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曾经说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在面对新冠病毒在全世界范围爆发的情况下，当今的中国政府似乎还在沿用当年毛泽东的这一逻辑。
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新冠病毒在武汉爆发之后，全球因感染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已经突破了500万，仅美国就有70多万人死于这个病毒。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极端的防疫措施，其死亡人数应该远远低于西方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尽管没有人知道目前为止，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新冠。
记得在疫情爆发初期，中国国内的媒体总是嘲笑其它国家防疫不力，感染和死亡人数节节攀升，还挖苦一些国家“连抄作业都不会。”而中国的所谓“作业”就是极端防疫措施，一个社区只要有人感染，就立即采取封闭式管理，禁止人员进出。这样的防疫模式甚至扩大到封闭一座城市，如云南的瑞丽，这座边境城市一年内被封城四次，搞的当地居民苦不堪言。
在经历了一年多痛苦的煎熬，尤其是当美国和西方国家施打有效疫苗之后，这些国家的疫情得到大大缓解，感染和死亡人数也明显下降。就拿美国为例，目前人们进入商场购物，已经不强制带口罩了，而且群聚活动也越来越频繁，明显感到，人们对这个病毒已经不像一年多前那样恐惧了。
反观中国，随着冬季的来临，病毒又死灰复燃。在百分之八十的民众施打了两针国产疫苗后，疫情非但没有得到控制，还出现蔓延之势。根据中国国内媒体11月7号的报道，31个省份新增确诊病例74例，其中本土病例50例。
由此看来，一边是社会逐渐开放，经济开始复苏，另一边则是封区封城，大规模人员核酸检测，这到底应该谁抄谁的作业呢？
难怪中国病毒学专家管轶发声：“不要动不动就做全员核酸检测了，应该做一下全员抗体检测，看看我们的国民接种了疫苗之后，体内到底有多少抗体。”
为什么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开始接受与病毒共存的理念之时，中国却仍坚持病毒“清零”的政策呢？在这次的“周嘉有话说”栏目里，我和周孝正教授就来聊聊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