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持续而高速的经济发展，改变了全人类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历史命运，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近3亿人口摆脱贫困，13亿人的生活正在被迅速地现代化，并且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从原来的封闭状态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从而使全球政治进程中的“中国因素”变得日益重要。
其次，中国综合国力在短时期内的惊人增长，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从而打破了原来由超级大国支配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国事实上已经开始作为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支独立力量而发生作用，并且正在有力地促成世界政治从单极向多极发展。
其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国内发展的需要、对“和谐世界”的价值追求和目前的国家能力，都决定了中国的强大，只能是和平的发展。因此，中国的崛起大大增强了国际政治中的和平因素，更加有利于国际社会实现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
最后，“中国模式”影响着全球治理。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和平发展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遵循着这些战略策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更多的力量，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全球治理的现状和未来。例如，中国对全球气候变暖和国际反恐的积极态度和有效合作，明显地增强了在这些领域内的全球治理效果。
关于“普世价值”的热烈讨论或激烈争论，我想从方法论的角度谈谈这场争论。
然而，关于“普世价值”。我们要坚持辩证法，反对极端主义思维。我觉得在这场争论中有两种极端观点是令人担忧的。一种认为普世价值就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共同价值，其极端就是简单地把西方价值当作“普世价值”；另一种认为人类社会根本不存在任何共同的价值，其极端就是幼稚地认为“中国特色”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格格不入。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的价值也同样如此。以争议最大的民主问题为例，它同样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民主源于西方文明，但民主并不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它是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我们中国同样要追求民主，实现人民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但我们正在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它与西方国家的民主既有共同的地方，又有实质性的区别。任何民主都需要法治、选举、监督、关于“普世价值”的热烈讨论或激烈争论，我想从方法论的角度谈谈这场争论。
我们也要建设法治国家，要实行民主选举，要加强权力监督，要扩大公民参与。但我们的法治、选举、监督、参与等都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与西方国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我们不搞西方的多党制、普选制和三权分立。因此，上述两种看起来截然相反的观点，其思维逻辑的极端性、片面性以及对“普遍—特殊”、“共性—个性”链的割裂，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