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壓頂下回望反送中一週年 香港人的傷與殤


2020.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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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4T000000Z_27267880_RC2TUG9K1HN1_RTRMADP_3_HONGKONG-PROTESTS.jpg 2020年5月24日下午,大批民衆在銅鑼灣發起“反惡法大遊行”,警方則以水炮車和催淚瓦斯驅散示威人羣,並且有百多人遭到拘捕。(法新社)

2020年5月22日,北京正式宣佈,計劃在香港實施由中央制訂的國家安全法,直接繞過香港本地立法程序。長久以來以法治和自由見稱的香港,頃刻猶如被判死刑。而中共強勢推行 “港版國安法” 的理據,是指香港過去一年的反送中運動,是 “反中亂港” 勢力危害國家主權。然而過去一年,從反對修例的大規模和平遊行,演變成全面反抗極權的流血衝突,香港社會嚴重撕裂,所有香港人心裡,都留下不可磨滅的心理創傷。到底誰要爲這場風波負上最大責任?誰有能力治癒這道至今仍在淌血的傷口?

“我發夢會看到手足在我面前,被折磨、被打。”身在臺灣的Mike (化名),在接受我們訪問以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雖然已經在臺灣生活近一年,他的普通話仍然略帶港腔。本來在香港就讀大學二年級的他,從去年6月9日反送中運動爆發起,就一直走在勇武抗爭的最前線。被問到爲何要以“勇武”的方式參與抗爭,Mike這樣回答:“在香港那麼多年,和平遊行沒有爭取到什麼東西,與其只有在那邊等死,不如我們起來反抗。”

 

視頻【國安法壓頂下 回望香港反送中運動一週年】 【香港人的傷與殤】

 

從和平遊行到勇武抗爭 錯失和平解決契機

過往一年的反送中運動,也印證了他的這一句話。從去年3月香港衆志發起的靜坐,到3、4月,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組織的大遊行,社會不同界別紛紛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提出意見、各國政府相繼發聲表達憂慮,都未能讓港府聽取民意,終於觸發一百萬香港人,在6月9日扶老攜幼走上街頭遊行。然而就在當天晚上,港府卻發佈聲明,堅持把引起爭議的法案,提交到立法會進行審議。在親北京陣營把持議會的情況下,一旦法案成功進入表決程序,通過草案,幾乎毫無懸念。

港府對百萬市民和平遊行無動於衷,“送中”條例勢在必行,逼使大批示威者在6月12日,港府企圖讓草案在立法會“闖關”的這一天,包圍立法會大樓,阻止法案通過,結果引發大規模警民衝突。當天,警方多次以違反國際慣例的方式施放催淚彈、布袋彈和橡膠子彈,民間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方涉及的濫權行爲,但警方及港府置若罔聞,爲之後燃燒不滅的民怨種下禍根。

從佔領立法會開始我們已經無法回頭”

港府的漠視,讓大批像Mike一樣的香港年輕人義憤填膺。這一腔忿恨,驅使他們在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22週年這一天,攻進立法會大樓。佔領立法會的年輕抗爭者,用噴漆塗黑議事廳裡的國徽、在牆上寫上“這不是我的政府”、“取消功能組別”等字句,並在主席枱上掛上英屬香港旗。

 

本來在香港就讀大學二年級的Mike,從去年6月9日反送中運動爆發起,就一直走在勇武抗爭的最前線。去年7月1日佔領立法會後,他被逼流亡臺灣。帶着“逃兵”的內疚和自責,他患上了創傷後遺症(PTSD),要喫藥控制情緒。(李宗翰攝)
本來在香港就讀大學二年級的Mike,從去年6月9日反送中運動爆發起,就一直走在勇武抗爭的最前線。去年7月1日佔領立法會後,他被逼流亡臺灣。帶着“逃兵”的內疚和自責,他患上了創傷後遺症(PTSD),要喫藥控制情緒。(李宗翰攝)

這場“港版太陽花運動”,香港抗爭者以行動向世界宣告,失去監督政府功能的香港立法會,已經名存實亡。這一夜,也成爲反送中運動其中一個轉捩點,就如前香港大學學生刊物《學苑》總編輯梁繼平當晚在立法會所說的,“我們已經無法回頭”。

逃離香港 卻逃不出傷痛

然而三個小時的佔領立法會,隨之而來的,是港警的大抓捕,讓Mike不得不流亡臺灣。初到臺灣時,Mike沒有居留證,也沒有工作證,無法在臺灣工作的他,只好省喫儉喝,每天只喫一頓飯。在臺灣找不到敢長租房子給他的房東,也讓他一度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但眼下生活的殘酷,卻怎麼都比不上從香港傳來的消息。每一天,他都帶着“逃兵”的內疚和自責,追看香港的新聞,直到昏昏睡去,噩夢亦隨之而至。

“最痛不是以前受過什麼中槍、什麼警棍毆打之類的,而是我在夢裡看到手足在我面前被打、被折磨,但是我自己救不了他們,我做不了什麼東西。”噩夢中嚇到大叫驚醒,成了Mike的生活日常,經心理醫生診斷,他患上了創傷後遺症(PTSD),要喫藥控制情緒。而不單是Mike,其他和他同住的流亡青年,都有類似情況,但彼此都怕影響對方,不敢表現出來。只有在夜深人靜時,他們才各自獨舔傷口。

安眠藥和鎮定劑,讓他們得以穩定情緒,但思念,卻無藥可治。眼看北京磨拳擦掌加強對香港的管控、摧毀一國兩制,Mike形容,香港已變成”一片焦土”,他也已經有心理準備,可能再也沒有機會回到香港。“可能這輩子,老人家有什麼病痛的話,我也不能回去見他最後一面。”

 

去年6月9日,一百萬香港人扶老攜幼走上街頭遊行後,港府仍堅持把引起爭議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提交到立法會審議,爲之後燃燒不滅的民怨種下禍根。(路透社圖片)
去年6月9日,一百萬香港人扶老攜幼走上街頭遊行後,港府仍堅持把引起爭議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提交到立法會審議,爲之後燃燒不滅的民怨種下禍根。(路透社圖片)

相見不如不見黃藍對決”下的“世代之爭”

一灣海峽,讓Mike和家人臺港分離,但對於某些香港人而言,和家人相見,不如不見。K小姐(化名)是支持運動的大學生,也就是港人所稱的“黃絲”,和“藍絲”父親(親政府者)立場南轅北轍。“他看新聞,看到年輕人上街的畫面,就會在家裡駡‘曱甴’,駡示威者是暴徒。”

這種家庭成員之間的“黃藍對決”,在過往一年的香港社會運動中,非常普遍,甚至成爲了“世代之爭”。然而讓K更困擾的,是父親一直患有情緒病,要持續喫藥控制,社會運動卻讓他病情發作,情緒大起大落。她曾儘量避免觸碰父親的敏感神經,迴避和父親談論政治議題,卻換來父親的窮追猛打。“他就說‘怎麼不能說,我就是想把你這些錯誤的心態扭轉。你們這些讀死書、讀壞書’。”

情況最嚴峻時,父親更變成驚弓之鳥,一看到女兒出門,就覺得她是出去示威,甚至限制她出門。“他的這種情況、這精神狀態,會讓我自己很繃緊和很不想回家,會讓我自己很抑鬱和很抑壓。”父親的情緒問題,於是就像瘟疫一樣,在家中傳播。父親要見社工,女兒就在大學尋求輔導長協助。

被推向絕境的香港年輕人

無法和解的家人、拒絕聆聽民意的政府,更讓部分香港年輕人對社會徹底失望。去年6月15日,35歲青年梁凌傑在香港商業區掛起反送中橫幅後,從高處墮下身亡,成爲第一位在運動中死亡的香港人。他最後掛起的橫幅,寫着“全面撤回送中、我們不是暴動、釋放學生傷者、林鄭下臺、Help Hong Kong”的字句。而在他之後,接連有年輕人因爲社會運動而輕生。根據香港保安局的資料,去年6月到12月,香港平均每個月有61人自殺。

 

去年6月15日,35歲青年梁凌傑在香港商業區掛起反送中橫幅後,從高處墮下身亡,成爲第一位在運動中死亡的香港人。而在他之後,接連有年輕人因爲社會運動而輕生。根據香港保安局的資料,去年6月到12月,香港平均每個月有61人自殺。(路透社圖片)
去年6月15日,35歲青年梁凌傑在香港商業區掛起反送中橫幅後,從高處墮下身亡,成爲第一位在運動中死亡的香港人。而在他之後,接連有年輕人因爲社會運動而輕生。根據香港保安局的資料,去年6月到12月,香港平均每個月有61人自殺。(路透社圖片)

“開始有手足用犧牲的方法,去換來社會的關注,但也不見得能撼動政權。”香港青年樂隊Boyz’ Reborn的主音Ben,去年7月1日的早上,差點就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那一天,他走上了天台。

“自己在這場運動都想不到還有什麼可以做,覺得好像做什麼都沒有用。”事實上,從2014年雨傘運動以後,他就患上了情緒病。到了反送中運動期間,眼看抗爭者被捕、受傷,甚至犧牲性命,都讓他悲從中來;但家人卻一直不理解,反對他參與政治運動,甚至曾經把他趕出家門。當他情緒瀕臨崩潰,一度想放棄自己之際,腦海閃過的一個念頭,讓他決定要活下去。

“當時運動很強調‘手足一個都不能少’,我意識到如果自己不想身邊的人有事,其實自己也不能有事,因爲對身邊人來說,我也是手足。”他之後更鼓起勇氣,在"媽媽反送中集會"中,第一次公開自己患上情緒病,再到去年病情反覆的心路歷程,鼓勵同路人要堅強活下去。“唯有我們活着,我們才能見證一切的發展,去爲這個崩壞的時代作一個見證人。”

百萬人的集體心理創傷 誰可倖免?

根據香港大學醫學院的研究,去年9月到11月,反送中運動最激烈的時期,每五個香港人,就有一個疑似患有憂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PTSD),遠高於2014年雨傘運動以後,情況幾乎相等於經歷大型災難、武裝衝突或恐怖襲擊後。

而從反修例的大規模和平遊行,演變成全面反抗極權的流血衝突。不同政見人士之間互相對立、世代之間就價值問題各不相讓、警察和抗爭者之間的仇恨走入惡性循環。其實在過去一年經歷創傷的,並不限於年輕抗爭者,而是整個香港社會。

“我想全香港人都有集體創傷,就算是一些稍爲不關心政治的人。”Ben的經理人、社工Eddie這樣形容過去一年的香港。“對立很嚴重,政權又不斷去煽動一些自己的支持者站在自己的一邊,去批鬥那些所謂反對的人。失去了一個互相理解、互相對話的空間。”

 

根據香港大學醫學院的研究,去年9月到11月,反送中運動最激烈的時期,每五個香港人,就有一個疑似患有憂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PTSD),遠高於2014年雨傘運動以後,情況幾乎相等於經歷大型災難、武裝衝突或恐怖襲擊後。(路透社圖片)
根據香港大學醫學院的研究,去年9月到11月,反送中運動最激烈的時期,每五個香港人,就有一個疑似患有憂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PTSD),遠高於2014年雨傘運動以後,情況幾乎相等於經歷大型災難、武裝衝突或恐怖襲擊後。(路透社圖片)

在過去一年的示威衝突當中,他經常和其他社工、醫護人員和律師一起,走在前線做人道支援工作,見盡各種殘酷畫面。

“年輕人整張臉都是血、整個面罩都是血,腿中了橡膠子彈走不了路,當然他們不敢看醫生,甚至有些年輕人受了傷也不想回家。”然而,從6月12日起,身爲兩子之母的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就以“暴徒”稱呼年輕抗爭者。而從她開始,整個香港管治團隊,都以“暴徒”形容抗爭者,加劇了社會的對立和撕裂。

“其實很多年輕人,他們只是一個普通人,並不是那些官員所說的什麼暴徒。其實他們打從心底是很簡單。雖然他們有很勇猂的一面,但他們也想有人關心,想有人去明白,想有人支持。”Eddie過往一直專責青少年工作,但他坦言,在當下的政治問題之下,作爲社工,他能爲年輕人做到的,只剩下陪伴。

“有些個人的問題可能是容易解決,但政治是完全超出你的能力範圍,你是無能爲力。你如何停止警察去打人?你如何讓這個政府願意去聽現在時下年輕人的訴求?”

誰有能力治癒傷口?

當香港年輕人被逼流亡他方,或將一輩子有家歸不得;當無數香港家庭撕裂破碎,甚至有年輕人以死向當權者控訴。當仇恨、悲傷和眼淚襲罩獅子山下,誰要爲這場風波負上最大責任?

“這個傷口最大責任的人一定是政府,一定不是中學生。是誰不願意在一開始很和平的時候去聽民意?在大家去簽名、大家去表達關注、大家和平表達時你不聽。是誰選擇用一些嚴刑苛法去對待這個衝突?”

然而當傷口至今仍在淌血,唯一有能力治癒創傷的人,卻繼續在傷口上灑鹽。傷口無法癒合,痛楚又會在未來激起什麼反應?

 

記者:呂熙   責編:胡力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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