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流亡者的天空
由于六四后新上任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过问了《海南日报》在89民运期间所犯的“错误”，促使海南省委常委决定对我重新处理。这一消息由海南高层的一位朋友冒险致电正在深圳家中休养、治病的我，我很快就要被押解回海南，面临人生更大灾难：或逮捕判刑，或遣送五指山区服苦役。我感到恐惧，我没有勇气面对将要到来的更大的人生灾难。在香港来的朋友劝说和催促下，我决定辞国流亡，将人生的灾难，换做另一种未知的另一种人生。这一念间的决定，使我的下半生在流亡中度过，从不到四十四岁开始，一直到人生终结。
（一）
我1990年2月18日踏上流亡之路。朋友告诉我，一切都已安排好，但他没有时间向我告知和解释他的安排，我唯一要做的是，遵照他的指令行动，不要问为什么，也不要问去哪里。
17日晚上十时许，我与妻子告别后，便离家走到住宅小区前面马路的一根电线杆子下。刚刚站定，一辆面包车便急驶而来停在我面前。我上了车，司机加大油门，向蛇口方向驶去。
蛇口的海边，有一个边防武装警察的营房。汽车在武警营房大门前停下便离开了。我被一位武警军官领进营房大门。门口站岗的两位战士见到我，竟把头低下，意思是告诉我：他什么也没有看见。军官要我在一间屋子里稍事休息，大约十二点，军官把我领到码头，登上一艘被称作“大飞”的快艇。这种快艇速度极快，开足马力时，快艇的头部翘起，只有尾部接触水面。军官为我穿上一件救生衣，嘱咐我坐好、抓牢。大飞由军官驾驶，另一位武警战士手持冲锋枪匍匐在船头，飞也似的驶出码头，驶入漆黑的海面，驶向对岸。对岸是香港新界一个名叫流浮山的地方。这是我生命中不可思议的一次经历。大飞在“飞”，发出轰鸣的马达声，我的心出奇的平静。我知道，再过几分钟，我的生命，我的生活，就要发生重大的变化。
整个过程，我一句话都没说，武警军官却不时发出呼喊声，像是抒发他的愉快心情。当“大飞”驶达岸边，我登上香港土地时，军官对我大声说道：“程先生，再见。祝你好运！下次再玩过。”天啊，人生有这一次已经足够，怎么会有下一次！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把我送上流亡之路。我当时手中持有可多次往返香港有效的公务护照，本可从罗湖或者其他地方的海关持护照出境。后来，朋友告诉我，那时，全国各处都在追捕民运人士，我的朋友怕我已经上了禁止出境者的黑名单，于是决定走这条“最危险也就最安全”的水路。
我也不知道武警营房里的官兵为什么会甘冒风险送我出境。为了正义？应该是；为了钱？也许。据说营救我的朋友向武警支付了二十万港币。到了香港，我不禁担心那些武警官兵的命运。几年后，有人告诉我：港英已经把这些武警官兵全部接走，送到伦敦，给他们英国公民身份。也可能，营救我出境的行动，得到港英当局的支持；也可能，通过蛇口的武警，营救出境的六四后受中共迫害者，不止我一个。
我登上流浮山海岸，一条海滨公路出现在我眼前。刚刚站定，香港朋友的轿车疾驶而来，停在我面前。和大约两个钟头前我离开时一样，时间误差不超过半分钟。
在香港接应我的朋友把我送到九龙旺角一位“江湖人”的据点。过了一会儿，这位江湖人从外面回来，热情与我拥抱。接着便掏出一把手枪，放在桌上，说道：按香港法律，个人持有枪支，要判刑、坐牢。人们都叫这位江湖人作“六哥”，他的名字叫陈达钲，六哥是香港人营救大陆被围捕民运人士“黄雀行动”的总指挥，他的弟弟七哥陈达钳，是带领一帮兄弟亲临大陆营救行动的执行者。在六哥的指挥下，黄雀行动营救了一百三十多位89民运人士出境。六哥手下有两名兄弟在行动中不幸牺牲。“黄雀行动”充满了传奇色彩，被人们广泛传颂。不过六哥告诉我，我不是黄雀行动营救出来的，他只是受朋友之托，接待我。
我在据点中过了一夜。一夜过后，“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来人把我接走。接我的人叫朱耀明，支联会常委，是一位牧师。他先带我到支联会办公室，与其他几位常委见面，然后把我交给了港英政府“人民入境事务处”，“入境处”立即把我交给了“香港警察政治部”，“政治部”一刻也没有耽误，把我送到该部门远离市区、设于新界中港边界附近的一个据点，那是一幢设备齐全安静舒适但周围架设铁丝网的别墅。政治部的一位华人高官告诉我：考虑到我在中国担任高级职务，为我的安全，同时为了避开新闻界对我的追踪，让我住在这里。他并宣布我在室内可以随意走动，但不准靠近电话，不准走出室外一米远。
“香港警察政治部”是英国秘密警察“苏格兰场”的下属机构。我以为：我既落入“政治部”手中，他们一定想从我口中橇出点情报来，我一个新闻官，知道多少情报呢？我想错了。他们确实只为我的安全和为避开新闻界，以免为港英政府带来麻烦及被动，我的其他，他们不感兴趣。
这幢别墅室内陈设与一般家庭相同，有卧室、客厅、厨房。政治部派四位干员，两人一组，每天分两班，二十四小时看守我，晚上有一名警察睡在电话机旁，防止我靠近电话。四人轮流煮饭，并与我一起用餐，伙食标准相当高，想吃什么，和他们说一声，下一餐就可以吃得上。他们每天买两份香港报纸供我阅读，还买来我想看的杂志，包括政治杂志《争鸣》和色情杂志《龙虎豹》；过去在国内，我曾偷偷看过《争鸣》，《龙虎豹》则是第一次看。那时正是英国足总杯赛季，香港的电视台直播时间在午夜后，他们每晚陪我看足球，看个过瘾。为帮我打发时间，那位华人高官把自己的武侠小说金庸的《鹿鼎记》借给我看。我对武侠小说不感兴趣，但把这本书看完了。《鹿鼎记》是我一生唯一看过的武侠小说，金庸笔下诸多武林人物，我只识得韦小宝一个。
期间，有一位英国人前来看望我，表达对我的关心，他是华人高官的上司。借我《鹿鼎记》的华人高官，则在我入住别墅不久，与我交谈，问了中国官方机构的设置情况。那些情况他也熟悉，我猜他只是想通过交谈，进一步确认我在国内的身份。
我曾要求他们带我到香港市区转转，那怕坐在车里不下车，遭他们断然拒绝。于是我便采取抗议行动，但手段有限，只是不刮胡子。谁知他们竟然拍手叫好，鼓励我把胡子再留长点，这样就没人认出我了。坚持了半个月，抗议失败，我只好把胡子刮掉。
看守我的四位干员，有两位是“老差人”，资格老职位不高，其中一位为人憨厚，喜好赌马。四人中有一位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曾在英国深造，见过世面。还有一位是基督徒，他说他曾是“烂仔”，皈依基督后成为好人，他送我一本《圣经》，并在扉页上写下“亲爱的同胞程老师：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你的朋友。”
四位干员闲来无事，喜欢陪我聊天，他们表达最多的是对将要到来的九七回归的担忧和恐惧。他们很羡慕我逃离了中国，而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惶惶然。四人对89民运和六四屠杀的情况了解得比我多，对解放军屠杀学生和市民极为愤恨，对六四后遭迫害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深深同情。有一天，学生领袖柴玲成功逃出中国，香港的电台广播了她的录音讲话，他们特意把讲话录下来，与我一遍一遍收听，为柴玲逃出魔掌兴奋不已。
他们每天看守我，无聊时就要找些乐子。离我住的别墅不远，像是香港警察负责边境安全的一个据点，每天有穿军装和便装的警察进出。那个据点中养了一只狗，这只狗白天很忙，晚上无事，常到我们这边讨煲汤的骨头吃。我们给这只狗用李鹏的“鹏”字起了个名字“鹏鹏”。起初这只狗不知“鹏鹏”是谁，几天后便知道是自己，一声“鹏鹏”，牠呼之即来。有一晚鹏鹏来到别墅门口，我发现白天牠的主人们与牠玩耍时，在牠身上盖满“允许入境”的章子。我不禁一叹：中国内地，不知有多少人为入境香港，前赴后继，舍生忘死，最后仍不得其门而入；你鹏鹏，一只狗而已，身上轻易盖满你不需要的入境章，世间竟有如此不公之事！
我知道我身处的地方，旁边是深圳，那里有我的妻子；再往前走，就是广州，那里有我的母亲。她们此刻正惦记着我，不知道我身在何处，不知道我的生死安危。而我不久前才离开的海南岛，也不远，中共海南省委此刻在寻找我，《海南日报》正开展对我的大批判，声讨我的“罪行”。咫尺之间，两个世界；昨天今日，恍如隔世。人生的际遇，是如此无常。
港英政府一边看管保护我，一边联系接收我的国家。同意接受我的国家有四个，政治部官员劝我去英国，说可立即动身，将来也可随时来香港。我坚持去美国，说既然投奔西方，就要去一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官员说那要耐心等待，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已上报国务院。到四月中旬，获美方答覆。
1990年4月17日，香港警察政治部的官员带我前去美国领事馆，去见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总领事对我说：“程先生，美国欢迎您。”一句话，说得我心中悲喜交集、百味杂陈。见过总领事，又到领事馆隔壁去见美国移民官，办理相关手续。移民官给了我一张纸，说这就是“绿卡”，入境美国后，有了固定地址，美国移民局会把正式绿卡寄给我。
4月18日，也就是我到达香港整整两个月的日子，我由港英警察政治部两位官员护送，绕过海关，直接登上飞往美国旧金山的飞机。我问看守我两个月的那四位干员为什么没有来？两位官员回答：他们已经完成任务。我想和他们道别，说一声“辛苦了，谢谢！”却没有机会。
到达旧金山的第三天，我便前往洛杉矶，加入六四后旅美中国新闻人士联合创办的《新闻自由导报》，后来任该报的总编辑。
“六四”后，港英警察政治部曾介入营救中国民运人士，为保存中国民运力量做过不为人知的贡献，所以他们才会与我有一段缘分。九七香港回归后，这个部门遭到清洗，而后变成了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下属机构，参与堵截和抓捕中国民运人士。而我更关心的是，曾帮助过我的四位政治部干员和他们的华人上司，今在何处。他们会被整肃吗？谁来营救他们？我可能这一生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留给我的，是永久的记忆。
回过头来再说说六哥和我所交往的黑社会。六哥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组织是黑社会，他说那是“帮会”。帮会到处都有，是兄弟们互助的组织，六哥的帮会成员都来自中国大陆。你看中国地图，城市都用“圈”标识，所以来自大陆人的帮会被香港人称作“大圈仔”。既然是帮会，总会做一些香港法律所不容许的事情，比如走私，赌外围马，六哥还曾受大陆公安委托，找到畏罪潜逃香港的大陆刑事犯，装进麻袋，通过海上送回大陆。六哥来自江西南昌，大圈仔与香港一般的“三合会”有所区别之处是，他们都有浓厚的大陆情结，所以六哥手下的兄弟们都心甘情愿听从六哥的指挥，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六四后被追捕的中国民运人士。凡为执行帮会任务而牺牲的兄弟，六哥的帮会将赡养他们遗下的妻子和儿女，直到儿女长大成人。在黄雀行动中，六哥手下的兄弟有两人死亡、两人被捕。六哥为解救这两位兄弟，曾只身一人前去北京公安部，面见部长陶驷驹，要求他放人，竟感动了陶驷驹。后来陶驷驹有一番在香港炸了锅的言论，说“黑社会也有好人”，据说就是见了六哥后有感而发。说六哥是好人，何止是好人，他是六四后舍身取义救助中国民主人士于危难之中的豪杰，他和他指挥的黄雀行动，在中国现代史中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永载中国民主运动的史册。
三十多年过去了，六哥老了。他已受洗皈依基督。几年前，六哥来美国看望他营救的民运人士，到旧金山，民运人士为他举办了欢迎派对。我去看他，他有些迟钝，看了我好一会儿，才认出是我，激动的拉着我的手，向参加派对的人大声说：这是程凯！这是程凯！我也激动不已，拉着他的手，连喊：六哥！六哥！
流亡美国第一年，我曾持美国政府发给我的出国旅行证件“回美证”，返回中国一次，此后两次前往香港，试图探索无阻碍回中国之路。六哥说：想无阻碍，他只能把我偷渡回去。我想：那是我的祖国，我回国，却要偷渡，滑天下之大稽。
在香港期间，六哥介绍我认识香港一位真正的黑社会大佬泰哥。泰哥名叫陈泰，也叫陈庭雄，外号“傻佬泰”。泰哥的帮会名叫“和合图”，是香港本土老牌帮会组织，历史上曾参加工人运动，支持辛亥革命。和合图的地盘在铜锣湾一带，铜锣湾的骆克道，一头一尾两间桑拿浴馆“赢宫”和“新赢宫”，两间麻将馆，一幢高层建筑，以及建筑中的餐厅、商场，都是泰哥独资或持股的产业。我见泰哥时，泰哥表示他已退休。退休后的泰哥，笃信佛教，每个月都要去大屿山宝莲寺上香礼佛，聆听法师开示。泰哥办公室设在一间桑拿馆内，不像办公室，倒像是医馆，室内摆满药柜药罐。退休后的泰哥醉心于研究中医，免费为街坊把脉诊病，似是已进入洗尽铅华，珠玑不御，一心悬壶济世的境界。第一次见面，泰哥就关心梁湘的病情，我说梁湘罹患脑萎缩，日渐严重，他立即开了一剂药方，要我托人转交给梁湘，并为梁湘遭受迫害深表愤慨。
六哥这样一位大英雄，见到泰哥，毕恭毕敬，泰哥一讲话，六哥就掏出一个小本子记录，好像领受最高指示，可见泰哥虽然退休，但在和合图，仍具有无可取代的影响力。我在泰哥的办公室，见到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有几张照片，其中有与香港歌星罗文、梅艳芳等人的合照，难道这些明星也是泰哥麾下的和合图成员？六哥告诉我，他的“黄雀行动”，所费不赀，少说上千万港币，其中泰哥捐出至少三百万，泰哥是港人营救六四屠杀后逃亡的中国民运人士行动背后最大的财政支持者之一。
泰哥是潮州人，自小随家人移居香港，在铜锣湾一带摸爬滚打，有了钱便回潮州老家捐资兴学，架桥铺路。平时在香港，他是铜锣湾街坊会的会长，我见他走在街上，街坊们老远便与他打招呼，连呼泰哥好。泰哥每上街，口袋里一定揣一把千元大钞，见到困难户便问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问完便掏出几张千元大钞塞给困难户。
我在香港期间，泰哥为我提供住所，就在骆克道鹅颈桥旁边的一幢大楼内，那是他早年的家。泰哥发迹后搬到半山的高级住宅，但他母亲舍不得离开街坊邻居，不肯去半山，仍住在这幢大楼内。母亲去世后，他早年的住宅便用于祭拜母亲和先祖。我住进去后，泰哥从半山下来，经常到我的住处聊上一阵，中午拉我和他一起吃饭，我推都推不掉。一天，聊完天，泰哥从口袋里掏出二十万元港币赠送给我，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要我收下。我吓了一跳，那是我一生一次性得到的最大一笔钱。
泰哥与他的和合图能在铜锣湾有一片天地，全靠泰哥率领众兄弟搏杀得来。每次与对手“开片”，泰哥都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对手怕他，所以称他为不惜命的“傻佬泰”。泰哥头上有一道刀痕，那是他的对手在铜锣湾打不过他，趁他到澳洲悉尼唐人街时伏击他砍伤的。我在香港与泰哥在一起时，会看到有人跑来向泰哥报告，赢宫或新赢宫又被“砸场子”了，泰哥泰然自若，不动气，要他们自己处理。此时我看到退休后的泰哥，慈眉善目，脸上已经没有杀气。但是退休后的泰哥，对他经营企业的员工却仍然管束极严，高层员工都是和合图兄弟。他的两间桑拿浴馆绝对禁止任何色情活动，有一次，其中一间桑拿馆的经理对桑拿按摩女工动手动脚，被女工告到泰哥处。泰哥叫那位经理来自己的办公室，问：是不是事实？经理承认是事实；泰哥问：该怎么办？经理说请泰哥执行家法。于是泰哥拿出一把锤子，经理把手伸到锤子下，泰哥抬手，一锤子把经理的小拇指打断。经理一声不吭，接过泰哥递给他的刀伤药，包扎一下，给泰哥鞠了一躬，便转身回去上班了。泰哥施家法惩罚违规的经理时，我刚巧在泰哥的办公室，泰哥没有让我回避，我看到了慈眉善目的泰哥的另一面。
在香港，泰哥、六哥给了我充分的照顾和支持，但我仍感到中共像一个幽灵，时刻笼罩我的头上。1994年，六四屠杀五周年前夕，香港报纸公布了中共边控不准回国的四十九人黑名单，我被列入名单之中。与我同列名单中的还有许家屯、刘宾雁、严家褀、万润南、陈一咨、苏晓康、郑义、方励之等前中共官员和知识分子，以及六四后流亡海外的89民运学生领袖、六四后海外民运组织的领袖。我知道回国无望了，一度打算在香港谋一份工作。此间，我的朋友、前《羊城晚报》副总编辑来香港看望我，向香港《新报》推荐我出任该报主笔。当时《新报》被大老板收购，雄心勃勃一展宏图，社长、总编辑都已到岗，尚缺一位撰写社论与评论的主笔。《新报》社长与我的朋友有多年交情，对我朋友的推荐非常满意，在一家私房菜馆宴请我，许诺给我不菲的薪水，和在跑马地住宅区免费提供一套住房。但过后，大老板有所顾虑，决定将聘请我任《新报》主笔一事向香港新华社报备。新华社迅速做了回复，坚决反对《新报》聘请我，以严厉的口气威胁《新报》“后果自负”。这使我知道我在香港的一举一动，新华社都了如指掌，加上四十九人黑名单披露，香港对于我也不是安全的地方。
4月底，我告别泰哥、六哥，返回美国，自此没再踏足香港，没见过泰哥、六哥。多年过去，六哥来旧金山，我急切询问泰哥的情况，六哥说泰哥已经去世，死于糖尿病。泰哥罹患糖尿病后不肯看西医、吃西药，执着于中医“上焦、中焦、下焦”的传统医道，吃自己配制的中药，终于导致并发症爆发而不治。
我与泰哥、六哥交往，是我人生中一段奇妙经历，让我心中一大疑问得到解答：黑社会黑不黑？那就是：黑社会既黑，又不黑。我所看到的泰哥、六哥的善举与壮举，堪称人类的英雄之举，非心灵高尚者不可为。在中国，要说黑，无恶不作、贪腐成性、将国家推入万劫不复深渊的中共，才黑如漆、黑如墨，即使黑社会再黑，也不及中共之黑之万分之一。
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我连香港也进不去了。即使在美国，仍然逃不出黑名单的阴影。
四十九人黑名单，是中共设立海外华人黑名单的起始，如今的黑名单，远不止四百九十人、四千九百人、四万九千人。中国驻各国使领馆，设有庞大的数据库，将他们认为或怀疑有反共言行的海外华人，都列入数据库的黑名单中。使得海外华人，无论老侨、新侨，都不敢表达对中共的任何意见，生怕被列入黑名单，不能回国探亲、旅游、做生意，甚至危及国内的亲人遭传讯、拘押。我的一位在美国大学从事政治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朋友，写了几篇分析中国现状的学术文章，文章里有对中共的善意批评，不久前他打算前往中国开展学术研究，去中领馆签证被拒，知道自己上了黑名单。2017年8月1日清晨，一位名叫李新的华人，持枪朝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一阵怒射，然后走回汽车，吞下留给自己的最后一颗子弹。李新来自中国大陆，六十岁左右，是个本分的华人，只偶尔一次参加当地华人抗议中共的集会凑个热闹，便上了中领馆的黑名单，从此便不能回中国，与国内年迈的老母亲天人永隔。李新想不通，便枪击中领馆发泄一腔愤恨。但海外各国中国使领馆不为所动，黑名单的人数不断增加。
1994年我从香港返回美国后，曾经前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问个究竟。我不认为我会问出什么结果，但我要与中国的外交官理论一番。
也许我在国内是个有点地位的人，中领馆破例由一位副总领事出面接待我。于是我与副总领事有下面的对话：
我问：报上披露中国政府有一份禁止回国的黑名单，这是怎么回事？
副总领事说：是吗？我不知道。
我问：我是中国公民，我为什么不可以回自己的国家？
副总领事说：原因你应该清楚，还用问吗？
我说：你指的是因为我反对六四开枪镇压学生和北京市民吗？
副总领事不回答，把话题岔开，说：你在洛杉矶主编《新闻自由导报》，从事反华宣传活动。
我说：那是一份倡导新闻自由，客观真实报导中国的报纸。
副总领事：这么说，你很有功劳？
我问：1990年我曾回中国，为什么可以？
他答道：纯属疏忽。
我说：那么你告诉我，我怎样才能回国？
副总领事说：除非你写一份“悔过书”。
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其它事情可以商量，这件事做不到。我反对六四屠杀，这是支撑我后半生的信念，要我放弃这个坚持，就等于终结我的政治生命。
谈话继续不下去了，副总领事站起来送客。他把我送出领事馆门外的人行道上，与我握别。奇怪的是，他小声说了一句令我难以忘记的话：程先生，我是一位外交官，刚才我是以一位外交官的身份与你交谈。他的话连说两遍。我回味他的话，明白他的意思：他的话只代表中领馆，不代表他个人。
这位副总领事是一位称职的中国外交官，他与我的对话非常得体。可惜，我没有机会在他不以外交官身份时与他交谈。六四屠杀最初几年，海外使领馆有相当一批外交官，同情和暗中帮助逃亡的中国民运人士。旧金山中领馆签证处，曾向一些逃来美国的民运人士发放中国护照，后来签证处的所有签证官被外交部撤换回国查处。但愿与我谈话的副总领事能够安全无恙。
我在国内的一些朋友，对我长期被关在国外，表示不可理解。一位红二代朋友，其父亲曾是广东省主管政法系统的最高领导，当政的负责边控的官员，都是他父亲的下属。他两次来美国看望我，表示回国后帮我查一查，看我的名字是否还在黑名单上。不久便告诉我：程凯，千万别回来，你的名字还在黑名单上。
2018年1月18日我母亲去世。母亲弥留之际，我向旧金山中领馆两次要求允许我回国尽孝，并做出四条保证：不发表任何言论，不会见任何人，不参加任何活动，只守在母亲床前不去其他任何地方，但不获答复。我的朋友、在六四屠杀中被解放军坦克碾断双腿的方政，父亲猝逝，他带着妻子女儿到中领馆，要求回国为父亲奔丧，遭到拒绝。我的朋友，89民运学生领袖熊焱，母亲病危，家人发来母亲躺临终前在病床上的视频，他要求回中国送母亲最后一程，有十二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中国大使馆，为他担保，仍不获允许，熊焱眼睁睁的看着视频中的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
责编：陈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