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报导者时间:驶向全球的中共大外宣机器,如何把「小粉」与「红色App」武器化?--台港美澳跨国分析:资讯战已升级至「社会操纵」 ( 文/刘致昕)


202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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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16T000000Z_1365580430_GM1E9AG0Z3X01_RTRMADP_3_CHINA.jpg 驶向全球的中共大外宣机器,如何把「小粉」与「红色App」武器化?(路透社资料图片)


当各国仍忙于对抗疫情,中国政府却持续建造、强化官民联手的巨大舆情产业,要扭转世界的认知。他们早在2017年开始在社交网站上操纵资讯、购买大量帐号,并外包各种舆论服务给中国和中国之外的台湾、澳洲、美国的行销公司和网红,让他们接力中共官方的文宣,或在24小时内对不利中国的讯息提出反击、摧毁消息源头……。这个「中共制造」的舆情产业持续壮大,也影响了人们对香港反送中运动、COVID-19、中国治理模式、中美/中台关系的看法。

 

《报导者》采访台、港、美、澳,4个指标性的事实查核与资讯战研究单位,分析「中共制事实」外销至各国的手段和目的,并从四地经验里,看见中国宣传机器,特别是红色App和小粉红驶向全球后,为民主国家带来怎样的挑战。

世界过去熟知,在中国境内,有「网路长城」对资讯的审查、对「事实」的制造;世人看着中国政府挡下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外国网路服务商,并扶持中国版的相对应网路服务,继续让中国民众在政府打造的资讯环境中,「便利」生活。

如今,这架机器走向了世界,不只微信、TikTok、爱奇艺等中国网路服务商在国际市场取得成功,中国政府制造的「事实」、审查过的资讯,也正越过长城,在全球试图落地。

「中国国产的网路生态系,除了审查资讯,也是向外发布的工具,」美国未来数位智能实验室Digital Intelligence Lab at Institute for the Future)总监莫楠(Nick Monaco)说,在国家过滤过的资讯环境中,特定的世界观不断被加强,使用者在此发布内容、集体呼应、向外发声,创造出中国独有的小粉红文化,为全球民主社会带来挑战。

「另类事实」的宣传机器,正在形塑全球舆论

「这不只是关于一场选举,而是关于全球舆论的形塑,」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分析师沃利斯(Jake Wallis接受《报导者》专访时称,透过过去一年各国专家的调查,阿根廷、赛尔维亚、义大利、非洲、澳洲、美国等地,都看见中共宣传机器的运作,「有一个庞大的、敏捷的网络,跟着中国的外交发言系统在网路上进行资讯操纵,目的是要放大他们(中国官方)的发言。」

这样的转变,与香港反送中运动和COVID-19疫情有关。《报导者》采访台、港、美、澳四地的专家,试图理解转变后的中国资讯战,如何影响各地,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从2019年8月开始,就与Twitter合作的沃利斯,一年前第一次点名中国政府在社交平台上,有系统地散布不实资讯。人在澳洲的他,眼见澳洲国内因中国政府以各种手段渗透当地,以不实资讯创造社会冲突,同样的手段也在其他国家出现,特别是香港和台湾两大中国资讯战实验地。他认为,各国专家必须更多的交流,才能理解中国的策略。

香港现场:官民协力「修改历史」

香港人K,从今年6月开始全职担任事实查核员,他每天观测、记录中国资讯操纵手法的变化。

K每一天的工作是从社群平台分析工具CrowdTangle上,观看不同立场的粉丝页说些什么。他还必须紧盯社群平台上传阅热度最高的讯息,从中寻找含不实资讯的讯息。

「黄丝、蓝丝非常的分裂,彼此是平行世界,有时候奇怪到不知道他们是网军,还是他们真心相信那些不实资讯,」K说,支持港警、支持反送中运动的香港民众,各自拥有自己的资讯圈,作为事实查核者的他,发现事实的认定愈来愈难,人们只相信自身阵营的资讯来源。

两方阵营都有不实资讯、都有阴谋论,但他从挺港警阵营中,看到许多政府的身影。K举一个称作Baby Kingdom的亲子网站为例,上头一面倒的支持香港警察,当律政司因为证据不足,不起诉抗争者时,网站上的家长们直接称其「黄司」(替换本来的名字律政司)」,Baby Kingdom还时常检视官员发言,誓言要「揪出黄丝官员」。但K比较其他的网路论坛、线上社群,发现Baby Kingdom的意见特别一致,「香港的家长不该是都这样的(指全都一面倒支持香港警察)。」

K还发现,Facebook、Twitter上,愈来愈多来自微信、微博的转贴内容,或是私密群组里有大量不实资讯定期地被贴上,明显人造的假帐号也愈来愈常见:这些帐号没有太多朋友,常用来骂人、张贴奇怪的资讯。当7月中,香港COVID-19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接连破百,中国官媒将其归因于两场街头抗争行动和民主派初选的说法,也立刻被蓝丝的粉丝专页转贴。

「Truth HK」是另一个案例,这个以「香港示威者暴行全纪录」为名的网站,有众多数位素材,试图传达香港抗争者破坏社会安全的讯息。其中一支2020年7月21日发布的「721元朗真相」的影片,对于721白衣人无差别对民众的暴力行为之描述,正是8月26日香港警察召开记者会所公布说法,此记者会后来被形容为「修改历史的记者会」,逼得隔日港警出面修正前一天的说词。

现实中港警修正说法,但Truth HK网站上影片继续向外传播,并在9月20号持续更新以英文口述的长片,仍称警察没有失职,称721只是帮派斗争、不是针对反送中运动者的暴力威胁等,「影片从论述、提出的证据都跟警察说的一模一样,很多人都怀疑是政府在网站后面,有计划、有规模的运作,」K观察,Truth HK网站甚至提供英文版本,影片以英文口述搭配中文字幕,点名所有不支持警方说法的媒体为乱源,成为K口中的大外宣材料。

「它的作用不是要有影响力或是改变他人想法,只是提出另一个说法,让人们疑惑,你就不知道以后要怎么判断了,让海外华人觉得香港都是暴民。」

K所见的,由中国官媒、香港港警透过网站和社群媒体,创造出一种「另类的事实」(alternative fact),这现象背后,是一架来自官、商、民不同背景的4种角色组成的宣传机器,至少包括:国家媒体、政务新媒体、共青团、网民。

台湾资安机构TeamT5研究员张哲诚,从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始,观察香港舆论变化,长期研究跨国资讯操作的他,以起底抗争运动者的网站「香港解密(HK Leaks)」为例,解释官方和民间分工、协作的过程。

首先,央视新闻的微信公众号发出,「推荐」民众分享揪出「港乱」、「港独份子」的香港解密网站,要众人一起把抗争运动者的面罩摘下。同样的文字,接下来在共青团、地方公安的社交帐号上出现,最后是「爱国」网民的分享宣传,并要民众以电话骚扰网站上被起底的抗争运动者。

 

 

从「中央厨房」一棒棒递送官方发言

张哲诚解释,这4个角色的分工,各有不同的目标跟对话群众。

中国官媒或是中国官员的发言,用来定调、表达官方的看法,能够吸引大量的网民互动,当这样的发言落在非中国的社交网站上时,是为吸引西方媒体注意,甚至让西方的政治意见领袖、记者协助传播。张哲诚表示,中国官方知道,在西方世界有一些特定团体是对他们的说法有兴趣的,散布官方认定的事实,至少能在西方世界创造另一种说法。「中国有意识地摆放这些棋,像(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Twitter上的发言,是对西方媒体、国际读者说的。⋯⋯每个角色有很明确的观众客群。」

长期观察中国资讯操纵的台湾民主实验室理事长沈伯洋则以「中央厨房」形容,中国官方为事件定调、提供说法,让各地相关组织去传播、在地化的重制。「中国官方出来说话,对国内很有效,尤其对小粉红,这样的声浪跟替代性事实,无特定立场的人可能会被影响。」

官方起了头,共青团、政务新媒体则负责传播。与官媒不同,共青团成员与民间社团、社群的互动更多,在军事论坛、微博等不同民间网站,他们会讨论港台议题和国际政治,「不实资讯也比较容易在他们的讨论中传播,」张哲诚表示,共青团成员们有公开的论坛、私密的群组,张贴的、讨论的内容,常常转而出现在台湾的内容农场和不知名的网站上,是松散、有机、穿梭于墙内外的讯息在资讯传递者,但实质影响力很难定义。

而所谓「政务新媒体」,指各级政府部门在社交网站、数位媒体上的帐号,试图建立「可信赖」的资讯来源。它们与国家媒体有不同功能,放大官方讯息、打压风向之外,这些「政务新媒体」为了增加与民众的信赖与互动,有的还出现人物设定,有性别、绰号等,当中央官方发布讯息、颁布政策时,由「政务新媒体」进行诠释,或是以数位的方式向大众沟通。

这架机器不只在香港运作,当COVID-19疫情从武汉蔓延至全球,中国宣传机器也开向世界。

24小时内反击、摧毁消息源头⋯⋯疫情下的战狼大外

沃利斯在今年6月与Twitter再次合作揭露与中国政府相关的资讯操纵,在Twitter上发现超过17万个帐号推广、放大支持中国的讯息。他观察,当医疗设备、口罩从中国运向义大利、塞尔维亚,中共除了官方给出大外宣式的报导,Twitter上后来被揭穿的网络,也同时向当地放大中共外交官的发言,描述中国是较好的国际合作伙伴,并推崇中国内部的疫情控管、称中国政治结构是有效率的治理机制等等。

从今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刊登的〈着力提升因应外部对华舆论攻击能力〉一文,我们得以进一步理解这架宣传机器在疫情下如何往世界布局。文中指出,因为《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等美国媒体,针对病毒起源、疫情蔓延、治理方式等,对中国诋毁、污蔑、「甩锅」,并与德、英、澳、法等国组起「反华全球舆论网」,中国必须要反击。

「我们不仅要敢于发声亮剑,⋯⋯还要探索重大突发事件期间,负面舆论传播的特点及规律、应对机制和方法,增强对外传播综合能力和影响力。」文中提出的实质作法,包括建立跨部门的全球舆论监测网络,24小时内要提出反击,甚至摧毁消息源头等,同时向世界陈述中国的正面故事。这篇智库上的文章,不仅为全球舆论的塑造提出目标,还有具体方法,其中一项是加强与民间的合作。

「在官方宣传之外,扶持壮大非官方的国际化媒体力量,如网路平台、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并鼓励动员国民与对华友好的境外专家,在境外为中国发声。」该文如此写道。

振华数据等舆情产业持续壮大

「这些(向外走的政策)让中国的舆情引导产业得以持续地壮大,」张哲诚说,从约10年前,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下属人民网开始成立大数据公司,中国舆情分析产业正式兴起。「中国政府现在在墙内、墙外都外包,只要国际上有的服务、公司是可以购买的,它花钱就有了,」张哲诚提醒,透过这样的外包,只要有两次以上的转手,就能切断与官方的连结,在不违反网路平台规范下以非国家行为者的身分,影响平台上的舆论。

近来被各国媒体揭露的「振华数据公司」即是其中一例。这家位于深圳、声称自己与中国军方有关的数据公司,透过线上线下资料搜集,建立了包括台湾、印度、澳洲、美国等外国重要人士情报资料库,拥有240万笔资料。在振华数据的网站上这么写着,「我们的数据资料,能轻易成为『逆转舆论』的工具⋯⋯只要透过社群网路,我们能轻巧地把所有任务指示转变成『社会现实』。」

军犬舆情」是也这类民间企业之一,专接公安局业务的他们,号称自己能够针对社群贴文判断情绪,并对有安全顾虑的帐号贴上注记。网站上标榜16项业务功能的介绍,包括俄、韩、英、西、日文等跨国语言的监测分析之外,特别强调少数族群语言的监测,藏文、维文、蒙文都包含在内。

美国非营利媒体《ProPublica》在2019年取得一份内部文件,证明中国第二大国营媒体《中国新闻社》(中新社)与民间企业「一网互通」(One Sight)合作。中新社隶属于中国「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统战部),以「服务台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华人和与之有联系的外国人」为工作目标。一网互通则自称为「集多帐号管理、数据监测、一键发帖的全球社交媒体一站式管理平台」,可以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LinkedIn与YouTube等5大平台上执行网路行销。一网互通也在今年1月底疫情发生后,发布追踪疫情消息的App,他们强调,这是要「向世界传递正确的中国声音」。

中共外包大洒币,谁来赚「操纵舆论商机」?

据美国媒体《Quartz》报导统计,光是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网信办)与外交部两个单位,在2019年与海外社交平台相关的的标案金额就达1亿美元,疫情后的金额势必更高。

「在中国的(资讯操纵)脉络之下,要赚钱的很多,」花了半年时间在两岸追踪中国对台资讯作战的沈伯洋说,中国政府把台湾当作各种线上、线下作法的实验基地,台湾在地的中间人做为中共的外包协力者,成为塑造亲中思维、散布资讯的有力管道。

「不实资讯,(中国政府)各部门都能做,可能有甜头(指有预算),他们会互相介绍。」台湾民主实验室9月底发布的报告,观察从台湾总统大选至疫情发生初期,台湾民众接收到的与中国有关的不实资讯,归纳出4项攻击方式,具体地看见透过外包,中国政府与民间如何协作,打造境外舆论。

 

学者发现:两岸掮客最关键

沈伯洋表示,其中,为中共操纵舆论最关键的,是政治动机与经济动机都强的两岸掮客,他们接案,并拨预算外包服务给在地的行销公司、网红,进而发动资讯战。沈伯洋的调查发现,包括民间协会、台商、旅行社、政党,都是两岸资讯操纵的外包中关键的中间人。

沈伯洋坦承,这些资讯操纵的痕迹对现阶段的民主国家来说,无法可管,且即便取得交易行为的证据,也难以证明两岸中间人是否为特定利益所聘用,加上层层外包的断点,要追踪国外干预台湾舆论更是困难。

除了增加追查难度,中共外包此服务还有一个好处,是替中国的宣传机器「接地气」。疫情刚发生时,台湾民主实验室就发现,同样的贴文、讯息,在世界各地出现,以不实资讯将不同国家的疫情丑化、制造恐惧,让海外的中国人认定「祖国」是最安全的,创造海外华人对中国政府的支持。

外包的发生,除了由上而下的雇用,也可能透过开放式的平台,让有经济动机的行为者,能够赚这笔全球舆论操控商机。

内容农场频搭「桥」

莫楠利用《报导者》在总统大选前调查发现的跨国内容农场网络,进一步进行观测调查,8月在美国未来数位智能实验室正式发布研究结果,认为在选举期间,内容农场对不实讯息的散播扮演关键角色。

网域位于马来西亚的内容农场「琪琪/琦琦系列」新闻网站,属于经营者Evan Lee,开放式的平台,让个人与组织得以注册,一起写文章、创造流量,进行广告分润。「像这样的开放式平台,创造一个机制给资讯流动,也让不同的行为者可以散布他们的意识形态,」莫楠接受《报导者》专访时说,平台上传递的讯息大多与中国共产党相近,不只常见官媒文章,甚至发布时间也与中国官媒同步,在台、港、新、马等地,影响华语观众,尤其在台湾的LINE群组中成为谣言的来源之一。

看似由民间、个人经营,Evan Lee也曾在《报导者》受访时表示他没有特定政治意图。但即使只有经济动机,也让他成为中国官方等意识形态传播者可使用的舞台,让讯息流进不同的角落。「像这样子的内容农场,可以接连在不同议题上被武器化,」莫楠说。

沈伯洋用「桥」来形容内容农场,善于吸睛、吸引流量的内容农场经营者,有能力能抓住眼球,或是创造出煽动情绪的内容,「它能替中国官方与大众口味对接,可以让议题被一般人了解⋯⋯它也能是金流的桥,让预算流进行销公司或是个人口袋。」

更棘手的是,开放式的平台如内容农场网站,或是各大社交平台,也成为中国爱国网民加入中国资讯操作的桥。

「小粉红」成为西方新烫手山芋

如同在香港的K,常无法分辨网路讯息来自网军或是真心相信的一般使用者,疫情带起的民族主义,同样也让台、美、澳团队,在分辨人为操纵的网军和爱国「小粉红」间出现疑虑。

「我们本来是在观测中国政府的网路宣传机器,然后进化成寻找网路资讯操纵的痕迹,现在,我们认定自己在观测的是大规模的社会控制(social manipulation,」张哲诚说,「那些中国的个人使用者,他同时是资讯操纵的受害者,却也是资讯操纵的一部分,因为他真心相信了、大量的转发讯息。」他提醒,对民主社会来说,中国政府在全球培养亲中社群,若成功,最终将是一大难题,该如何看待这些支持中国政府的民众?

在美国的莫楠则以免费网军形容「小粉红」,他提醒,这已成为某些青年群体中的次文化,是中国宣传机器与俄罗斯最大的不同,必须正视。

对澳洲来说,塑造舆论伴随的小粉红现象,已成烫手山芋。

「在澳洲,6成的海外华人新闻来源来自于微信,澳洲社会也出现担忧,来自中国的广告主能决定特定议题是否被报导,」人在澳洲的沃利斯,一边看见中共资讯操纵进入澳洲,一边目睹这如何推升出中国人的「爱国情绪」。沃利斯正带领团队,试图分出亲中国的网军和真实小粉红间的行为差异,「大规模的亲中社群在网路上的霸凌行为,一直是社交平台想处理的,未来,如果能够证实霸凌造成伤害,平台就有机会切入了。」

红色App、社交平台,是资讯战最后一哩

要在全球培养更多的亲中社群、让中国制舆论走得更远,直接的做法是掌握演算法,这是中国积极打造世界级网路社群平台的主因。

沃利斯说:「如果你可以快速地、大规模的强化、放大某个讯息,然后你又能掌握某个资讯传播环境,如TikTok、微信,这样是有危险性的。」

「资讯战已经升级成两国的对战了,⋯⋯谁掌有(网路平台)演算法,就能决定什么讯息被推到使用者面前,可以放大符合自己利益的讯息,」沈伯洋说,当民主社会想方设法制衡平台的力量、要求网路平台逐步透明化时,另一方,走向世界的中国平台业者,面临的却是中国网路安全法、国安法律之下,要求平台为国服务的指令;中国制平台在这样的前提下,成为圈养亲中群众的利器,和资讯战最终、最直接的一哩。

面对这样的攻势,各地的研究团队除了进一步从有限的平台数据中,定义新型态的资讯操纵,民主国家能不能如美国总统川普所主张,祭出对华为和TikTok的禁用命令,作为挡下中国资讯战攻势的一步?

「从言论自由的角度、偷个资的角度来看,禁(中国网路应用)可能会有效,但这挡不下不实资讯,」沈伯洋说,除了中国制平台,各社交平台、实体世界的渗透,都是不实资讯的传播管道,他以台湾社会经验为例,认为透过立法与公民意识的培养,进一步要求各种与中国来往的组织、企业,以及要求平台演算法走向透明,是可能的解方。

但对于民主社会来说,如何透过立法要求「透明」,需要完整的社会沟通跟规划,而法制之外,公民教育的实践也必须与时俱进。当中国政府和资讯操纵者透过缜密的资讯传播、大数据搜集,客制化的培养支持者,台湾民主实验室研究员曾柏瑜认为,民主国家也该反向参考这些资讯操纵者,让公民教育跟媒体识读的方式走向客制化。因为资讯战的背后,「我们真正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重塑人们对民主的信任?我们该问的是要守住民主,我们该用什么方式、对谁说?」

 

※本报导为《报导者》与自由亚洲电台(RFA)中文部共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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