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紀念館：一段殘酷記憶的呼喚與凋零

六四紀念館展出民主女神雕像複製品

在香港鬧市，曾經有一個六四紀念館，它地方淺窄，資源貧乏，卻被稱爲“世界上面積最小，但影響力最大的博物館。”

玻璃櫥窗裏，如今空空如也。這是大搜捕到來之前的日子，支聯會工作人員趕緊把櫥窗中的六四遺物、證物一一仔細打包，轉移走。

2021年的6月4日，這裏沒有如約開展。這是座落在旺角一棟商業大廈樓上的六四紀念館，六四32週年的前兩天，一直正常營運多年的這裏突因“未獲得娛樂牌照”，被政府指爲非法經營，紀念館隨即宣佈暫停營業。在國安法之後，香港一連串搜捕、審判、組織潰散的新聞中，展館的關閉一度引發關注，但很快淹沒在巨大的清算浪潮之中。偶爾，還有市民打來詢問能否拜訪，工作人員只能致歉。

“現在的政治環境，比一年前又嚴峻很多，支聯會會不會被拉人封艇？很難說。如果支聯會被取締，可能波及六四紀念館，”在昏暗的紀念館一隅，蔡耀昌分析着。他是香港泛民政治人物，亦是支聯會骨幹，他和多名支聯會常委不久前剛宣佈辭任。那時的他，還不會想到，就在一兩個月之內，支聯會留任的常委會全部入獄、支聯會會面臨徹底解散。

消散容易，匯聚艱難。32年前，八九民運以血腥鎮壓而結束，六四從此成爲中國大陸禁語和忌諱，但在一河之隔的香港，六四事件慢慢融入港人血脈。它最初強烈觸動人們的愛國情緒，後來逐漸融入本地民主運動；它被不同的力量講述和傳承，又反過來刺激着政治板塊和公民社會的合作、互動與碰撞。六四紀念館像是一個小小的縮影。過去多年，蔡耀昌看着六四紀念館如何從無到有，一份份六四遺物怎樣匯聚香港。

一夜之間，盈滿的一切被突然抽空了。“我們現在就是在一個下沉的軌跡之中，有些沉得快，有些沉得慢，但都是正在沉。”蔡耀昌說，他只願最終還能爲六四記憶留一口氣。

殘酷的記憶，有了實體的承載

吳衛東平生第一次去香港，是2014年年底。他獨自拉着一個箱子過關，箱子裏裝的，是他哥哥吳向東的遺物：一封遺書，一本日記，他的海鷗相機，他最後拍攝北京學運現場的一筒膠捲。

1989年6月3日深夜，21歲的吳向東在北京木樨地中槍身亡。去世前，他是北京東風電視機廠的職工，連月爲廣場奔跑。兄弟倆生於知識分子家庭，父親吳學漢、母親徐珏均從事地質研究。吳衛東說，父母年輕時大量時間投入工作，希望報效國家，對兒子們照顧不多，哥哥被槍殺後，父母內心震盪極大，先後加入“天安門母親”團體，要爲兒子“找一個說法”。1995年，吳學漢因病含恨而終，徐珏一邊繼續研究工作，一邊堅持平反六四。吳衛東90年代初留學德國，後定居法蘭克福。

2014年，吳衛東在德國看到新聞，說香港要辦一個六四紀念館。他馬上致電母親，商量把哥哥的遺物捐給香港。他趕回北京，親自收拾哥哥的物品，“哥哥喜歡攝影、繪畫、刻印章，也喜歡武術，他興趣很多，拍的照片也很多，”吳衛東說，他依然記得民運中哥哥的狀態，“那真的是他最開心的時候，他也跟我們說，他找到了生活的意義，（他說）現在我們好像有些希望了，爲這個國家做點事情。”

“我希望哥哥的事情被人知道。他既然做了，一定有那代人的合理性。”吳衛東把部分照片留給媽媽，自己留着哥哥的死亡證，其他統統送到了香港。

悼念六四的氛圍，那幾年在香港不斷升溫。以每年的六四燭光集會人數爲溫度計，1990年後的幾年，每年均有十幾萬市民參加，此後氣氛相對冷淡，每年數萬人參與。到了2009年，六四事件20週年，經歷北京奧運，四川大地震和三聚氰胺等事件之後，香港關注大陸的氣氛愈加濃烈，集會人數重回15萬高峯，此後數年均維持這一水平。

2012年，支聯會終於實踐多年來的設想，設一個六四紀念館。馬上設一個永久館太大膽，他們租借深水埗一座唐樓2樓的展館，試水溫。

沒想到，人潮如湧。“最多人的一天，2000多人來了，參觀者從狹窄的樓梯一直排到地鐵站，很多深水埗街坊問發生什麼事，是不是有東西派。”蔡耀昌笑着回憶。

那幾年亦是大陸人來港自由行的高峯，燭光晚會現場，常常收到人民幣捐款。據支聯會統計，來參觀展覽的，大約1/3是大陸人士。蔡耀昌記得，“好多人看展覽看到痛哭”，一個大陸市民親自帶來20萬人民幣現金，現場捐給支聯會。

“紀念館是新做法 ......我自己幾滿意紀念館這個idea，可以做到新的承傳，我對未來好樂觀。”展覽現場，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對香港傳媒表示，他一臉興奮，當時記者說他把展館當成自己孩子。

李卓人同爲泛民政治人物，自80年代投入香港工會。1989年，北京於5月20日宣佈戒嚴之後，香港各界響應支持北京學生，文藝界數天之內發起“民主歌聲獻中華”，籌得的100多萬元，由李卓人帶往北京。其後，和許多記者一起從北京登機準備返回香港時，李卓人被北京當局上機拘捕，3天之後，他簽下悔過書才能回到香港。

他一度消沈。支撐他的，是北京學生的叮囑——快離開北京時，學生交代他回港後，一定要在香港，把六四真相分享給全世界。

香港信息素來流通自由，整場民運從爆發到結束，一直被直觀的紀錄。當年，一批批香港記者赴北京報導，例如時任美聯社攝影記者劉香成，拍下6月4日淌血的學生躺在三輪車上被送去醫院的一幕；一批批香港學生帶着錢和物資去北京支持；在香港本地，大量市民自5月起透過電視、報紙緊密瞭解北京局勢，自北京宣佈戒嚴之後，各界均以不同方式支持學生，出租車、小巴司機發起義載籌款，6月3日凌晨，許多市民在電視直播前徹夜未眠。

這一段動盪而殘酷的記憶，先透過如李卓人、記者、倖存學生等自述而延續，後來，香港媒體、大學中學課堂、文藝領域也不斷加入傳承記憶的河流。每年六四週年，支聯會從年初開始籌辦不同的悼念活動；記者們也形成默契——從三四月開始尋訪天安門母親、六四倖存者等，到回溯黃雀行動等香港行動，到六四當晚燭光集會的現場拍攝的採訪；在中學課堂，老師們會講述六四，甚至邀請支聯會人物到校分享。

水滴匯聚成河。六四週年在香港，早已演化成一個肅穆的政治節日。

早年，支聯會也討論過能否做一個紀念館，但始終憂慮如何找到一個穩定的場地。倘若租借，擔心業主一旦受到政治壓力，隨時趕人；買一處，則動則上千萬港元，不敢想。深水埗的展覽，讓六四記憶第一次有了實體空間的承載，這次成功經驗，讓支聯會最終決定籌款買鋪。

當時民意高漲，籌錢沒有想象中困難。在深水埗展覽、當年六四燭光集會、春節年宵攤位，以及海外展覽中，支聯會均籌得不少款項。2013年年初，他們正式籌到了650萬港元，以借貸方式，買下了900多萬的單位，面積約800平方呎。

這是六四紀念館第一處安身之地，選址尖沙咀一處私人樓宇，屬香港鬧市，也是自由行旅客必經之地。

2014年4月20日，展館正式開幕，李卓人當時對媒體表示，希望這個六四紀念館可以成爲中國領土上保存六四數據的永久地點。小小的展館隨即吸引了中外媒體的報導，一度被圍得水泄不通，有媒體稱之爲“世界上面積最小，但影響力最大的博物館”。

據支聯會統計，當時參觀者中近乎一半爲大陸游客，另一半，由香港市民和外國遊客均分。

自由所在，迎各方饋贈

香港位處珠江口東南面，爲多個島嶼組成的城市，人口稠密，亞熱氣候。這個潮溼、溫熱的城市多年來經歷不同政權，迎接或爲黃金或爲自由的各路來客，向來龍蛇混雜，黑道白道，陽春白雪，匯聚街頭。

中共主政，六四鎮壓，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大陸的六四倖存者、遇難者家屬度日艱難。而流落海外的，後來逐漸明白，平反六四，長路崎嶇。得知在香港有一座實體展館，人們紛紛拿出自己的珍藏。

蔡耀昌說，最震撼的，莫過於遇難學生王楠的紅色頭盔。2013年年底，王楠母親張先玲輾轉託人將一頂紅色頭盔捎來香港，一起來的，還有王楠的死亡證，一面頭巾，以及他遇難時佩戴的黑框眼鏡。

死亡證顯示，1989年6月4日凌晨三點，王楠死於天安門廣場上的南長街，年僅19歲。張先玲找到王楠屍體時，醫院拒絕在死亡證上寫上王楠的死亡原因，但他當時佩戴的頭盔上，被一枚子彈穿過，留下彈孔。張先玲後來成爲天安門母親的骨幹成員，長年爲平反六四而奔走。

“這個證物很重要，頭盔上有彈殼，有死亡證...... 我們知道這個頭盔，張先玲一路也是想自己保存的，是她和兒子的聯繫，”蔡耀昌說，但最終張先玲決定把證物捐到香港，她曾叮囑，“希望歷史的真相透過紀念館讓全世界知道。”

也在同一年，倖存者張健向香港捐出一枚子彈。八九時，張健18歲，是北京體育學院學生，在廣場上擔任學生糾察隊負責人。1989年6月4日凌晨，張健稱他被解放軍清場時開槍射中，子彈當時留在大腿中，無法取出。六四後他一度隱姓埋名，直到2001年參加北京出租車司機維權行動，身分暴露，後流亡法國，獲政治庇護，併成功取出子彈。

2014年年底，吳衛東帶來了哥哥吳向東的一箱子遺物。在遺書中，當時21歲的吳向東用清秀的簡體字寫道：“今天天安門的事，你們在外面的人都不瞭解，父母親，政府通知學聯今晚鎮壓，我做好了與學生同在的準備，就是死了也不可惜，這是爲了民主，自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信寫於當年5月21日，前一天，北京當局宣佈戒嚴，氣氛高度緊張，向父母和弟弟道別之外，他也承諾女友，自己的心不會改變。

遇難者、倖存者的證物之外，香港各界也送來了紀念之物。

當年曾到北京採訪的記者謝志峯捐出了一件軍大衣。謝志峯說，這是當時廣場上的學生送給自己的；同爲當年記者、現爲時評人的夫子劉銳紹捐出香港市民縫製的袖章，上寫“痛心疾首”——六四當日，香港《文匯報》社論開天窗，僅刊登“痛心疾首”四字；一位市民捐出了他當年在北京街頭花200元買到的手錶，手錶上刻有“89.6平息暴亂紀念”，推測爲當局表彰清場部隊所送......

小小的展覽館，最終收藏了100多件六四遺物、證物、紀念品。因爲地方不夠，還有不少留存在支聯會的倉庫裏。其時的香港，儘管經歷了反國教運動，而向北京爭取普選的運動如箭在弦，氣氛仍然相對開放。

當被記者問及香港設六四紀念館會否激怒中央時，香港親建制學者、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爲沒有問題。他說，這是當時中央設計“一國兩制”制度時已經料到的情況，又提及鄧小平說，迴歸之後，香港照樣可以罵共產黨。

漂泊展館：不停搬家，不停找地方

沒有人料到，下沉發生得如此快速。2020年6月30日，由全國人大委員會制定的港區國安法被納入《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在港生效。到了翌年夏天，六四是否已經成爲一條紅線，人們已經說不準。

挾着疫情所帶來的限聚令，警方連續兩年反對支聯會舉辦燭光晚會。去年，大量市民還自發到維園點燃蠟燭，警方隨即檢控部分政治人物非法集結，李卓人、何俊仁已經被囚獄中。今年，警方直接在六四下午就封鎖整個維園，重軍駐守其中，人們不得進入，即使身穿黑衣在銅鑼灣出現，也隨時被搜身。支聯會常委鄒幸彤又因堅持前往維園被檢控，遭還押。

箝制其實很早就出現了，只是最初，人們還不知道它會蔓延到何等規模。

2014年4月，六四紀念館開放前一個月，其所在的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就給支聯會發出律師信，指他們用該單位做展覽用途，違反公契，法團很快正式入稟法院，起訴支聯會。

蔡耀昌表示，他們相信這不是簡單的官司，背後涉及政治力量。一來，雖然大廈公契規定單位“應用作辦公室及相關用途”，但另有單位經營酒吧，法團沒有反對；另外，鉅額律師費不是由法團支付，而是由法團主席巢國超個人支付。巢國超是紡織業企業家，在大陸設廠，其弟弟是政協委員。

司法程序曠日持久，且官司費不菲。除了起訴，平日法團也對紀念館百般刁難，如規定參觀者一次不能超過20人，而且每個人都必須被大廈登記身分證。

支聯會最終決定放棄官司，賣掉此處，再想方法爲六四紀念館另覓去處。2016年六四之後，六四紀念館撤離尖沙咀。在隨後的2017、2018年，展館暫時安身JCCAC，這是由香港賽馬會資助的創意藝術中心，其中容納着不同的文化藝術團體。

回頭看，蔡耀昌感嘆，紀念館頭上長期懸着兩把劍，一是政治壓力，二是資源匱乏。“大部分時間我們都在經常找地方，無論是短期地方抑或長期地方，都在不停找地方。”

賣掉的尖沙咀館址之後，支聯會回收了600多萬港元。爲了購買一處更寬敞些的地方，他們決定向公衆籌款300萬。然而，和2012年的社會氣氛截然不同，經歷了雨傘運動、銅鑼灣書店事件等大事之後，香港本土情緒劇烈升溫，對中港關係、香港前途，醞釀着全新的理解框架。

悼念六四，是以香港人身分還是中國人身分？中國大陸的民主進程，還有希望嗎？和香港有什麼關係？這一系列充滿矛盾和衝突的問題，在那幾年的香港輿論中不斷髮酵。也有質疑指向支聯會——20多年都搞差不多的儀式和行動，行禮如儀，平反六四能做到嗎？是否只是一個每年6月叫叫的口號？

最劇烈的回應，來自年輕人。2015年六四，雨傘運動結束後第一個六四週年，曾經作爲支持北京學運主力的香港學聯，第一次表明不參加六四晚會，而在雨傘運動後的低迷氣氛之中，此前多個學生會已經退出學聯。隨後數年，學生會和另外一些團體在維園之外，以其他主題另設六四悼念活動。

20多年過去了，大陸仍然禁閉歷史，港人應該以什麼姿態，響應這段殘酷的歷史？2016年5月，這些爭論在一個論壇上聚焦。當時，11間大專院校第一次在六四週年前夕舉辦聯校六四論壇，讓大家討論香港人應該以什麼身分或角度看待六四，也涉及香港獨立等議題。

11個大專院校的學生會在論壇上發表《聯校六四宣言》，他們認爲港人應該主動了解六四，但根植本土，同時認爲“建設民主中國之夢難於登天”。

宣佈籌款計劃後一個月，支聯會僅僅收到數萬元。最終，他們花了三年時間，纔再次爲六四紀念館覓得一處安身之所。

2019年4月26日，六四紀念館落戶旺角一座私人樓宇的十樓，重新開幕。開幕前夕，職員到展館時發現大門被打開，鎖頭不見了，牆身的插座、電閘、總電閘都被水淋溼，支聯會報警處理，被列作刑事毀壞。

而另一邊，港府突然推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民間醞釀強烈反對之聲，擔心條例一旦通過，銅鑼灣書店事件或在香港常規化、合法化。展館開幕後兩天，民陣發起了反《逃犯條例》第二次遊行，主辦方稱13萬人參與，這是雨傘運動之後，很久未出現的大規模遊行。

沒有人料到，暴雨將至。

世界之大，何處容身

蔡耀昌還記得，2019年的六四悼念，氣氛濃烈。三十週年，又是一個十年，展覽館迎來大量市民、記者，蔡耀昌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記者，用廣東話、國語、英語介紹着六四歷史、支聯會工作和展館動向。

這一年的燭光晚會，人頭洶湧。市民坐滿了維園的6個足球場和旁邊的一塊草地。支聯會宣佈18萬市民參與，創下5年新高，警方則表示有3.7萬人。特地從多倫多趕回香港的六四倖存者、香港學生代表李蘭菊登臺。她回憶起6月4日清晨，北京醫護人員不斷勸香港學生上車離開，她不能忘記一個女醫生抓着她的手，着她一定要平安回到香港，將當晚發生的事情告訴全世界。洶湧的燭海中，李蘭菊和臺下市民一同落淚。

僅僅兩年之後，逃亡、走難和移民成爲香港常態。六四三十週年之後，香港爆發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社運，從年輕人到中產家庭、公民社會各個板塊都調動起來，捍衛香港利益。相比32年前的北京，對於香港的清算和鎮壓，用的不是坦克和實彈，而是一套港區國安法，部署緊密的搜捕、檢控，以及依靠龐大建制力量所滲透的舉報。一些香港政治人物選擇流亡海外，繼續發聲，也有的留在香港，但很快鋃鐺入獄。

說起當下的香港，今年70歲的麥海華只有嘆氣。他多年來任職支聯會常委，不久前也剛剛辭任。他和蔡耀昌均認爲，當下支聯會只能看如何保存一定力量，不至於馬上全軍覆沒，隨後再看看能如何做事。

他們拒絕透露六四紀念館原有的展品目前保存在何處，僅僅表示，所有的六四遺物、證物已經被拍攝存檔，由專業團隊製作成一個關於六四記憶的網絡博物館。對於未來，六四歷史在線下的傳承和教育，麥海華並不樂觀，他相信以後讓年輕一代瞭解六四，很大程度需要依靠網絡的力量。

32年過去，親歷者、見證者逐漸老去，有的已經離世。在德國法蘭克福，吳衛東關注着香港。“內地已經完全壓制，沒有空間，”他說，很感謝香港這麼多年的堅持，“我和家裏人很感謝有機會讓他（哥哥吳向東）被更多人認識的，知道有這麼個人，曾經做了一些年輕人認爲正確的事，也感動了一些人。”

他的母親徐珏4年前因肝癌去世。天安門母親羣體，半數凋零。歷史無情，他說自己和一些家屬，已經不相信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六四平反，但他始終不相信，依靠暴力、金錢和維穩的政府可以長期維持，“即使我離世的時候也看不到（對六四）有公正的評價，我也會有信心，包括北京的難屬，也是有信心。”

而在可見的將來，他想，六四記憶或許就和香港命運一樣，漂泊無定了。最近他總是想着怎麼辦呢，“如果香港實在展不下去，我希望去取回哥哥的遺物，拿到自己身邊，”他想着，“王丹在美國不是說要辦一個六四館嗎？或者就去臺灣。”

林卓曦投稿 / RFA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