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法压顶下回望反送中一周年 香港人的伤与殇


2020-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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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4T000000Z_27267880_RC2TUG9K1HN1_RTRMADP_3_HONGKONG-PROTESTS.jpg 2020年5月24日下午,大批民众在铜锣湾发起“反恶法大游行”,警方则以水炮车和催泪瓦斯驱散示威人群,并且有百多人遭到拘捕。(法新社)

2020年5月22日,北京正式宣布,计划在香港实施由中央制订的国家安全法,直接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长久以来以法治和自由见称的香港,顷刻犹如被判死刑。而中共强势推行 “港版国安法” 的理据,是指香港过去一年的反送中运动,是 “反中乱港” 势力危害国家主权。然而过去一年,从反对修例的大规模和平游行,演变成全面反抗极权的流血冲突,香港社会严重撕裂,所有香港人心裡,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心理创伤。到底谁要为这场风波负上最大责任?谁有能力治癒这道至今仍在淌血的伤口?

“我发梦会看到手足在我面前,被折磨、被打。”身在台湾的Mike (化名),在接受我们访问以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虽然已经在台湾生活近一年,他的普通话仍然略带港腔。本来在香港就读大学二年级的他,从去年6月9日反送中运动爆发起,就一直走在勇武抗争的最前线。被问到为何要以“勇武”的方式参与抗争,Mike这样回答:“在香港那么多年,和平游行没有争取到什么东西,与其只有在那边等死,不如我们起来反抗。”

 

视频【国安法压顶下 回望香港反送中运动一周年】 【香港人的伤与殇】

 

从和平游行到勇武抗争 错失和平解决契机

过往一年的反送中运动,也印证了他的这一句话。从去年3月香港众志发起的静坐,到3、4月,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组织的大游行,社会不同界别纷纷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提出意见、各国政府相继发声表达忧虑,都未能让港府听取民意,终于触发一百万香港人,在6月9日扶老携幼走上街头游行。然而就在当天晚上,港府却发布声明,坚持把引起争议的法案,提交到立法会进行审议。在亲北京阵营把持议会的情况下,一旦法案成功进入表决程序,通过草案,几乎毫无悬念。

港府对百万市民和平游行无动于衷,“送中”条例势在必行,逼使大批示威者在6月12日,港府企图让草案在立法会“闯关”的这一天,包围立法会大楼,阻止法案通过,结果引发大规模警民冲突。当天,警方多次以违反国际惯例的方式施放催泪弹、布袋弹和橡胶子弹,民间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警方涉及的滥权行为,但警方及港府置若罔闻,为之后燃烧不灭的民怨种下祸根。

从佔领立法会开始我们已经无法回头”

港府的漠视,让大批像Mike一样的香港年轻人义愤填膺。这一腔忿恨,驱使他们在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22周年这一天,攻进立法会大楼。佔领立法会的年轻抗争者,用喷漆涂黑议事厅裡的国徽、在牆上写上“这不是我的政府”、“取消功能组别”等字句,并在主席枱上挂上英属香港旗。

 

本来在香港就读大学二年级的Mike,从去年6月9日反送中运动爆发起,就一直走在勇武抗争的最前线。去年7月1日佔领立法会后,他被逼流亡台湾。带着“逃兵”的内疚和自责,他患上了创伤后遗症(PTSD),要吃药控制情绪。(李宗翰摄)
本来在香港就读大学二年级的Mike,从去年6月9日反送中运动爆发起,就一直走在勇武抗争的最前线。去年7月1日佔领立法会后,他被逼流亡台湾。带着“逃兵”的内疚和自责,他患上了创伤后遗症(PTSD),要吃药控制情绪。(李宗翰摄)

这场“港版太阳花运动”,香港抗争者以行动向世界宣告,失去监督政府功能的香港立法会,已经名存实亡。這一夜,也成为反送中运动其中一个转捩点,就如前香港大学学生刊物《学苑》总编辑梁继平当晚在立法会所说的,“我们已经无法回头”。

逃离香港 却逃不出伤痛

然而三个小时的佔领立法会,随之而来的,是港警的大抓捕,让Mike不得不流亡台湾。初到台湾时,Mike没有居留证,也没有工作证,无法在台湾工作的他,只好省吃俭喝,每天只吃一顿饭。在台湾找不到敢长租房子给他的房东,也让他一度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眼下生活的残酷,却怎么都比不上从香港传来的消息。每一天,他都带着“逃兵”的内疚和自责,追看香港的新闻,直到昏昏睡去,噩梦亦随之而至。

“最痛不是以前受过什么中枪、什么警棍殴打之类的,而是我在梦裡看到手足在我面前被打、被折磨,但是我自己救不了他们,我做不了什么东西。”噩梦中吓到大叫惊醒,成了Mike的生活日常,经心理医生诊断,他患上了创伤后遗症(PTSD),要吃药控制情绪。而不单是Mike,其他和他同住的流亡青年,都有类似情况,但彼此都怕影响对方,不敢表现出来。只有在夜深人静时,他们才各自独舔伤口。

安眠药和镇定剂,让他们得以稳定情绪,但思念,却无药可治。眼看北京磨拳擦掌加强对香港的管控、摧毁一国两制,Mike形容,香港已变成”一片焦土”,他也已经有心理准备,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香港。“可能这辈子,老人家有什么病痛的话,我也不能回去见他最后一面。”

 

去年6月9日,一百万香港人扶老携幼走上街头游行后,港府仍坚持把引起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提交到立法会审议,为之后燃烧不灭的民怨种下祸根。(路透社图片)
去年6月9日,一百万香港人扶老携幼走上街头游行后,港府仍坚持把引起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提交到立法会审议,为之后燃烧不灭的民怨种下祸根。(路透社图片)

相见不如不见黄蓝对决”下的“世代之争”

一湾海峡,让Mike和家人台港分离,但对于某些香港人而言,和家人相见,不如不见。K小姐(化名)是支持运动的大学生,也就是港人所称的“黄丝”,和“蓝丝”父亲(亲政府者)立场南辕北辙。“他看新闻,看到年轻人上街的画面,就会在家裡駡‘曱甴’,駡示威者是暴徒。”

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黄蓝对决”,在过往一年的香港社会运动中,非常普遍,甚至成为了“世代之争”。然而让K更困扰的,是父亲一直患有情绪病,要持续吃药控制,社会运动却让他病情发作,情绪大起大落。她曾尽量避免触碰父亲的敏感神经,迴避和父亲谈论政治议题,却换来父亲的穷追猛打。“他就说‘怎么不能说,我就是想把你这些错误的心态扭转。你们这些读死书、读坏书’。”

情况最严峻时,父亲更变成惊弓之鸟,一看到女儿出门,就觉得她是出去示威,甚至限制她出门。“他的这种情况、这精神状态,会让我自己很绷紧和很不想回家,会让我自己很抑鬱和很抑压。”父亲的情绪问题,于是就像瘟疫一样,在家中传播。父亲要见社工,女儿就在大学寻求辅导长协助。

被推向绝境的香港年轻人

无法和解的家人、拒绝聆听民意的政府,更让部分香港年轻人对社会彻底失望。去年6月15日,35岁青年梁凌杰在香港商业区挂起反送中横幅后,从高处堕下身亡,成为第一位在运动中死亡的香港人。他最后挂起的横幅,写着“全面撤回送中、我们不是暴动、释放学生伤者、林郑下台、Help Hong Kong”的字句。而在他之后,接连有年轻人因为社会运动而轻生。根据香港保安局的资料,去年6月到12月,香港平均每个月有61人自杀。

 

去年6月15日,35岁青年梁凌杰在香港商业区挂起反送中横幅后,从高处堕下身亡,成为第一位在运动中死亡的香港人。而在他之后,接连有年轻人因为社会运动而轻生。根据香港保安局的资料,去年6月到12月,香港平均每个月有61人自杀。(路透社图片)
去年6月15日,35岁青年梁凌杰在香港商业区挂起反送中横幅后,从高处堕下身亡,成为第一位在运动中死亡的香港人。而在他之后,接连有年轻人因为社会运动而轻生。根据香港保安局的资料,去年6月到12月,香港平均每个月有61人自杀。(路透社图片)

“开始有手足用牺牲的方法,去换来社会的关注,但也不见得能撼动政权。”香港青年乐队Boyz’ Reborn的主音Ben,去年7月1日的早上,差点就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一天,他走上了天台。

“自己在这场运动都想不到还有什么可以做,觉得好像做什么都没有用。”事实上,从2014年雨伞运动以后,他就患上了情绪病。到了反送中运动期间,眼看抗争者被捕、受伤,甚至牺牲性命,都让他悲从中来;但家人却一直不理解,反对他参与政治运动,甚至曾经把他赶出家门。当他情绪濒临崩溃,一度想放弃自己之际,脑海闪过的一个念头,让他决定要活下去。

“当时运动很强调‘手足一个都不能少’,我意识到如果自己不想身边的人有事,其实自己也不能有事,因为对身边人来说,我也是手足。”他之后更鼓起勇气,在"妈妈反送中集会"中,第一次公开自己患上情绪病,再到去年病情反复的心路历程,鼓励同路人要坚强活下去。“唯有我们活着,我们才能见证一切的发展,去为这个崩坏的时代作一个见证人。”

百万人的集体心理创伤 谁可倖免?

根据香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去年9月到11月,反送中运动最激烈的时期,每五个香港人,就有一个疑似患有忧鬱症或创伤后压力症(PTSD),远高于2014年雨伞运动以后,情况几乎相等于经历大型灾难、武装冲突或恐怖袭击后。

而从反修例的大规模和平游行,演变成全面反抗极权的流血冲突。不同政见人士之间互相对立、世代之间就价值问题各不相让、警察和抗争者之间的仇恨走入恶性循环。其实在过去一年经历创伤的,并不限于年轻抗争者,而是整个香港社会。

“我想全香港人都有集体创伤,就算是一些稍为不关心政治的人。”Ben的经理人、社工Eddie这样形容过去一年的香港。“对立很严重,政权又不断去煽动一些自己的支持者站在自己的一边,去批斗那些所谓反对的人。失去了一个互相理解、互相对话的空间。”

 

根据香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去年9月到11月,反送中运动最激烈的时期,每五个香港人,就有一个疑似患有忧鬱症或创伤后压力症(PTSD),远高于2014年雨伞运动以后,情况几乎相等于经历大型灾难、武装冲突或恐怖袭击后。(路透社图片)
根据香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去年9月到11月,反送中运动最激烈的时期,每五个香港人,就有一个疑似患有忧鬱症或创伤后压力症(PTSD),远高于2014年雨伞运动以后,情况几乎相等于经历大型灾难、武装冲突或恐怖袭击后。(路透社图片)

在过去一年的示威冲突当中,他经常和其他社工、医护人员和律师一起,走在前线做人道支援工作,见尽各种残酷画面。

“年轻人整张脸都是血、整个面罩都是血,腿中了橡胶子弹走不了路,当然他们不敢看医生,甚至有些年轻人受了伤也不想回家。”然而,从6月12日起,身为两子之母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就以“暴徒”称呼年轻抗争者。而从她开始,整个香港管治团队,都以“暴徒”形容抗争者,加剧了社会的对立和撕裂。

“其实很多年轻人,他们只是一个普通人,并不是那些官员所说的什么暴徒。其实他们打从心底是很简单。虽然他们有很勇猂的一面,但他们也想有人关心,想有人去明白,想有人支持。”Eddie过往一直专责青少年工作,但他坦言,在当下的政治问题之下,作为社工,他能为年轻人做到的,只剩下陪伴。

“有些个人的问题可能是容易解决,但政治是完全超出你的能力范围,你是无能为力。你如何停止警察去打人?你如何让这个政府愿意去听现在时下年轻人的诉求?”

谁有能力治愈伤口?

当香港年轻人被逼流亡他方,或将一辈子有家归不得;当无数香港家庭撕裂破碎,甚至有年轻人以死向当权者控诉。当仇恨、悲伤和眼泪袭罩狮子山下,谁要为这场风波负上最大责任?

“这个伤口最大责任的人一定是政府,一定不是中学生。是谁不愿意在一开始很和平的时候去听民意?在大家去签名、大家去表达关注、大家和平表达时你不听。是谁选择用一些严刑苛法去对待这个冲突?”

然而当伤口至今仍在淌血,唯一有能力治愈创伤的人,却继续在伤口上洒盐。伤口无法愈合,痛楚又会在未来激起什么反应?

 

记者:吕熙   责编:胡力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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