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拐賣婦女現象深層分析

2022.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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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拐賣婦女現象深層分析 中國拐賣婦女現象深層分析
自由亞洲電臺製圖

徐州豐縣鐵鏈女事件似乎擊穿了中國社會的心理底線。“鐵鏈女們”的悲慘命運引發了山呼海嘯般的民意,也映射出政府權力的麻木不仁、昏聵,以及腐敗。在民意的推動下,政府被迫針對被拐婦女推出調查和治理措施。在中國各級政府的公信力在鐵鏈女事件中消失殆盡的背景下,我們來探討一下中國拐賣婦女現象屢禁不止的深層原因以及可能的解決路徑。

姚誠2011年冬天在安徽省大別山一間柴房裏見到了19歲的被拐賣婦女鄧露榮。作爲退伍軍人的姚誠當時在參與人權組織“中國婦權”解救被拐婦女兒童的行動。

因爲徐州豐縣鐵鏈女事件引起的有關婦女拐賣的持續輿論風潮,姚誠在二月中旬首次通過Youtube的視頻平臺,回憶了這一經歷。

一次並不成功的解救

“她躲在柴火堆裏,抱着她雙目失明的兒子,問她什麼話,她都不說,很麻木,”姚誠回憶說。

鄧露榮回答解救者提出的問題時,時而清楚、時而模糊。姚誠介紹說,他們當時判斷鄧露榮患有輕微的智障。

本臺記者從總部設在紐約的“中國婦權”組織覈實了鄧露榮的部分信息。鄧露榮家住安徽省宿松縣柳林鄉,因爲是超生,被父親棄養,13歲時被村裏的鄉村教師強姦,14歲時被叔叔賣給了附近北浴鄉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

“鄧露榮的丈夫,也不應叫丈夫,因爲並沒有結婚,就讓她在村子裏接客,村子裏從六十歲到三十歲,以及更小的找不到老婆的男人跟她睡覺,一次收20元錢,”姚誠介紹說,這個男人用她賣淫的錢蓋起了小樓。

“中國婦權”團隊的人前去探望鄧露榮,直到第三次才見到她,因爲很多時候鄧露榮並不在家裏。姚誠說:“村子裏的人說她受不了,受不了這麼多男人的虐待,她跑了,經常跑。她跑到山裏面去,睡在草堆裏,在地裏扒着莊稼喫,典型的一個現代白毛女。”

但鄧露榮還是要回去,姚誠說,她這麼做是爲了看自己的兒子,還在襁褓中的兒子因爲眼睛發炎,已經雙目失明。

中國退伍軍人姚誠(視頻截圖)
中國退伍軍人姚誠(視頻截圖)

姚誠和同伴們解救鄧露榮的這次行動並沒有成功。當姚誠還在柴房裏詢問鄧露榮情況時,他已經感覺到迫近的危險,“我們發現很危險,門口圍了很多人,拿着扁擔和鋤頭過來,那是什麼意思呢?因爲他們知道,我們想把這個事情揭露出來,如果這個事情揭露出來,這些男人是犯罪。”

團隊被迫離開後,去當地派出所報案,派出所卻以“私了”推脫,不願插手。如今,十一年時間過去了,“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今年2月24日在推特上說,當地公安不作爲,鄧露榮至今“飽受煎熬”。

那一個個黑暗的角落

張菁所領導的“中國婦權”雖然在被拐受害人的家屬面前是拯救者的形象,但她告訴本臺,當她面對一個個被拐賣婦女的個案時,心情常常是崩潰的,“有時候我們救不到人的時候,眼睜睜地看着......象鄧露榮的這個案子,我們找到她,幫她報警,都做了這麼多,可還是救不了她。”

“中國婦權”於2007年成立中國婦女兒童保護中心,開始着手解救被拐賣婦女兒童的行動。姚誠也是從那一年加入這一工作,他介紹說,這一行動的參與者一開始就約定以志願者的形式加入,自己貼時間貼錢。

“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張菁提供)
“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張菁提供)

姚誠告訴本臺,他負責的主要是解救被拐兒童的工作,兒童中大部分是女孩,“這些兒童被拐賣以後,就像豐縣鐵鏈女一樣的,被拐的時候是兒童,後來長大以後,然後需要尋親。所以我們找兒童的時候,一半以上找到的都是婦女,就是成家生孩子以後的婦女。”

從中國法院歷年公佈的相關案例看,婦女被拐賣的方式多種多樣,有暴力搶人、下迷藥、誘騙等等,一般都是在違背被害人意志的前提下進行的。出於對婦女拐賣現象普遍性的擔憂,有網友無賴地調侃說,在你和鐵鏈女之間只有一悶棍的距離。

姚誠分析說,女孩子被拐賣後的用途比男孩子要多得多,“買一個女孩子,幾千塊錢,養在家裏當一個勞動力,養大了以後做兒媳婦,省錢啊。還有一些人販子看重女孩子的經濟效應,就把她們送到娛樂場所,各種各樣的東西就多了。”

姚誠的說法實際指出了被拐賣婦女和女孩的主要出路,包括強迫婚姻,強迫勞動和所謂娛樂場所。也有少數地方,包括山西、湖南等地,曾先後爆出有被拐賣婦女被賣屍配陰婚。而娛樂場所大部分指的實際是色情行業。

中國艾滋病權益活動人士萬延海90年代在中國政府的衛生部門任職期間,曾在中國性工作者中推行衛生安全措施。在實際工作中,他觀察到,有不少的女性性工作者很可能是被拐騙的,“很多年輕的女孩子就是被家鄉那些所謂成功的大姐帶出來的,到了都市裏才發現原來是做這個,有的人會一直反抗,有的人會被強迫,但有的人可能也就接受了,這些情況都蠻多的。”

萬延海向本臺坦言,因爲主要從事衛生安全的工作,即使發現了有被拐賣人口,也不方便向警方舉報,因爲這樣無法取得娛樂場所老闆的信任,工作就沒法繼續了。

中國艾滋病權益活動人士萬延海(視頻截圖)
中國艾滋病權益活動人士萬延海(視頻截圖)

“三百多萬被拐兒童大多數是女孩子”

從全中國範圍看,被拐賣女性(包括成年婦女和未成年女孩)的數量很難獲得準確的數據。紐約州立大學人類學教授鄭恬恬2018年在英文學術期刊《歷史考古學及人類學期刊》(Journal of Historical Archaeology &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上發表文章,綜合國際組織的調查數據統計得知,從2000年到2013年,中國被拐賣的青年女子和小孩總數爲92851人。但她強調,實際的被拐賣人口可能要遠遠大於這個數字。

姚誠依據他多年從事解救被拐兒童的經驗,給出了一個估計,“從1980年一直到2016年放開二胎,最高峯的時候,一年就有二十萬孩子被拐。我們自己統計,平均每年有十萬個孩子被拐,一年十萬,十年一百萬,三十多年就三百多萬。”

姚誠前面提到被拐兒童中大多數是女孩子,這種估計也符合世界的一般規律。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2016年發表的報告稱,在2014年獲得的71個國家數據中被拐人口有96%是女性。

實際上,很多被拐受害人的身份難以確認,因而難以被統計。姚誠介紹說,“很多孩子找不到是因爲被洗白了,就是買孩子的家庭花點錢給派出所那些戶籍警,給她們上了戶口,上了戶口就沒法找了。他說是他家人,有戶口,編了一個出生日期、名字等等,你沒辦法找了。”

江蘇徐州鐵鏈女的真實身份至今成謎,雖然江蘇省政府的第五份通報認定她就是結婚登記照上的楊某俠,也就是雲南的小花梅,但網絡輿論對她的真實身份仍有廣泛的質疑。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對拐賣人口數據的統計似乎諱莫如深。美國國務院2021年發佈報告稱,這已經是連續第四年中國政府沒有公佈人口拐賣受害者的任何數據,這可能與中國政府在一些地區執行強迫勞役,並大規模拘禁維吾爾族等少數族裔的做法有關。

中國江蘇"鐵鏈女"(視頻截圖)
中國江蘇"鐵鏈女"(視頻截圖)

跑不掉的被拐婦女

被拐女性的流出和流入在地域分佈上有大致的規律。紐約州立大學的鄭恬恬在前述文章中提到,賣出地比較集中的地方包括安徽、貴州、河南、四川和雲南等省,買入地則包括江蘇、浙江、山東、河南和內蒙古等省相對落後的農村地區。

被拐女性就像商品一樣被人販子售賣。據中國官媒《檢察日報》報道,離鐵鏈女事發之地不遠的徐州市姜集村早在2000年就是蘇北最大的“人口批發市場”。

目前這些女子在“市場”上的價格與過去已經有很大的不同。姚誠指出,在90年代中期之前,男孩和女孩的買價差別巨大,“八十年代中期的時候,男孩子要一萬多,女孩子一千元;但在1995、96年之後,就都達到兩三萬了。”

鄭恬恬2018年的研究則指出,買賣一名被拐女性的價格從6000元人民幣到40000元之間。

在被拐賣的女性中,存在大量被虐待、被強姦或被性奴的現象。她們常常困在這樣的處境中十年、二十年,無法逃脫。

從雲南被拐賣到安徽的婦女董茹(應受訪者要求化名)在接受本臺記者採訪時,提到她同村的一名女子被拐賣到安徽,遭買家虐待致死的事情,“我一去看她婆婆就罵,我就叫朋友去看。我朋友跟我說,她整個人都廢掉了,被一家人打罵到她傻掉了,一家人又硬把她餓死。”

張菁則告訴本臺,被拐婦女如果遭虐待,並被常年禁錮,大概率會造成她們精神失常,“這人哪,人的情緒常年緊張而憤怒。她們還常年沒人說話,一個人獨居,還要遭受身體上、心靈上的創傷和虐待,所以不瘋都要瘋。”

在有的情況下,被拐婦女被買家禁錮,會產生畸形的依賴心理。張菁說,當時他們的團隊就評估本文開頭提及的鄧露榮可能有斯德哥爾摩症,離不開那個“家庭”。

“長期被虐待的人,當她們覺得這些已經成了習慣,成了生活一部分的時候,她們可能就會沒有意識說這是虐待,反而會認爲這是天經地義的。然後,哪天給她一點好處,給她一件衣服穿,給她一點好喫的,她就感恩戴德的。”

也有些人會自始至終地堅決反抗。2007年以真實人物爲原型拍攝,反映被拐婦女命運的電影《盲山》主人公白雪梅是一個女大學生,被拐賣到山區,多年後,當她的父親和警察找到她並試圖解救她時,卻受到村民阻撓。白雪梅情急之中,一刀砍向了所謂的“丈夫”。這樣的藝術人物在現實中並不難找到更多相似的案例。

還有一些被拐婦女在被解救後,卻選擇回到收買家庭。姚誠和張菁共同提到2009年他們在福建解救的貴州女子肖光豔。7歲就被拐賣變成童養媳的肖光豔,在25年後尋親終於找到原生家庭,但之後還是回到了福建的夫家。類似的案例在福建還有好幾起。

張菁解釋說,“因爲她們覺得就在這裏長大了,這裏還是好。反正哪裏都有受苦的,他們也有對我們好的時候。”

弔詭之處在於,當被拐女性以身不由己的方式被裹挾進了一個她們未曾預料的命運分岔口之後,她們所遭遇的也未必是地獄。

中國著名辯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詹青雲近日在接受網絡博客“不合時宜”的採訪時說,她有一位表姨媽年輕的時候被拐賣到江蘇農村,但二十年後尋親找回家鄉貴州,但她是象探親一樣回來的,她對被拐賣以後的生活感到滿意,因爲江蘇的生活比貴州要好,收買的家庭對她也不錯。

反映被拐婦女命運的電影《盲山》劇照(百度百科截圖)
反映被拐婦女命運的電影《盲山》劇照(百度百科截圖)

潰敗的農村 放任的權力

在種種被揭露的拐賣婦女的案例中,鄉村往往呈現出麻木、冷漠的面目。一根長長的鎖鏈套着江蘇徐州鐵鏈女的脖子那麼多年,一個碩大的鐵籠關着陝西佳縣鐵籠女那麼多年,周圍的村民似乎都不聞不問。

村民有時甚至是幫兇。在姚誠想要解救而不成的鄧露榮周圍,環伺着隨時想要撲上來,不讓人帶走她的本地幾十號男人。

這樣的村莊裏似乎沒有法治,警察不執法,面對這些被拐賣婦女的哀告和求助,國家公權力竟然完全缺位。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於華在2月初就此發表文章,重提她2007年分析山西黑磚窯奴工事件時的一個論斷:被權力和治理放任和拋棄的社會底層,其生態將迅速惡化。

中國一位曾參與過打擊拐賣行動的資深警員匿名向本臺分析說,在鐵鏈女事件中,當地的公安機關存在嚴重失職,“首先當地警方足以能夠發現(這種事),公安部搞的包村制度,每個村都有包村警察,每個鄉都有派出所。普通的一個鄉管十幾、二十個村,多的也就三十個村,那怎麼能發現不了呢?”

他說,這個事件中失職的不僅僅是警察,還有基層政府、村委會的領導,但公安機關應該承擔首要責任。但他也強調,農村地區基層派出所警力嚴重不足,工作壓力也大,“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所有工作都在基層,就是各種活。上面說不讓基層警力參與非警務活動,但實際上基層公安機關太多的非警務活動了,這幾年的上訪穩控等等壓力太大。”

這位警員進一步分析說,重要的是打擊拐賣並沒有被納入警員的考覈體系,“打拐不考覈啊,上面重點考覈的內容中沒有打擊拐賣這一項。上面不重視,我們工作也忙,警力很少,誰去管這種事情啊?”

安徽被拐賣女子董茹告訴本臺,她被丈夫虐打時,就發現報警沒用,“特別是像我老公他弟弟他有能力,跟村幹部(關係)好,我就是去警察局我也搞不過他。再一個就是政府,你不瞭解,沒有用地,警察局也不講道理,不會向着你一個外地人的。”

在另一方面,司法機關對拐賣案件的辦理也受制於地方保護主義。姚誠介紹說,他們一旦發現被拐兒童的地點,只能去找派出所解救,因爲他們沒有執法權,但派出所大多不願出力,“我們到村子裏去解救孩子的時候很危險,經常被打出來,因爲他們買一個孩子也花了錢,你把他孩子弄走,他要跟你拼命的。所以解救方面只能靠政府,但大部分的時候,政府有地方保護主義。”

北京大學刑法學教授車浩二月初在學術期刊《中國法律評論》上發表文章指出,“面對有剛需性的買媳婦的農民,指望與這些人歷史地、文化地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區的辦案人員去下狠手從重打擊,那也只能是一個美好的理想。”

他強調,買方可能就是當地熟人社會網絡中的一員,辦案人員並沒有強烈的正義動機去認定買方的強姦、拘禁等重罪,往往是按照收買行爲的輕刑去處理了,而且往往是搞個緩刑。

一名被拐賣的婦女(法新社圖片)
一名被拐賣的婦女(法新社圖片)

政府裏的拐賣利益鏈

但這些本該看顧社會底層的公權力似乎並不僅僅是拋棄了底層的人們。姚誠和張菁在多年救助被拐婦女兒童的過程中發現,地方政府各部門不但不打擊拐賣,也不支持解救受害者的行動,有時甚至阻撓對受害人的救助。

“中國婦權”的團隊有時要到各地方去宣傳救助被拐人士的行動,但經常受到當地政府的騷擾和打壓。張菁回憶說,“通常他們就是不准你做這些,要你離開,說這裏不準放宣傳材料,你不離開就把那些橫幅撕掉。如果你要是反抗或者爭辯的話,警方就把那些失蹤兒童的家長統統帶到派出所。”

不僅如此,從2012年開始,“中國婦權”由於資金來自國外,被中國政府認爲是西方反華勢力,該組織在中國的一些團隊負責人先後被抓捕、判刑。他們救助被拐婦女和兒童的行動被迫轉到網上,大大削弱了在地行動。

對於政府不願、甚至打壓對被拐受害者的救助,張菁分析說,從1980年代中期以後,人口拐賣已經形成規模效應,不少政府工作人員都成爲了拐賣利益鏈的一環,“這些利益鏈上面都是一環扣一環的,在這個利益鏈上的有什麼人呢?有公安、有醫生、民政部門、計生辦,也有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還有鄉政府、村委會的幹部。”

她說,這些利益鏈上的政府工作人員爲被拐受害人提供假的出生證明、上戶口,甚至是上學的安排,每個環節都在扣錢,最後發展成像是連鎖店一樣,每個環節都已經標準化,“環環都是做好的,你拿去就好了,你交錢就行了。”

本臺記者向前述那位警員求證是否存在這樣的利益鏈,他迴避了這個問題。

消失的鄉紳 弱勢的宗族

在政府公權力對被拐婦女和兒童的救助上麻木不仁的同時,問題的另一面是,鄉村自身爲什麼能容忍以被拐婦女爲對象的強迫婚姻?一位居住在華東某省的村民匿名向本臺分析說,在鐵鏈女事件中,作爲鐵鏈女的丈夫董某民也是受害者,“他是什麼受害者?他是我們這個國家愚昧、落後和麻木的受害者。”

社媒上有不少言論把這種落後歸結於部分農村根深蒂固的傳統父權觀念。但這位村民說,鄉村對於被拐賣婦女現象的容忍體現出的是文明退化,“1949年以前,中國有個文化叫鄉紳文化。那個時候,農村裏面有錢人的孩子去讀書了,出來以後就是鄉紳,有錢有文化就叫鄉紳,鄉紳在治理中國這個基層,但他們恪守着中國的倫理道德。”

他認爲,這種鄉紳文化在1949年以後被消滅了,給鄉村治理帶來了一些問題,“我們現在鄉村治理是靠村委會、村支部這些機構,這是黨領導下的政府機構在治理,這種東西就到不了老百姓心裏去。”

出生於湖南的人口學家易富賢觀點與之相似,他看重的與鄉紳文化關係緊密的宗族文化,“在宗族社會,婚姻是結兩姓之好,是聯繫兩大家族的紐帶,不可能讓一個憑空買來的、來路不明的人進入家族。”

他觀察到,中國各地人口拐賣的嚴重程度與當地宗族文化的強盛存在負相關的關係,“事實上目前人口拐賣比較嚴重的地方,象山東、河南這些省,他們的宗族勢力是比較弱的,但家族勢力比較強的,象廣東、廣西和湖南這些地方,人口拐賣就比較少。”

失調的性別比

一方面是鄉村治理環境的弱化,另一方面,鄉村在多年人口政策的擠壓下,也要被動應對男女比例失衡的問題。

人口拐賣在中國、乃至世界古已有之。哈佛大學人類學榮休教授詹姆斯·沃森(James L. Watson)在1980年發表文章說,在1949年之前,中國的人口販賣市場是世界上最大的此類市場之一。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就是取材於民國時期社會現實的被拐婦女形象。

但在本臺記者本次的採訪對象中,多數認爲,現在中國的人口拐賣市場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開始形成。

海外政論雜誌《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回憶他們那一代六、七十年代在鄉村當知青時,很少聽到有人口拐賣的事情,“毛時代這種情況是相當少的,他把每個人都定得死死的,人走不了啊,人員沒有流動性;連人都快餓死了,都沒有辦法到城裏面去討飯,那些女子你怎麼去倒賣嘛?”

1980年代起,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人口的流動性不斷增強,同時也開始嚴格實施計劃生育政策。

人口學家易富賢認爲,中國實行計劃生育,導致性別比失調,是婦女拐賣的主要原因。他分析說,一胎化政策導致了選擇性墮胎,由於傳統上偏愛男孩,受害者往往是女性,這導致中國性別比從1980年代就不斷攀升,“到2000年代的時候是100個女孩對應120個男孩。到了近期2020年,在實行二胎政策之後,性別比才下降到100比111,但這仍然高出正常的範圍。”

人口學一般認爲,正常的性別比是男女比例保持在100比104-107。但根據去年完成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中國男性比女性要多出3490萬。中國第一財經網在報道中指出,這種性別比意味着,在婚育期的人羣中,平均5個男性中將有一個找不到配偶。

光棍村的形成

性別比失衡還有可能促發了光棍村數量的增加。易富賢認爲,光棍村的問題以前就存在,因爲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原因,貧窮鄉村的男子娶親難,但人口政策導致的性別不平衡加劇了光棍村的問題,使其從個例變成普遍現象。

美國三一學院農業學榮休教授文貫中則認爲,改革開放之後的人口流動也是光棍村形成的重要原因,“本來就性別比例失調,現在又有了人口自由流動,當地女子就大量外出,當地比較能幹的男子也是外出,因此就留下了那種比較‘老實巴交’的男子,當然他們仍然有人所固有的那些慾望。”

鳳凰週刊2019年根據媒體對光棍村的報道,繪製了一幅不完全的中國光棍村分佈圖,其中包括甘肅、河南、陝西、安徽、重慶、貴州、廣西和海南等省市。報道強調,沒有被報道出來的光棍村還有更多。

而文貫中所說的留守在光棍村裏的那些“老實巴交”的男子,似乎也正是被拐婦女買家的典型形象。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助理教授熊婉茹2月24日在財新博客上發表文章,通過整理案卷中的996個拐賣婦女案例揭示出,收買被拐賣婦女的男性普遍年齡大,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勞動技能,經濟條件差,社會地位低。

熊婉茹認爲,在經濟發展、人口流動以及性別比失衡等因素層層擠壓之下,留在農村的貧困男性陷入了無人可娶的絕境中。

鄉村的生與死及其“反抗”

熊婉茹似乎是在爲這些無人可娶的農村男性叫屈。在鐵鏈女形成的輿論風潮中,這是少有的聲音。

對這些男性抱有同情的還有中國作家賈平凹。他在2016年發表了以被拐婦女爲主角的小說《極花》,他在事後接受採訪時說,“(拐賣)從法律角度是不對的,但是如果他不買媳婦,就永遠沒有媳婦,如果這個村子永遠不買媳婦,這個村子就消亡了。”

但這一說法最近被網友挖出來後,引起巨大的反彈。一度有人在社媒上憤怒地駁斥賈平凹說,如果那些光棍村要用鎖鏈來防止老婆逃跑,那就讓他們斷子絕孫吧。這類似的發帖在社媒上獲得極高的點贊和轉推率。

在這些輿論中,鄉村僅僅成了評頭論足的對象,正如鐵鏈女不被村民關心一樣,鄉村自身的生與死也無人關心。而這似乎是中國輿論界談到婦女拐賣時的一貫論調。

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博士後李磊2017年在學術期刊《德州學院學報》上發表文章,爲此抱不平說,在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推進的過程中,城市對農村的結構性剝削愈演愈烈,農村強壯勞動力不斷被吞噬,自然村不斷在加速消亡,人們對此視而不見,彷彿這是一種抽象的存在。

他說,農村、農民無法通過正當的手段進行發聲反抗,只能在日常生活之中苟延殘喘, 默默承受,但絕不能斷子絕孫,因爲這是他們的底線。一旦剝奪觸及到了這一底線,他們就只能通過不合法的暴力行爲來反抗。言下之意,他把拐賣婦女看作是農村的一種不合法“反抗”。

這或許是一種文學性的表達,但《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對這種觀點抱有同情,他告訴本臺,拐賣婦女固然要打擊,但農村男子的娶親問題應該想辦法幫助解決,“現在很多所謂婦女拐賣都是通過非法的婚姻中介,它是地下的,實際上做着買賣的事。所以,應該讓相應的婚姻中介浮出水面,到地面上來,纔好規範、管理。所以需要一定的法律,哪怕你是地方性的。”

他建議說,針對目前男多女少的現實條件,甚至可以採取一妻多夫的制度,因爲人類歷史上有類似的先例,“1650年,德國紐倫堡議會就通過了一個決議,就是鑑於在三十年戰爭中有大量的人死於戰爭、瘟疫和饑荒,要恢復人口,明確提出,一個男人可以娶兩個妻子。”

政府的辦法

政府似乎無暇顧及鄉村那些“老實巴交”男子的婚育問題;在有些年中,他們似乎更傾向於選擇強制手段去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的現象。

正在舉行的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中國總理李克強在做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嚴厲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行爲,堅決保障婦女兒童合法權益。

就在上週,中國公安部也宣佈,自3月1日起至12月31日開展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專項行動。

但政府堅決的“口吻”並沒有平息社媒上對鐵鏈女事件的憤怒和關注。3月8日,國際三八婦女節,網民在微博上、微信上貼出大量鐵鏈女的照片、圖畫和視頻,以示提醒和警示。有網友在微信上發帖說,“我們不停地努力,因爲我們知道,一旦熱度沒了,我們就輸了。”他們對政府的能力似乎充滿疑慮。

1980年代以來,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進行過多次打擊人口拐賣的專項行動,但並未能有效清除人口拐賣的現象。

前述那位警員分析說,這種運動式執法的確效果有限,“所以,我覺得應該靜下心來。我當了多年警察,我常常想應該如何改進公安工作一盤棋,提高它的管理,讓這種管理切合實際工作的需要。”

紐約州立大學的學者鄭恬恬則在文章中指出,中國政府應該改變單純依靠自上而下打擊拐賣的行動,結合民間組織,尤其是婦女團體來應對婦女拐賣的問題。

但實際上,從2012年開始,包括“中國婦權”這樣的組織,尤其是有海外背景的民間權益組織,就受到政府的嚴厲打壓,它們在婦女兒童權益等領域的作用已大爲削弱。張菁告訴本臺,“中國婦權”大約有五年時間是做援救的在地行動,但總共只營救了28個婦女兒童,“這個(營救)比例確實非常非常低,讓人確實感覺很心酸,因爲有那麼大的羣體。”

從這次鐵鏈女事件可以看到,起推動作用的並沒有民間組織的角色,而主要是在社媒平臺表達的民意。

結語:春天最美好的聲音

借鐵鏈女事件噴發出的洶湧民意似乎成了被拐婦女在這個春天可以聽到的最美好的聲音。對揭露鐵鏈女真相起到關鍵作用的前記者鄧飛,3月5日在他的微信朋友圈轉帖了河南省要求全面排查農村“已婚智力、精神殘疾婦女”情況的通知,他附上一句短評,“改變正在發生。”

但對於很多外界甚至不知道身在何處的被拐婦女來說,她們的春天將在何時到來,人們仍在期待。

(記者:王允    責編:申鏵  網編:洪偉   本臺記者唐家婕、Isaak Liu對這篇報道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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