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政改真相探秘 越共与中共有何不同?(三)

20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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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画像与越南国旗(美联社)
胡志明画像与越南国旗(美联社)

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失责已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疫情初期中国政府隐瞒和拖延疫情,但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民众难以向政府追责。于是,近来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着越南进行政治改革的消息,体现出中国人对越南民主化的期待和向往。同样是共产党主政的国家,越南的政治改革是否真的走到了中国的前面?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的分析报道。今天请听第三集:能否冲出历史的三峡?

 

 

越共持续改革的原因

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国际安全专家伍文(Alexander Vuving)认为,越共一方面巩固威权统治,一方面又在某些方面展现出开放的姿态,是在寻找一种平衡,其背后的动因是越共察觉出了压力。“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对来自社会的压力作出回应,他们就会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上,环境对他们也就更加危险。”

这些压力来自不同的方向。在民间,由于越南过去三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越南人口的13%进入了中等收入阶层,这个比例和中国相当。

“他们(中产阶级)占据了全国一半的消费,这个群体的消费能力让他们在越南社会占据了中心位置。他们掌握了技术,能使用社媒,并且到处旅行,他们的孩子也在海外读书,他们是一股政治的影响力,” 越南裔美国人社团董事范仲光认为,这个数目庞大的中产阶级必然要求政治参与,对执政者形成压力。

与此同时,随着外资企业的进入,以及越南与西方世界国际关系的发展,也对越南体制改革提出了要求。外界一般认为,越南去年底在《劳动法》中批准工人自行设立工会,重要原因是越南加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越南-欧盟自贸协定》都硬性规定了,成员国必须有可以代表劳工的独立工会。

在另一方面,越南改革特殊的历程也对今日构成了影响。越南自1986年启动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一直到1991年期间,这一改革受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影响甚深,政治上的自由化倾向比较明显。1991年苏东巨变之后,越南转而仿效中国的道路,经济上仍然逐步开放,同时在政治上收紧。但阮雄教授认为,改革初期的自由化思路树立了一种标杆:“1986-1991年的改革对此后三十年有深刻的影响。它对此后的改革者是一种启发,也推动着今天的改革继续进行。”

自由化的传统在越南政治格局中得到了某种延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潘金娥认为,在2016年越共十二大召开前的十年,越南政治气氛空前活跃。在越南新宪法于2014年开始实施之前,越南共产党作为国家领导力量的这一基本原则在越南国会经历了四年的激烈辩论。最后颁布的宪法条文中,除了“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之外,还规定了“党与人民密切联系、为人民服务,在人民的监督下,对人民负责并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被认为是保守派的越共现任总书记阮富仲在2016年十二大上成功连任,而被誉为改革派的时任总理阮晋勇出局。有舆论认为,越南政治自那以来出现了保守的倾向。但越南问题专家伍文指出,这种看法可能存在误解,“他(阮富仲)是有保守的特质,但他在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上都比较灵活。”

 

手举越美两国国旗的越南少先队员(美联社)
手举越美两国国旗的越南少先队员(美联社)

 

与中共的不同之处

伍文观察到,自2016年换届以来,越南的改革仍在继续;并且越南正缓慢地摆脱中国的影响,而倒向美国。比较显著的例子是越南在2019年初废除了仿效中国建立的户籍制度,还民众以自由的迁徙权。另据阮雄教授的消息,越南国会内部已经在讨论土地私有化的可能,并认为这显示了越共的进步性。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越共的领导体制并非个人独裁,不是类似中国的“核心”体制。越南问题专家伍文分析说,“虽然他(阮富仲)手中集中了不少‘正式’权力,但他行使权力的方式不是习近平那样的独裁者。有时他显得比较专制,但他仍然必须服从越共已经实行几十年的集体领导制度。”

这种集体领导的主要载体是越共中央政治局。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阮富仲2016年获得连任后,曾意味深长地对外表示,“越南共产党坚持集体领导、个人负责并问责的原则,这就确保了不会出现专制。有些国家,点它们的名不太合适,打着民主的旗号,但所有决定都由一个人说了算。那么谁更民主呢?”

与此同时,越南政局中长期有“南北党”的派系分野。来自北方的干部深受苏联和中国的影响,偏于保守,而南方的干部受法国、美国的影响较大,思想更自由化。俗称为“四驾马车”的越南高层权位最重的四个职位,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国会主席由来自北部、南部和中部的人分别担任。

伍文认为,高层内部的派系斗争也会影响到国家政策,不是单一地倒向保守或自由的方向。“在‘四驾马车’的体制内,越南有两个权力极点,就是总书记和总理,他们代表了精英阶层两个权力的标准,他们常常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执政方向。”

另外,越南的政改还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在精神内核上存在着差别。阮雄教授认为,越南没有国父效应:“越南不存在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比如中国的毛泽东主义,没有这种思想作为越共的政治基础,越南的政改就不会受到这种思想的束缚。”

被称为“越南国父”的越共前领导人胡志明仍被越共供在很高的位置,他的遗体被放置在水晶棺中,半个世纪以来保存完好,并接受民众的瞻仰。

但胡志明在长期受法国、美国影响的越南南部民众的心目中,却并没有那么崇高。1979年从越南南部出走美国的范仲光在今年胡志明诞辰130周年纪念日当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不少越南民众都知道胡志明政权的腐败内幕。

 

飘扬在越南一家工厂外的越南国旗(美联社)
飘扬在越南一家工厂外的越南国旗(美联社)

 

能否冲出“历史的三峡”?

历史学家唐德刚把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型期比喻为“历史的三峡”,以形容其艰辛和漫长。越南多年来的政治改革,保守与自由化重叠交错,也足见其困难和险阻。

越南明年将举行两大选举,越共十三大将选出新的总书记,而政府选举将决出“四驾马车”的其他三个职位,总理、国家主席和国会主席。对这些选举,阮雄教授并不太乐观:“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越南仍将遵循社会主义导向的市场经济。”

在越南的生意已经比较稳定的中国商人阿雄则更加消极。他告诉本台,他并不打算移民越南,“我对共产国家从骨子里害怕。他们是同一种货色。目前为了发展经济,可能做一些文章,亲民或者请外国人来投资;一旦达到一定的程度,像中国,他就会反动,会步入大倒退。”

而尚处在命运十字路口的中国教师刘向东则说,越南有很大概率将走向民主化。

 

(记者:王允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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