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十年專題 |數字絲綢之路:中國能建立一個平行的科技帝國嗎?

RFA推出“一帶一路十週年”專題,聚焦一個領域、三個國家,試圖回答:這個被習近平稱爲“世紀工程”的倡議在十年內發生了怎樣的改變;又如何影響合作國家及其人民。
作者:黃依依
2023.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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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重新認識“一帶一路”:數字帝國與中國模式

 

250BRI+logo+black+background.jpg北京將在10月舉行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中國官方透露,已有90個國家和多位國家領導人確認出席。這是時隔四年多(第二屆於2019年舉辦),中國再次舉辦關於一帶一路倡議的最高級別論壇,也是中國集中展示一帶一路成果及國際地位的舞臺。

 2023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週年。據中國官方統計,中國與152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0餘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這覆蓋了中國83%的建交國,聯合國193個成員國的近80%。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一帶一路”已帶動投資近1兆美元。美國研究機構AidData亦發現,中國在國際發展融資方面的支出超過美國,比例是2比1。這一變化主要發生在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推出後。

隨着投資不斷增長,一帶一路的合作領域也從最初的貿易、能源、基礎建設,擴展到數字、健康、文化、安全、永續發展等領域。一帶一路生出諸多分支:數字絲綢之路、冰上絲綢之路、健康絲綢之路、太空絲綢之路和綠色絲綢之路。如今,中國在海外開展的幾乎所有合作項目都可以被歸類爲一帶一路的一部分。

研究者們整理大量數據和官方資料,試圖回答一帶一路是經濟目的、外交手段,還是戰略野心?答案是,它都是。

它是中國產能的對外輸出、是外交的有力手段,也是地緣戰略框架的搭建力量;它擴大了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並推動習近平的最終願景——創建以中國爲中心的全球秩序。在中美脫鉤、中國被排除在關鍵科技產業鏈外,及中國國內經濟下行的夾擊下,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帶一路。

RFA推出“一帶一路十週年”專題,聚焦一個領域、三個國家,試圖回答:這個被習近平稱爲“世紀工程”的倡議在十年內發生了怎樣的改變;又如何影響合作國家及其人民。

 

 

近幾年,中國收縮了對海外基礎建設項目的投資,同時不斷加大投入數字領域。藉着《數字絲綢之路:中國能建立一個平行的科技帝國嗎?》,我們揭開中國在數字基礎建設領域的快速擴張。比如:中國的全球導航衛星系統北斗已覆蓋全球 165 個首都城市,比美國 GPS 提供更廣泛的覆蓋範圍;在歐美遭到抵制的華爲,建設了非洲70%的4G網絡;此外,中國已向全球至少80個國家出口了用於警務和國內安全的監控平臺。

數字空間早已成爲最火熱的“戰場”。這不僅是數字威權主義的輸出,更是對未來市場的爭奪。至今,世界上仍有29億人口無法連通網路,中國將目光對準數字鴻溝,寄望通過佔有新興市場,獲得更多國家的支持,並由此成爲數字領域標準的制定者。

印尼便是新興市場的重要組成力量。它有2.7億人口,是世界人口第四大國,其中近一半人口在30歲以下,讓印尼成爲數字經濟的真正藍海。在《華爲“攻佔”印尼通信產業:“他們控制了市場,就控制了國家”》的報道中,記者赴印尼實地採訪,揭示中國通信公司華爲如何通過廉價的基礎建設、人員培訓和政府公關,在這片藍海“跑馬圈地”。以及,中國通信公司的壟斷在當地帶來哪些隱患和憂慮。

中國在數字領域的擴張並不侷限在通信基建上,更捆綁在無數大型建設項目上。已建成通車的中老鐵路不但複製了中國的建設標準,更全盤接受了身份證實名購票系統和安檢系統。在《中老鐵路沒能帶來中國人潮,卻帶來了中國地產公司與性產業》一文中,記者搭乘中老鐵路入境,講述這條鐵路線背後的利益交換和言過其實的經濟帶動能力,以及老撾邊境小城磨丁被“中國模式”輾壓過的樣貌。

在西太平洋,島國密克羅尼西亞的前總統帕努埃洛曾嘗試抵抗“中國模式”。他在卸任前兩個月發表一封公開信,詳細講述了中國如何賄賂滲透密聯邦官員、威脅其人身安全,並試圖在一帶一路經濟合作之外,強行推進戰略和安全合作。

在《公路VS教育:密克羅尼西亞的中美援助“競賽”》這篇報道里,記者赴密克羅尼西亞專訪帕努埃洛,並考察一帶一路在當地的援建項目,其質量頗爲堪憂。中國亦積極在密聯邦拓展數字建設,曾競標“東密克羅尼西亞海底電纜計劃”,後來密方出於安全疑慮取消了招標。

經過十年發展,一帶一路已經成爲中國外交和全球地緣戰略的一個重要組件。印尼、老撾和密克羅尼西亞,都目睹了中國在經濟、外交和戰略上的一系列動作。

在地緣政治動盪加劇的當下,我們需要重新認識一帶一路:它如何演化,如何在數字領域擴張,如何影響全球秩序,又是如何影響合作國每一個具體的人。這仍是一個在不斷變化的故事。

中國科技業巨頭華爲公司生產的智慧手錶在萬隆市零售店中展示。(Gemunu Amarasinghe/RFA Photo)
中國科技業巨頭華爲公司生產的智慧手錶在萬隆市零售店中展示。(Gemunu Amarasinghe/RFA Photo)

開篇 |數字絲綢之路:中國能建立一個平行的科技帝國嗎?

 

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噴射出橘紅色烈焰,在夜幕中升空,將中星26號衛星送入預定軌道。

2023年2月23日晚,中國成功發射首顆通信容量超過100Gbps的高通量衛星(此前最大容量爲50Gbps)。中星26號衛星能夠爲邊遠地區提供更穩定的網絡服務,包括飛機、漁船以及在沙漠或深山的工作者。官方報道稱,中星26號能同時滿足百萬個用戶終端使用,最高通信速率達450Mbps,“全面開啓我國衛星互聯網服務新時代”。

幾個月後,《中國航天報》發佈一則報道:隨着中星26號升空,鑫諾公司(Sino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全球寬帶衛星通信網進一步升級,實現了南美區域主要航線及漁場的衛星通信覆蓋。祕魯漁場是世界四大漁場之一”,報道寫到,這一服務爲遠洋捕撈業務提供了強有力的通信保障”。

在報道里,這家中國國有衛星運營商暢想未來的發展方向:護航數字海上絲綢之路”、爲一帶一路提供通信基礎支持”。

這是“數字絲綢之路”(Digital Silk Road)向外延展的一小步。作爲一帶一路”的一部分,“數字絲綢之路”由習近平在2017年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上高調提出,並在2019年第二屆一帶一路”論壇上得到進一步推廣。

迄今,數字絲綢之路已成爲中國外交政策的重點之一,並受益於新冠疫情對全球數字產業的推動。一些觀察者發現,近年一帶一路減少了對大型基礎設施的投資,同時不斷加大對數字經濟的投入。

一帶一路下轄的諸多倡議一樣,數字絲綢之路也並不是一個精心設計的策略,它更像是一個大口袋,一邊向前走,一邊把和數字相關的技術或產業都丟進去。其內容涵蓋5G、海底和陸上光纜、衛星地面跟蹤站、智慧城市、金融科技、電商、雲服務、人工智能、納米技術和量子計算等。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在數字領域不斷擴張,並已取得大量成績:迄今,中國的導航衛星系統北斗已覆蓋全球165個首都城市,比美國 GPS 提供更廣泛的覆蓋範圍。作爲全球第四大海底電纜企業,華海通信(HMN Technologies)已承建134個海纜項目,簽約交付9.4萬公里海纜,差不多可以繞地球兩圈。而海纜承載着超過95%的國際數據傳輸量。中國兩大監控巨頭海康威視和大華在中國境外安裝了超過630萬個監控攝像頭,佔全球監控攝像頭總數的60%。此外,中國已向全球至少80個國家出口了用於警務和國內安全的監控平臺。

一個新的數字帝國正在崛起。

印尼全國光纖網絡Palapa Ring全長1.3萬公里,覆蓋羣島500多個地區和城市,主要使用華爲設備。(RFA)
印尼全國光纖網絡Palapa Ring全長1.3萬公里,覆蓋羣島500多個地區和城市,主要使用華爲設備。(RFA)

讓中國更接近一切的中心

數據顯示,中國在近年收縮了海外投資和基礎建設,同時對數字建設加大投入。

在中國商務部發布的《十四五”商務發展規劃》中,2021-2025年海外投資總額爲5500億美元(包含非一帶一路國家),比上一個五年規劃的7400億美元減少了1/4。與此同時,對外承包工程的合同總金額從上一個五年計劃的8000億美元減至7000億美元。

這一收縮計劃在“一帶一路”投資中被忠實地執行了。據投資管理公司景順( Invesco )發佈的《2022年中國一帶一路投資報告》,2022年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的交易規模爲3.21億美元(2021 年爲 4.96 億美元),是 2013 年宣佈一帶一路”以來的最低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建設項目縮減的同時,科技行業的參與度較 2021 年大幅增長 7,536%。

日本經濟新聞也得出相似結論:與啓動一帶一路”的2013年相比,2022年中國企業對塞內加爾數字領域的投資規模增至6倍,達到176億美元。

來自復旦大學的研究顯示,在2018至2019年,中國數字領域企業實施境外投資合作項目1334個,其中57%與“數字絲綢之路”相關。這些企業既有國有電信運營商,也有私營科技公司。

那麼,加大數字領域的投資究竟意味着什麼?中國推出數字絲綢之路的目標又是什麼?

在中美科技冷戰和疫情封控夾擊下出臺的中國十四五規劃,釋放了一個重要訊號:將科技自立自強作爲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加快構建科技強國”。此前,習近平亦提出雙循環”經濟模式,一方面繼續向海外市場輸出產能,同時減少國內對外國技術的依賴。

這或許是中美科技冷戰下中國不得不邁出的一步,但也呼應了中國在數字領域一直以來的雄心。

早在習近平出任福建省省長、浙江省委書記時就提出要建設數字福建”、數字浙江”。2017年,數字中國”網絡強國”被寫入十九大報告。十四五規劃更提出:到2025年,“數字中國”建設取得決定性進展。

“數字中國”是中國面向未來、面向世界的戰略定位。習近平在多個場合指出,掌握互聯網就等於掌握時代的主動權。他如此描述建設數字中國的目標:推動全球數字化進程,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積極貢獻”。

“數字絲綢之路”是“數字中國”向外伸出的手,是實現雙循環”目標的工具之一:它將中國的技術和產品輸出到“一帶一路”國家,希望藉此搭建令這些國家依賴的數字生態系統,成爲數字經濟領域的標準制定者,並助力創建一個以中國爲中心的全球秩序——替代美國主導的秩序。

習近平的願景是通過基礎設施項目、貿易協議、民間聯繫和政策協調讓中國更接近一切的中心。”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高級顧問喬納森·希爾曼(Jonathan E. Hillman)在《數字絲綢之路:中國追求全球連通與未來勝利》(The Digital Silk Road: China's Quest to Wire the World and Win the Future,本書暫無中文譯本,以下簡稱爲《中國全球連通》)中寫到。

數字絲綢之路,無疑推進了這一願景。

 

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要閃富,通網路

幾乎每個中國人都認識這條標語: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它概括了一個樸素的道理:交通便利了,經濟才能發展——中國政府和民衆對這一點篤信無疑。在“一帶一路”項目中,亦不乏公路和高鐵項目。

雅萬高鐵延宕四年終於在2023年通車。儘管這142公里長的高鐵,預算超出20多億美元,要營運40年纔可能回收成本,中國和印尼仍商討高鐵延伸的建設。圖爲雅萬高鐵站頂上的工人。(RFA)
雅萬高鐵延宕四年終於在2023年通車。儘管這142公里長的高鐵,預算超出20多億美元,要營運40年纔可能回收成本,中國和印尼仍商討高鐵延伸的建設。圖爲雅萬高鐵站頂上的工人。(RFA)

隨着移動互聯網普及,這句標語又加了六個字:要閃富,通網路。

至今,世界上仍有29億人口無法連通網絡,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數據指出,他們佔全球總人口的37%。

“數字絲綢之路”將目光對準了這一數字鴻溝。中國網信辦主辦的雜誌《中國網信》在一篇文章中講到:要打造聯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信息轉接中心,提升中國在亞洲間、歐非與亞洲、亞洲與美洲的樞紐地位。

迄今,中國在全球累計建設34條跨境陸纜和多條國際海纜。第一條穿越南大西洋的海纜——SAIL已在2018年底正式商用投產,它聯通了南美洲和非洲,由中國聯通和喀麥隆電信共同投資建設。

此外,一條名爲PEACE的海纜正在建設中,全長約1.2萬公里,起始點在中國境內,途徑巴基斯坦、阿拉伯海,繞過非洲之角,經過紅海、地中海,直通法國馬賽。其中,巴基斯坦和吉布提這兩個節點將成爲亞洲和非洲之間最短的互聯網連接——這兩個地區近年來國際帶寬增長最快。

中國在非洲建設通信網15萬公里,網絡服務覆蓋近7億用戶終端。在歐美遭到抵制的華爲,建設了非洲70%4G網絡。到2050年,全球人口增長的一半以上將發生在非洲。

這是一片藍海。正如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席魯奇爾·夏爾馬(Ruchir Sharma指出,數字收入佔 GDP 比重最高的 30 個國家中,有 16 個位於新興國家。2017年以來,發展中國家的數字收入增長速度是發達國家的兩倍多。

中國在開發下一代技術的同時,也在爭奪下一代市場。”希爾曼在《中國全球連通》中寫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城鄉之間、貧富之間的互聯互通水平存在差距。中國將這些斷層線變成了其科技巨頭的跑道。現在他們已獲准起飛。”

在新興市場,中國通信企業面臨着來自諾基亞、愛立信和三星的激烈競爭,但憑藉相對良好的質量和實惠價格,他們贏下了很多合同。

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2022年出版的《數字絲綢之路:中國的技術崛起與網絡空間的地緣政治》(The Digital Silk Road: China’s Technological Rise and the Geopolitics of Cyberspace,本書暫無中譯本,以下簡稱爲《中國技術崛起》),介紹了中國通信企業和西方同行的不同。

由於新興市場的利潤並不豐厚,愛立信、諾基亞和三星等老牌供應商不足以與中國公司進行價格競爭。中國企業則受益於國內較低的勞動力成本,此外,他們可以獲得中國國家銀行的支持,還因對一帶一路的貢獻而在國內獲得政治信譽,並在全球範圍內獲得了企業管理經驗。

而對於購買技術的國家來說,繁榮與安全之間的選擇相對容易。書中寫到:他們知道無論如何都無法保證自己網絡的安全;中國公司提供了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機會,這是其他任何人都無法提供的機會,而且價格似乎可以承受、沒有政治條件。選擇繁榮是很簡單的。

需要補充的是,中國對數字基礎建設的追求並非只有數字絲綢之路在推動。一帶一路衆多大型基礎建設,高鐵、港口、機場、石油管道,通常也會捆綁數字基礎建設一起輸出。比如,在老撾修建的鐵路項目包含了367萬美元的信息與通信技術服務。

而電信網絡建設只是數字絲綢之路的第一步,在通信服務打好的地基上,中國輸出了更多數字服務和產品,包括但不限於:雲服務、智慧城市、電商平臺、移動支付、互聯網金融等。

數字絲綢之路出售的是一整套數字生態。

全球智能手機市場前五名中的三家中國手機——小米、OPPO、Vivo,均默認包含北斗服務,它們的全球市場佔有率接近30%,小米覆蓋全球至少90個國家和地區。(RFA)
全球智能手機市場前五名中的三家中國手機——小米、OPPO、Vivo,均默認包含北斗服務,它們的全球市場佔有率接近30%,小米覆蓋全球至少90個國家和地區。(RFA)

民營互聯網企業與中國政府“合流”

“一帶一路”不同,推動“數字絲綢之路”的主力不是中國政府、也不是國有企業,而是民營互聯網公司。

《2022年中國一帶一路投資報告》指出,與之前大多數年份不同,2022 年一帶一路”投資由民營企業主導,包括寧德時代、阿里巴巴等;唯建築合同依然由國企主導。

《中國技術崛起》援引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的數據集China Connects指出,只有不到 10% 的“數字絲綢之路”相關項目得到了中國政府的支持。它們主要是:實體數據中心、電子政務、華爲平安城市”等監控技術項目和國家電信網絡。

另一個重要的不同是,你很難識別哪些項目屬於數字絲綢之路”。中國民營互聯網企業的出海行動遠遠早於官方推廣“一帶一路”的時間點,它們的攻掠”範圍甚至比一帶一路還要廣泛——比如,中國官方難以進入的美國和西歐市場。而阿里巴巴、華爲、騰訊等企業在新興市場跑馬圈地”,更多是出於擴張需求,正如阿里巴巴前CEO張勇反覆強調的——全球化是阿里的未來。

在某種程度上,數字絲綢之路是中國政府海外戰略與民營互聯網企業發展需求的不謀而合”。

繼中興、華爲被美國製裁,進而遭到西方國家抵制後,中國民營互聯網企業盡了最大努力讓世界相信它們獨立於中國共產黨,但收效甚微。中國公司要想在西方國家恢復聲譽,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做中國人。” 《中國技術崛起》寫到。

地緣政治早已數字化。

被髮達國家市場抵制的中國民營互聯網企業,勢必會更加努力地開拓新興市場。隨着數字絲綢之路的發展,民營企業可以從中國政府那裏獲得貸款、補貼和政策支持。相應的,中國政府也渴望透過這些公司在數字領域攫取最大限度的優勢。

除了符合發展戰略,這些互聯網企業對“數字絲綢之路”從善如流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政府通過叫停螞蟻IPO、向滴滴開出80億人民幣的罰單,讓這些企業明白了誰纔是老大。這也令他們比以往更賣力地爲政府的口號站臺。

在“數字絲綢之路”的經濟利益上,中國科技巨頭和政府想要的一樣。來自印度的觀察者研究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在一篇報告中指出:2013年至2018年,中國透過貸款(優惠和非優惠)、信貸額度和贈款投資了近550億美元,用於這些國家建立通訊技術基礎設施。華爲和阿里巴巴等公司在這項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華爲已成爲印太地區 5G 相關技術開發的主要供應商。

上述報告還提到,華海通信在全球海底電纜項目中的份額從2012年僅佔7%增加到2019年的20%,得到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2020年,中國最大的電力和光纜製造商亨通收購了華海通信 81%的股權。

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在“數字絲綢之路”的推廣上配合無間。全球智能手機市場前五名中的三家中國手機——小米、OPPO、Vivo,均默認包含北斗服務,它們的全球市場佔有率接近30%,小米覆蓋全球至少90個國家和地區。生產全球80%以上商用無人機的大疆,其產品也配備了北斗功能。

2023年7月15日,印尼萬隆一家零售店展示中國製造的手機配件。(Gemunu Amarasinghe/RFA Photo)
2023年7月15日,印尼萬隆一家零售店展示中國製造的手機配件。(Gemunu Amarasinghe/RFA Photo)

關於中國民營科技企業與中國政府在數字絲綢之路中的關係,《中國技術崛起》的概括一語中的:它涵蓋了中國科技公司投資並向全球第三方市場出口技術的商業實踐,也是北京利用中國商業成功的政治口號和地緣政治努力。”

 

數字威權主義的輸出

不同於一帶一路項目在當地遭受質疑和詬病,數字絲綢之路獲得了相對積極的評價——即使是在反對一帶一路”基建項目的國家。

《中國技術崛起》指出,關於土地所有權、流離失所和大量中國勞工存在的爭議——這些是對一帶一路”項目不滿的主要根源——並不是數字建設的主要內容。

不可否認的是,數字絲綢之路填補了發展中國家在數字領域的真空,讓億萬人和網絡世界聯通。不過,這些產品和技術也激起了不少質疑。

比如,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研究了52個國家的73項《安全城市協議》,發現華爲在宣傳中誇大了其監控系統的功效。

2014年,肯尼亞的兩個城市內羅畢、蒙巴薩安裝了華爲的監控系統。華爲宣稱2015年其監控系統覆蓋地區的犯罪率比上一年下降了46%。但肯尼亞國家警察局報告稱,2015年內羅畢犯罪率略有下降,蒙巴薩略有上升。到2017年,內羅畢報告的犯罪率更高於設備安裝前的水平。

Bloomberg2019年的一篇報道裏指出了類似情況。在巴基斯坦伊斯蘭堡,耗資1億美元的安全城市項目於2016年交付。據巴基斯坦國家警察局統計,儘管監視有所增加,但入室盜竊、綁架和謀殺在2018年都比上一年有所增加,犯罪總數上升了33%。據一個立法機構委員會的說法,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半數攝像機出現了故障。

但這些問題很少被當地政府指出。指出這些系統沒有按承諾運行將使政府受到批評,稱其浪費了公共資金並且沒有有效地履行職責。許多國家也不願意冒破壞與主要貸款人和貿易伙伴中國政府關係的風險。”希爾曼在《中國全球連通》中寫道。

更引人憂慮的是,隨着數字技術的輸出,中國的監控模式也一同擴散了。

中國境內安裝的監控攝像頭數量佔據全球的一半。Comparitech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在全球設置最多閉路電視(監視器)的20個城市裏,有18個在中國。攝像頭最密集的是山西太原,平均每千人被高達119.57個攝像機監視。

散落在各個角落的攝像頭,配合網絡實名制、公共數據庫數字化、警方及安全部門的數據分析中心,以及,被疫情進一步加速的對居民生物識別信息的大肆蒐集,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監控網絡。

中國已向全球至少80個國家出口了用於警務和國內安全的監控平臺。這也引發了對中國輸出威權主義的批評。

當然,中國並不是唯一一個對外輸出監控技術的國家, IBM、Palantir 和思科等美國公司的人工智能監控技術已在32個國家得到使用,在美國對華爲實施禁令之前,美國芯片亦在華爲、海康威視等涉嫌新疆侵犯人權公司的供應鏈中。

而在進口中國設備的國家中,有一些本就不是民主國家。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簽訂華爲安全城市協議的國家中71%屬於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人權評級爲部分自由”(44%)和不自由”(27%)的國家。

中國的問題在於,它根本不關心這些設備會被怎樣使用。希爾曼對此有一個精確的比喻:如果監控設備市場是一場槍展,那麼中國公司就是不要求背景調查的經銷商。他們不關心你是誰,或者你如何使用他們的產品。他寫到,更少的條件、更多的選擇和更少的審查是中國監控銷售宣傳的本質。”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2019 年,贊比亞政府在華爲工程師的幫助下監視政府批評者的電話和社交媒體賬戶。贊比亞官員證實,他們與華爲的中國專家合作,找到並拘留了一羣親反對派博主。此案由贊比亞電信監管機構轄下的打擊網絡犯罪小組處理。

上述信息讓人們注意到華爲向多國政府出售的監控系統。華爲在2017年交付了智慧贊比亞”項目的第一階段,包括一個由中國國有銀行優惠貸款資助的7500萬美元的數據中心,並已啓動第二階段項目,包括一個電子政務平臺、一個全國光纖網絡和一個電子海關平臺。華爲表示,他們已經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700個城市安裝了這套系統。

華爲是如何控制印尼電信基礎設施的? 專家表示,低廉的價格、中國銀行的信貸以及對當地人的培訓都是因素。(RFA)
華爲是如何控制印尼電信基礎設施的? 專家表示,低廉的價格、中國銀行的信貸以及對當地人的培訓都是因素。(RFA)

而智慧城市一直都是數字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國家網信辦將其稱爲中國企業通過一帶一路進行海外擴張的戰略機遇,而習近平在有關一帶一路的講話中也不斷提到智慧城市。

數字絲綢之路將對使用中國監控或公共安全技術鎮壓其民衆的國家的人權和民主治理產生重大影響。《中國技術崛起》寫到,這些技術幫助中國成爲世界上最具侵入性的數字獨裁國家。

 

數字絲綢之路的障礙

據中國官方數據,截止2022年底,中國與17個國家簽署數字絲綢之路合作諒解備忘錄,與23個國家建立絲路電商雙邊合作機制,累計建設34條跨境陸纜和多條國際海纜,合作涉及西亞、中亞、東南亞、北非、拉美等地區。

數字絲綢之路的真正戰場在擁有大量年輕人口的新興國家——東南亞、拉丁美洲和非洲。其中,東南亞是當下最有活力的地區,也是數字絲綢之路拓展的焦點地區。

2021年,華爲成爲柬埔寨第一家官方授權的雲計算服務提供商。中興通訊是馬來西亞電信的主要供應商。阿里巴巴將爲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打造一個採用AI技術的交通管控系統。這家公司於2018年成爲第一家在印度尼西亞開設本地數據中心的全球雲提供商,並於次年開設了第二個數據中心。而印尼從上游到下游的通信基礎設施很大程度上由華爲和中興支持。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柬埔寨、緬甸和老撾的電信運營商都與華爲或中興建立合作伙伴關係開發5G。最堅決抵制中國技術的,是和中國政治制度最相似的越南,他們採用愛立信和諾基亞的設備以及高通的芯片來建設自己的5G

雖然該倡議有潛力增強印度-太平洋地區發展中經濟體的數位連通性,但它也爲北京提供了一種工具,可以透過監視和利用內置後門來實現其地緣政治目標。這種透過數字絲綢之路實現的技術武器化對印太地區的民主國家產生了直接影響。觀察者研究基金會在上述報告的結尾寫到,透過數字絲綢之路,北京已經能夠建立一個平行的科技帝國,挑戰西方的科技主導地位。

這也會導致網絡空間治理規範和價值觀的進一步分化。

對此,《中國技術崛起》提出一個頗爲樂觀的看法,書中指出:數據傳輸是全球性的,但重型計算仍與陸地緊密相連。例如,5G系統的吸引力在於以更高速度提供更多數據,這意味着在本地建設更多數字基礎設施,因此帶來更多的本地控制或數據主權。這反過來導致北京或華盛頓特區的中央政府失去影響力。好的結果是,數據變得更加分散,創新也在全球範圍內分散,而技術標準不結盟。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儘管本文展示了數字絲綢之路的巨大成果,但中國在全球網絡中的主導地位遠未確立。美國在雲計算、人工智能、衛星技術以及先進半導體等關鍵領域依舊保持領先地位。根據預測2022年美國將成爲全球研發支出領先國家——超過6,790億美元;中國預計將投入約5,511億美元研發。不過,在2010~2019年,中國研發支出的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0.6%,高於美國和歐盟。

而數字絲綢之路的野心依然有幾道難以翻越的障礙,比如:西方市場的抵制,被排除在關鍵供應鏈之外,以及,中國政府對民營科技企業並不穩定的態度。

改變這一困境需要創新,既是在技術上、也是在政策上。仰賴科技公司拓展數字絲綢之路的中國政府,大概率不會在後者上讓步。眼下,中國的科技公司正在全力衝刺打造中國版OpenAI,中國網信辦要求產品服務避免傳播破壞國家政權民族團結的信息,以及,要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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