哪怕爲此付出高昂的代價，“要堅持去做，這很重要。”
早在十年前，劉本琦就因爲在網上發起“中國自由公民拒絕獨裁宣言”實名簽名活動，而被中國政府抓捕並祕密判刑三年。出獄後，他繼續在網上公開批評政府，也因此被警方屢抓屢放。
“我就是看不下去，路見不平一聲罵。人要有基本的人性，我認爲這事不行，我就要說，至於別人同不同意，那是別人的事，”在劉本琦看來，中國政府的很多做法都不行，“你們一代代人都在搞殘酷的鬥爭，就是毛（澤東）那一套，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我感覺這太可怕了。”
另一類孤勇者
政治學者張博樹說，他自己也是在學界的一個孤勇者。
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擔任客座教授的張博樹1991年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獲博士學位後留任該院的哲學所助理研究員。1993年，張博樹在香港發表了一篇批評1989年六四鎮壓的短文。這成了他的學術生涯停滯不前的重要因素。
“1993年（社科院）開始整我，不給我晉升職稱，一直到2009年。所以，我在社科院當了18年的助理研究員，”到2009年時，張博樹實際已經有《從五四到六四：20世紀中國專制主義批判》（第一卷）等多本著作和其他研究論文問世。
而就在2009年，張博樹因爲長期批評政府，倡導憲政改革，被中國社科院以他曠工爲由掃地出門。但張博樹有自己的堅持，他坦言對這些困難都有準備，“我學術上的志向就是要完整、系統地研究和清算，百年以來中國在民主進程當中所遭遇的所有挫折，這些挫折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共產黨在裏邊充當了什麼樣的角色？”
不絕如縷
孤勇者並不是一個新的詞彙。在推特的時間線上可以看到，在四通橋事件之前，《孤勇者》是香港歌手陳奕迅演唱的一首爆紅歌曲的歌名，也有人用“孤勇者”來形容抗擊俄羅斯侵略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在10月13日之後，“孤勇者”這個詞纔開始和中國民間的抗議活動捆綁在一起，儼然成了抗議的號召和旗幟，飄蕩在海內外中國人抗議羣體的社交軟件羣組裏、社媒上。
但“孤勇者”現象在中國的社會運動中早已不絕如縷。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在接受本臺採訪時舉例說：“楊佳算一個，......在某種意義上，任志強也算一個孤勇者，......許章潤應該也是一個孤勇者，因爲他當時公開寫文章，挑戰（習近平），而且也是付出了一定的代價。”
這個名單還可以拉得更長。在2020年新冠疫情高峯時期，在武漢孤身探索疫情真相併向外傳遞信息的公民記者張展、方斌、陳秋實等人，也被外界認爲是孤勇者。
孤勇者可能來自社會不同角落，但他們的行爲特徵比較類似。孤勇者的行動往往是孤立的，輿論所認定的四通橋孤勇者彭立發是這樣，寂寂無名的劉本琦也是如此。
流亡荷蘭的異議人士林生亮分析說，孤勇者現象的形成跟中共政權對社會的管控有關，“因爲在中國凡是有組織的，很容易成爲中共的活靶子。......連一個公益組織或NGO他都是不允許存在的。他把所有的組織都除掉了，就會不斷出現個體抗爭。”
王軍濤則認爲，“孤勇者”最本質的特徵還在於他們的不妥協，他說：“最主要就是他們選擇了一種方式，不準備向他們反對的東西妥協，而是鮮明地向社會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且他們採取的方式很有可能會給自己招致殺身之禍的後果，而且這種方式未必能在當下解決他們的問題。”
孤勇者之孤
這些不妥協的孤勇者中很多人往往是寂寂無名的，這也給他們自身帶來了危險。
一直關注孤勇者狀況的異議人士林生亮告訴本臺，“因爲原來很多孤勇者被抓進去，外界都不知道，不知道他做了這些事情。”
他提到了今年初被強迫失蹤的廣西異議人士陸輝煌，“那個陸輝煌坐了兩年半牢，他是因爲在國外寫了七篇文章。他被抓進去後，有兩年半時間，外界沒有任何人知道。中共封鎖消息，不讓他請律師，也不給他飯喫，他又被酷刑，被電擊。”
記者在網絡上查詢發現，除了長期關注中國異議羣體的維權網在2021年陸輝煌出獄後有一條簡短的消息，以及本臺的跟蹤報道外，此前沒有任何相關的音訊。
林生亮本人曾因幫他人維權和公開批評政府，先後兩次被中國政府以“尋釁滋事罪”判刑，共坐牢三年多。由於有類似的經歷，林生亮在出獄後認識了陸輝煌，他回想說，“由他（陸輝煌）一個孤立的事件就可以看出，應該還有很多很多在監獄裏、在看守所沒人關注的人。”
防失聯手冊
孤勇者作爲一個羣體在中國所面臨的安全風險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
林生亮就此分析說：“孤勇者首先他要克服恐懼。目 前爲什麼很多人不肯站出來、不肯出聲，就是因爲他們內心的恐懼。如果有無數的個例在鼓勵着他們，慢慢地這些人就會站出來。”
爲了幫助解決孤勇者們的安全困境，林生亮撰寫了《防失聯手冊》、《交友手冊》以及《公民應對詢問手冊》等，在多個異議人士的羣組裏散發。
林生亮這樣解釋這些手冊工作的原理，“每個人只要有人加他微信，他就發個交友手冊給對方，微信裏就可以存下來。那麼，任何時候，如果微信聯繫不上了，我就可以打他電話，電話打不通了，我就可以打他緊急聯繫人的電話，這樣就可以鎖定他最後失蹤的時間。”
今年9月1日，福建龍巖市的異議人士項錦鋒突然被警方抓捕。他被抓的原因不詳，他的父母也沒有收到拘留通知書，只到當地派出所簽了字。直到9天后，維權網才發佈了這一消息。
林生亮告訴記者，外界得知這一消息就是靠了《防失聯手冊》所建立的渠道，“如果當時沒有這些方法，如果他沒有告訴我們緊急聯繫人的話，我們連他什麼時候被抓的消息都不知道。現在我們起碼知道一點點消息。”
孤勇者出圈了
與衆多處於孤絕狀態的“孤勇者”相比，四通橋上孤勇者的處境並沒有好到哪裏去。
由於中國政府封鎖信息，實際上，外界並不十分確定，10月13日當天，在四通橋上貼出橫幅的到底是不是隻有一個人？只是根據網絡流傳的現場視頻和照片，輿論更傾向於認爲這是一個人的單獨行動。外界至今也無法得知這位孤身犯險者的真實姓名和背景，網絡上只是流傳着他名叫彭立發。並且警方如何處置這位孤勇者，外界也是一無所知。
【大陸全網封殺 “四通橋反習橫幅事件”】
— 自由亞洲電臺 (@RFA_Chinese) October 13, 2022
【牆內網民轉發即”永久封號”】
北京四通橋出現反習、反封控橫額後，牆內網絡全面封剎相關消息，有網民在微信羣轉發該消息，只數分鐘後就被”永久封號”。
在最新流傳的視頻可以看到橋面的情況，看到有雜物被燃燒，消防和公安人員到場，把一名男子帶上警車。 pic.twitter.com/6AVOyo77xW
但四通橋的孤勇者畢竟出圈了，他所引起的輿論迴響遠超以往的孤勇者。現在事件過去已經一月有餘，在關注中國民主前途的海內外社交軟件羣組裏，人們仍不時提及“孤勇者”。在中國的城市街頭，在美國東西兩岸，以及歐洲，至今仍有中國人不時效仿四通橋的孤勇者，在街頭舉牌、發傳單或者高聲吶喊，表達對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連任的拒絕和憤懣。
張博樹理解這些輿論迴響背後的情緒，“中共二十大後，習近平組建這樣一個新的班子，基本上就是習家軍的全套人馬，這是可以想象的中國政治演進過程中最糟糕的一個結果。”
王軍濤則認爲，四通橋孤勇者的影響力之所以出圈，關鍵在於，以二十大爲背景，體制內的精英心態變了，“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體制裏的人對體制內改革已經不抱希望了，他們開始關注體制外的人。......體制內外的人都期待體制外的人通過突破性的舉動，打開缺口，讓不滿的能量在體制內外都爆發出來，結束這樣一個獨裁專制。”
王軍濤強調，這實際上體現出中國的反對運動正在轉型，“就是反 對運動由一個純粹的大衆反抗運動和少數民運人士的良心運動，正在變成一個真正的政治反對運動。”
他分析說，當反對運動發生質的變化時，孤勇者將會前赴後繼、層出不窮。
身在內陸重慶的孤勇者張吉林的感受印證了王軍濤的分析。四通橋抗議事件發生後，張吉林感覺出周圍氣氛的變化，“有一個現象是很 特別的，有些普通老百姓就覺得，像我這樣敢說的人會越來越多。”
走向廣場
張吉林很早就是一個孤勇者。2003年他曾因爲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試圖通過廣場警衛向中央領導人遞交民主憲政的倡議書，而被當地警方投入了精神病院。但張吉林並沒有被嚇阻，也沒有止步於“孤勇者”的角色，他開始走向廣場。
2017年，張吉林加入了當地城市廣場上的議政活動，“我當時走路路過觀音橋廣場，我才發現很多老年人在那裏談論民主政治之類的問題，我才加入了廣場運動。”
2019年初，張吉林和同伴在觀音橋廣場上發表政治演講，他當時提出了要罷免習近平，“我講了整整七天，第八天他們才抓了 我。”
張吉林被當地警方刑事拘留。對於警方直到第八天才抓他，張吉林的理解是，2019年時輿論氛圍還相對寬鬆，並且地方政府實際上也拿不準，“因爲我們所說的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都是兩條腿走路，而且民主憲政都是有利於中國的。”
張吉林被釋放後，警方明確警告他不能再進入觀音橋廣場。但他欣慰地發現，他和同伴已經在廣場上留下了積極的影響力，“有一些以前聽我 們演講的那些老年人還經常在那裏聚會，他們其中有很多還經常來參加我們的茶會，他們有很多老年人都盼望着我們能進去。”
和張吉林相似，身在中共革命老區的劉本琦也覺得，他多年的秉公直言在不斷拓展自由民主理念的空間。
“我指出來問題，我就把嗓門拉大，我說話就是這樣。......那些老百姓儘管不過來跟我說話，他們都遠遠地跟我豎起大拇指，”劉本琦說，不僅老百姓是這樣，政府體制內的人也常常讚許他的觀點，“無論是公安的，司法的，或是其他政府部門的，就我平時跟他們交流的時候，他們都很願意跟我溝通思想。”
站出來！
無論張吉林，還是劉本琦，或是記者採訪的其他孤勇者，他們都希望中國社會各階層能有更多的人能站出來，對中國政府說不。
但林生亮認爲，能有多少人站出來仍然取決於民衆覺醒的程度，“中共的這種法西斯統治到了讓他們沒有活路，讓他們要爲了生存去爭取的時候，基本上就是全民覺醒的時候了。”
林生亮說，重要的是要行動，行動才能改變中國。他提到幾年前他在中國法庭上爲自己所作的一個辯護詞，“我不會將希望寄託給下一代，在我這一代的時候，我要做我認爲正確的事情。”
他強調，他不想讓後一代人恥笑自己這一代人沒有去努力，就像他當初曾恥笑父輩在文革的時候沒有站出來，去勇於面對那個暴政。
記者：王允 編輯：申鏵 網編：瑞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