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中國記：流亡四年的"五月花教會"如何抵達美國

經過近四年的流亡，跨越四個國家，59名來自深圳改革宗聖道教會 (又名五月花號教會，Mayflower Church) 的基督徒於4月7日晚抵達美國得克薩斯州達拉斯-沃思堡機場。這個在美國救助中國受迫害基督徒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團體爲什麼選擇流亡？這四年他們到底經歷了什麼？又是如何抵達美國的？以下是本臺記者王允的追蹤報道。

 

【獨家】上週在泰國被拘留的63名尋求難民保護的來自中國的基督徒，目前已經有59人先期到達美國。請看自由亞洲電臺記者發來的現場視頻。 pic.twitter.com/fKSstRfcnU

— 自由亞洲電臺 (@RFA_Chinese) April 8, 2023

 

4月7日晚，剛下飛機一個小時的聖道教會牧師潘永光面對他的會衆和前來歡迎的人羣說，“我們並沒有像以色列人一樣在曠野待了四十年，也就差不多四年，我們是歡歡喜喜出‘埃及’。”

話還沒說完，這個45歲的男子臉龐上已經露出了微笑，衆人也歡樂地笑起來，之前近二十個小時的飛行旅程似乎已化成雲煙。

潘永光是在美國基督教人權組織“對華援助協會”當晚在機場舉行的歡迎儀式暨新聞發佈會上講這番話的。在場的人似乎都明白潘永光話裏的寓意。聖經中記載，以色列人爲了逃避埃及法老的迫害，走出埃及，在曠野漂流四十年，最終抵達上帝應許的奶與蜜之地迦南。聖道教會這四年的經歷與之庶幾相似，而他們走出的是宗教迫害日趨嚴重的中國。

 

四年與四十年

記者第二天（4月8日）上午再次看到潘永光時，他已經換掉了他從泰國穿出來的黑色體恤和黑色短褲。我們坐在酒店一樓的角落裏，他的沉靜充塞着這個空間，但他說的話卻讓人難以平靜，“這四年顛沛流離，這四年喫盡苦頭，特別是這四年裏一直都有中共的追兵，好像法老的追兵一樣在後面，反覆地威脅、騷擾。”

潘永光2019年底帶領聖道教會的60多位會衆從中國出走韓國濟州島時，並沒想過此後幾年可能遭受的種種挫折和坎坷，“我們只想要找個地方安安靜靜地生活，養育我們的孩子，甚至我們並不想讓別人知道，但現在全世界都知道了。”

聖道教會是中國成千上萬個普通的家庭教會之一，成立於2012年。家庭教會通常被中國政府認定爲非法。爲了區別於公立學校的無神論教育，100人左右的教會里還成立了教會學校，爲會衆的子女提供教育。

2018年底以成都秋雨教會被強行取締爲標誌，中國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加緊了對家庭教會的打壓。而隨着2019年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與香港一水之隔的深圳也加緊了社會控制，家庭教會的禮拜活動也在嚴禁之列。

教會長老謝建慶告訴記者，從2018年開始，警方對教會的騷擾頻率就不斷增加，“比如我們租一個地方來作教會，他們就找上門，說我們是非法聚會，不允許我們在一起聚會；然後又找到租給我們房子的房東，叫房東不可以把房子租給我們，否則那個房東會有麻煩，”這種騷擾針對牧師的時候比較多。

潘永光曾參與2018年初秋雨教會牧師王怡發起的、反對政府“宗教管理條例”的聯署行動，警方爲此也對教會進行了恐嚇，“2019年2月份，他們有找到牧師、長老等人，說我們簽名是違法的，不可以這樣，要我們撤銷我們的簽名，不然會有嚴重的後果。”

讓教會尤其感到擔憂的是，在警方的壓力下，經營十年的教會學校有可能被迫終止，“我們在用基督教教育我們的孩子，已經花了十年時間，我們的孩子就像一朵花種下去，那個花苞已經長起來了，已經快要開的時候，我們實在不甘心被別人把花給摘了，”潘永光這種說法也得到其他教會成員的認同，這是教會決定出走的主要原因之一。

說走就走

4月7日晚第一個走出機場關卡的教會成員是男孩“嘟嘟”（全名：農以探）。在潘永光招呼下，嘟嘟快活地跑到記者面前，服帖的頭髮也跟着他一起跳動。嘟嘟害羞地報了一聲自己的年齡“四歲”，就被旁邊的小朋友吸引着跑了開去。

2019年底教會從深圳離開時，總共有62人，成人與未成年人各一半。當時嘟嘟才一歲五個月，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在教會里還有好多位。謝建慶最小的女兒離開中國時才一歲九個月，他的另外兩個女兒也才7歲和9歲。當時還有幾位妻子身懷六甲：溫文生的妻子羅廣英懷孕36周，於偉明的妻子詹曉玲懷孕33周，黎彬彬的妻子聶雲鳳懷孕20周，都一起上了飛機。

“我們也一直商量，但還是決定一起出來吧，不管什麼樣的事情，前面是怎樣的我們不管。當時我們想到，要去一個陌生的地方，我們從來都沒有去過的，也不知道那是啥地方，但是我們就這樣出來了，”溫文生的這種說法是當時教會成員普遍的心態。

現在說來讓人難以置信，這是一場幾乎沒有計劃、沒有準備的集體出走。潘永光說到這一點的時候，又提到聖經中以色列人從埃及出走時的場景，“當出去的那一天是哪一天，他們（以色列人）其實不知道，因爲是很突然的；他們的面都還沒發起來，就出去了。我們當時也是這樣，我們一直希望能夠脫離這種迫害，但我們出去時是很突然的，沒有任何準備。”

教會不斷禱告，潘永光說，在禱告中，“聖靈”讓他看到從中國出走是一個方向。當他把這一點向會衆提出來時，得到了熱烈的響應，“所有的弟兄姐妹聽了這個消息後都非常震動，他們也覺得，‘聖靈’在催迫着他們要走，我們得馬上走。在一個禮拜之內，就有人說，我們是 不是收拾東西要走？”

教會內部也有不同意見，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顧慮。謝建慶的父親2010年就被發現患有食道癌，做了手術，到2018年又患上了帕金森氏病，僅靠其母親在農村老家護理。謝建慶妻子羅珍說，“我最大的內心爭戰就是有兩邊，有家裏的父母，還有孩子的未來；爲了孩子的未來，我還是順服，丈夫說走，我就決定跟着他，帶着孩子走。”

在經過一番激烈、甚至淚流滿面的討論後，2019年10月13日，聖道教會76名會員中有63人對出走計劃進行了投票。在當天的教會日誌上寫着，“聖道教會搬遷到A地（韓國濟州島）以及後續的安排”，下面記載着：52人投贊成票，5人投反對票，6人棄權。最後，包括沒有投票權的小孩在內總共62人決定離開。

 

溫文生在投票前就買好了票，他們一家在13日當天就登機奔赴韓國，其餘人分批在2019年10月到2020年1月期間飛往了濟州島。

田野裏的痛哭

教會長老農加峯向記者解釋了選擇濟州島的原因，“第一個是安全，我們有那麼多孩子和婦女要照顧，如果去柬埔寨或泰國，危險性比較高，我們沒辦法兼顧；第二就是濟州對所有中國人都免籤，我們大部分人拿不到簽證，所以我們只要拿到護照就可以辦落地籤。”

到達濟州島後，教會的人對要如何生存下去都是茫然的。他們只有一個模糊的方向，就是在韓國申請難民的身份，在當地待下去。

但事情比他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他們在韓國申請的是旅遊落地籤，有效期只有三十天；爲了留下來，他們在三十天即將屆滿時，向韓國政府遞交了難民申請，等待期間又得到了相當於臨時身份證的“登陸證”。

最初階段教會很難找到合適的住所，大多是兩個家庭擠一套公寓，牀不夠就睡在地板上。教會成員帶去的積蓄兩三個月就耗光了，登陸證對在韓國工作的工種有限制，再加上語言不通，這批在深圳常年享受現代都市便利的男男女女只能在濟州島的鄉間做農活，男人搬重物，女人拔蘿蔔、剪橘子等等。

“早上五點鐘就起來了，然後坐車趕到地裏去；到地裏有時候還沒天亮，喫個早餐就天亮了，然後就開始幹活。幹到中午12點，喫完飯，1點繼續幹，幹到5點鐘才能回家，”謝建慶回憶說，那是他從中國離開後感覺最艱難的時期之一。

 

幹農活所得有限，在旺季纔有8萬到10萬韓元一天（相當於人民幣4、500百元）。家用不夠，有時不得不從垃圾桶撿別人扔掉的生活用品，羅珍當時感覺這樣做很不習慣，很沒有尊嚴，她說，“撿個衣服什麼的，像做賊一樣，撿起來就走，生怕別人看見，這也是很大的一個內心掙扎。”

潘永光說，不少教友有情緒，在田地裏就哭，“一邊做一邊哭，太累了，都瘦了十幾、二十斤。”潘永光自己也哭，但他不能在衆人面前哭，“我經常在散步的時候，散步到一個地方，一邊唱詩篇、一邊禱告，一邊哭。”

雖然在登陸濟州島的初期，會衆有不少抱怨，但謝建慶說，慢慢地大家也認清了現實，“大家知道如果我們回去之後，中共會找到我們，會繼續逼迫我們，甚至是比以前更加厲害，因爲我們以前是在國內，沒有出來，現在出來了再回去，待遇就會不同。”

也有人想過買機票回深圳，教會留在深圳的人也有想來濟州的，但這個時候新冠疫情發生了，中韓之間的道路中斷了。潘永光有些僥倖地說，“那個時候是我們能夠離開中國的最後時刻，我們不知道，上帝都清楚，再晚幾個禮拜，疫情來了，再也沒辦法離開了。”

 

從未中斷的威脅

但在韓國，依然有人從教會離開。據農加峯介紹，2021年先後有一個2人家庭和一個3人家庭離開了教會，主要原因還是怕中共迫害國內的親人，尤其是《華爾街日報》在2021年6月報道了此事之後，“因爲像我們這麼大的、有組織性的出逃，對中共來說，他們在外交上失去了臉面。” 

抵韓的教會家庭總共有18個，這些家庭在國內的家人都持續受到中國政府工作人員的威脅和恐嚇，要他們勸說教會的人回國。國安局的人恐嚇潘永光在國內的母親、妹妹和弟弟說，潘永光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勾結境外反華勢力，還有涉嫌販賣人口。

就是在濟州島，教會的人也不時接到當地中國領事館和僑聯學聯等組織的電話，“所以當時中國駐濟州的總領事館打電話過來，他就說，你有快遞要過來自己取一下，他說一定要本人簽收；然後他們又問，你們有些什麼簽證，爲什麼久都不回國？”農加峯說電話的目的就是要騙他們去領事館。

在近四年的流亡裏，這種威脅或恐嚇從未中斷，一直持續到教會4月7日從泰國離開、飛往美國之前。

與此同時，教會在韓國申請難民的過程也阻礙重重。他們第一次向韓國政府提交難民申請，就遭到了拒絕。記者在謝建慶2020年2月24日收到的韓國移民局決定書上看到，其結論是：申請人的陳述不符合1951 年（聯合國）《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及其1967 年《議定書》有關“有充分理由的遭受迫害恐懼”的規定。教會就此向濟州地方法院起訴又上訴，經過兩年的時間，最終還是被法院駁回。

謝建慶說，那個時候他們感覺到了絕望，“我們在韓國知道自己的難民申請是不可能通過的時候，就感覺非常絕望。如果在韓國那樣申請都沒有通過，我們就是處於非法居留的狀態，一點保障都沒有。”

在等待法院判決期間，教會轉向了聯合國難民署駐首爾代表處求助，但對方以沒有法律義務爲由拒絕受理。對華援助協會創辦人傅希秋也開始爲他們聯繫其他國家，“我們嘗試了匈牙利，嘗試了好多其他的國家，而且達到了總理這個級別的官員，但一聽是中國的都怕了，沒有一個敢接手的。”

在所有這些渠道都關閉後，似乎就只有一條道路。在對華援助協會的推動下，美國國務院同意讓教會先去泰國取得聯合國難民的身份，再進入美國。2022年8月，也是通過對華援助協會的聯絡，位於美國得克薩斯州泰勒市（Tyler）的人權組織 “國際自由尋求者” (Freedom Seekers International)同意作爲聖道教會在美國的擔保人。教會終於在絕望中看到了一線曙光。

“新五月花公約”

2022年8月7日，一個悶熱、陰沉的禮拜日下午，會衆們在臨時居住的濟州市涯月邑古城二里76號，共同簽署了潘永光起草的《新五月花公約》。潘永光說，改革宗教會都強調立約的概念。

 

這份公約的開頭一句話與四百年前即將登陸美洲大陸的五月花號船上的那批英國清教徒訂立的《五月花號公約》相似，上面寫着：“以上帝的名起誓立約，阿們。”公約表達了威脅日深，危險將至，教會決定再次起航，經泰國前往美國定居的決心，並盟誓彼此不離不棄，共同組成 這一聖約共同體。誓言下面是61位願意前往泰國的會衆簽名。此時教會已無路可退。

當時教會已經對外自稱“五月花號教會”。2021年5月，美國駐韓國的一位領事戈登前去濟州島看望教會成員，潘永光送給他一本教會的日常讀物、中文版的威廉·布拉德福德所著的《普利茅斯開拓史》，這本書記載了五月花號到達美國前後四十年的歷史。美國《華爾街日報》對此事有報道，“在那個報道里提到我把書送給那位領事的事，傅（希秋）牧師就在推特上就把我們稱爲現代版的中國‘五月花號’，”潘永光回憶說。

"不自殺聲明"

但四百年前的英國清教徒在簽署《五月花號公約》時已經可以看到美洲大陸的輪廓，而《新五月花公約》的簽署者們當時和美洲還隔着半個地球。

教會8月到泰國後，於9月5日向聯合國難民署泰國辦事處提交了難民申請。但教會人員在前往聯合國難民署，以及之後接受美聯社採訪時，均遭到可疑人員的跟蹤和拍照，教會認爲這些都是中國特工人員所爲。幫他們辦事的本地牧師也遭到泰國移民局的刁難。

危險似乎離他們越來越近。爲了免於被遣返中國，甚至被迫失蹤，教會所有成人都發表了中英文版本的“不自殺聲明”。農加鋒的聲明最後兩句寫到，“我不會自願回到中國大陸，我也不會賣主賣友；更不會脫離基督教信仰。如果有一天我被抓捕入獄失去了人身自由時，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我都不會選擇自殺。”

 

教友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爲在中國不時會發生有人神祕死亡的事件，官方經常給出的死因是“自殺”，常引起輿論的質疑。

教會的旅遊簽證很快到期，爲了避免被泰國警察逮捕並遣返，潘永光只能換掉手機，並帶着教會住在一處隱祕的公寓，整整三個月足不出戶。但這並沒有使他們免於危險，教會一個成員被中國國安策反，泄露了他們的位置，教會被迫搬遷，並與這位背叛的成員中斷了聯繫。

這一階段，五月花號教會的遭遇在國際上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與對華援助協會有長期合作關係的美國非政府組織宗教自由研究所（Religious Freedom Institute）從2022年底開始介入此事，利用他們的遊說能力推動美國政府予以重視。研究所下屬的宗教自由教育中心負責人戴維·特林布爾（David Trimble）告訴記者，他們先後聯繫了國會衆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邁克爾·麥考爾（Michael McCaul）、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籍衆議員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以及衆議院和參議院的其他重要領袖辦公室，“目的就是讓他們能參與到拯救這個羣體的第一線，制定相關的政策，或加速執行美國政府已有的政策，讓這些因爲宗教自由受到迫害的人獲得自由。”

麥考爾議員在今年2月底致信美國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辦公室無任所大使拉沙德·侯賽因(Rashad Hussain)和人口、難民和移民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朱麗塔·瓦爾斯·諾伊斯(Julieta Valls Noyes) ，呼籲他們對聖道教會採取緊急救援行動，併爲他們進入美國後的安置提供便利。

有人退縮了

除了在政府層面努力之外，另一個方面是經濟負擔。據農加峯介紹，他們在韓國期間的律師費用以及到泰國之後的生活費大部分都來自對華援助協會的資助。

“去年9月份到泰國之前的那段時間，花費至少有25萬美金，後來每個月的花費基本保持在3萬到5萬美元之間，”傅希秋大致計算了對華援助協會資助聖道教會的費用。農加峯也認可這一數字，並強調費用的大頭包括租房和機票。

 

 對華援助協會主要通過其聯繫的美國教會廣泛募捐，傅希秋笑稱，這幾年協會也動用了自己多年積累的家底。但長達幾年的時間，也讓一些資助者開始退縮，“很多其他的機構也都退縮了，有點害怕了，有點不敢往前靠了，因爲這確實不是一個小數目。包括我在國會的好朋友，一些共和黨議員辦公室也都絕望了，”傅希秋說。

雖然形勢並不樂觀，但一起偶然的事件加速了事情的解決。

高速驚魂

3月30日當地時間下午，20多名泰國移民警察突襲了教會成員在芭提雅市的居所，將教會所有人一起抓捕。在教會每個成人繳付了1500泰銖罰款後，警方在第二天下午把他們送上了兩輛大巴，並說要送他們回家。 

 

但教會的成員們發現大巴正在向曼谷駛去，車上的警察告訴他們，這是要送他們去曼谷機場。教友們立即明白，這是要把他們強行遣送回國。謝建慶回憶說，感到被欺騙的衆人在車裏大喊司機停車，“但他不肯停，隨車的警察就一直打電話，應該是在請示，然後我們很多弟兄都站起來了，看着司機還不肯停車，就開始去司機那裏，準備搶他方向盤，讓他把車停下來。”

受驚的司機終於在路邊停車。潘永光說，高速公路上的這一刻是流亡幾年中最危險的時刻，他立即聯絡了十二個時區之外、還在美國清晨裏的傅希秋。

傅希秋回憶說，“（大巴）截停後，我這邊才全部動員起來，所以美國政府那時候，實際上是那時候，才意識到他們是面臨着即時的危險。”

 

極致反轉四十八小時

美國國務院無任所大使侯賽因4月7日晚在機場迎接聖道教會時，向記者證實，國務院在與泰國談判解救教會上起到了關鍵作用，但他拒絕透露更多的細節。

“禮拜三（4月5日）的時候，也就是48小時之前，泰國政府一看，國際媒體也注意到了，議員們都上了，所以（形勢）就逼着他們請求美國政府說，我們開個會吧，”傅希秋4月7日晚向記者梳理了這個過程的關鍵環節，“本來美國是打算從下個禮拜開始辦理接收他們爲難民的程序，美國國土安全部、移民局已經派了小組，準備好在這個禮拜天（4月9日）抵達曼谷，對他們專門進行面談，但是泰國說，有什麼更快的辦法嗎？就感覺泰國已經不想要他們了。”

此時，對華援助協會和宗教自由研究所等機構在美國政府上層前期作的鋪墊起了作用，美國政府迅速決定以“人道主義假釋”的身份讓教會進入美國。傅希秋解釋說，“（美國政府）當然有作一個重要的決策，並且很多的法律條文都有突破，都對他們網開一面，因爲你要在48小時以內把這63個人弄進來，那麼多檔案，移民總得有個基本程序......所以，他們的體檢最後都搬到了美國來進行。”

當地時間4月7日晚，聖道教會59人，其中未成年人33、成人26，分四個航班飛離曼谷，分別經韓國首爾、紐約和華盛頓等地轉機，於4月7日晚當地時間7點至9點到達達拉斯市。

近年來，不少中國公民因對中國政府以疫情、宗教或其他理由日益收緊社會控制感到不滿或擔憂，而離開中國，到其他國家生活，形成一股“潤”（Run）潮。其中就有不少基督徒。傅希秋告訴記者，僅他此前 明確知道的、因逃避宗教迫害而潤出中國的基督徒就有幾十例。而深圳聖道教會在對華援助協會從中國救助到美國的行動中是一次性人數最多的。傅希秋說，這個羣體以其人數之多，也是美國曆史上營救的受迫害基督徒羣體中前所未有的。他強調，就連1989年通過黃雀行動救援到美國的六四學運參與者都沒這麼多。

但聖道教會抵達美國後，白宮和美國國務院均沒有發表聲明。美國國務院在回覆記者查詢時，以隱私和安全爲由拒絕作進一步的評論。傅希秋說，這個過程涉及比較複雜的國際關係，美國保持了低調，“從外交的角度講很微妙，美國好像不想搞得中共沒有面子，同時也給泰國一個面子，就是把這個事情當成人道協助。”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和泰國駐美國大使館都沒有回覆記者的查詢郵件。

"不爲美國夢而活，更不爲中國夢而活"

4月7日下飛機的時候，教會最小的成員是溫文生、羅廣英夫妻僅四個月大的雙胞胎。在近四年的流亡中，教會總共出生了七個小孩。教會還有一個四口之家，因爲母親待產，暫時留在了泰國；到截稿時，孩子已經在4月11日出生，名字叫莫頌美。但同時，教會成員在國內有親人去世。羅珍的父親3月1日因肝癌去世，她告訴記者，“當時覺得很崩潰，連父親的最後一面都見不到，家裏面的人也會說你不孝順。”

從到達之日起，聖道教會在 “國際自由尋求者”組織的安排下，將暫時居住在得克薩斯州泰勒市（Tyler）。該組織的創辦人迪安娜·布朗(Deanna Brown)先後在韓國和泰國都陪伴過教會，她告訴記者，已經爲教會今後一年的生活準備了至少100萬美元的預算，16個家庭平均每戶約5萬美元，大多是各家教會的捐助，“我們會幫他們安排住房，找工作，幫他們進行英語培訓，教他們開車，在銀行開戶，總之就是大約在12個月的時間裏幫助他們自立。”

 

在4月7日的歡迎儀式上，剛剛結束了四年流亡的聖道教會成員神情是放鬆的。幾位國會議員派來的代表在歡迎詞中都說，祝賀他們從此可以自由踐行宗教信仰。但潘永光牧師在發言時依然告誡自己的會衆說，“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在世都是寄居的，我們不要爲美國夢而活，更不要爲中國夢而活。而是要成爲一個‘天路客’。”

 

記者：王允    責編：申鏵    網編：洪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