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报导者时间:直播天安门示威与寻找习近平金库的方法──专访齐迈可: 中共眼皮底下挖真相的中国报导任务

文/张镇宏
2024.02.15
专栏 | 报导者时间:直播天安门示威与寻找习近平金库的方法──专访齐迈可: 中共眼皮底下挖真相的中国报导任务 “外国记者在报导中国时,很常因为政府封锁、社会不信任而一直处在弹尽援绝的撞墙期。”在台湾出版新书《中国任务:美国驻华记者口述史》的资深新闻人齐迈可(Mike Chinoy),在接受《报导者》专访时表示,“但历代最出色的记者们都向我们证明过,再黑暗的高墙,总都有缝隙能透光。”
(摄影/黄世泽)

“习近平应该是截至目前为止,唯一一位从不曾接受美国媒体一对一专访的中共领导人。”在接受《报导者》专访时,国际经验极为丰富的美国新闻人齐迈可(Mike Chinoy)侃侃而谈地说着他对于中国领导人的观察,“在过去,毛泽东、邓小平、赵紫阳、江泽民都非常擅于与外国记者周旋,或制造个人的魅力形象──只有习近平掌权之后把自己包裹起来,故意让国际媒体无法接触。”

虽然年过古稀的70岁,但精神依旧抖擞俐落的齐迈可,至今仍维持着他在新闻界的经典标志:高瘦身形与招牌八字胡。曾经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亚洲的新闻代表面孔,从中国、香港、台湾到北韩的每一场国际危机,直播镜头前的齐迈可总在现场无役不与──其中最被新闻史所铭记的代表时刻,即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学运直播,以及在枪口下向全球转播的六四事件镇压画面。他在之后曾转任香港分社长、亚洲资深特派员,最后于2006年,在担任记者31年后,离开新闻岗位,成为美国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USC US-China Institute)研究员。

然而每当和新朋友提到中国,齐迈可总会提到半世纪之前,人生第一次踏上未知旅程的“中国经验”──那是距今半世纪前,1973年的夏天。在那之前的一年,1972年尼克森( Nixon Richard)在北京与毛泽东见面、成为历史上首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从此开启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第一步。1974年,深陷水门事件的尼克森在国会弹劾压力下黯然辞职,但美国社会所掀起的“中国热”才开始方兴未艾,西方媒体与学者们纷纷抢着进入封闭超过半世纪的中国,其中就包括就读耶鲁大学的齐迈可。

 

1973年人民公社里的一顿温馨共餐,却是中国大外宣

1973年夏天,还在耶鲁大学念书的齐迈可(左1)随美国学生参访团访中国,他在沈阳近郊的人民公社,受到农民余克辛(左2)一家很亲切丰盛的邀请。(照片提供/齐迈可)
1973年夏天,还在耶鲁大学念书的齐迈可(左1)随美国学生参访团访中国,他在沈阳近郊的人民公社,受到农民余克辛(左2)一家很亲切丰盛的邀请。(照片提供/齐迈可)

“对于70年代的美国人,中国就和异世界或外星球一样,封闭、神秘、什么事都奇妙地令人着迷。”齐迈可自述,当时正逢越战末期,自己和耶鲁大学的一群左翼学生在中美交流的名义下受邀访中,他们在中国政府的接待下到处“探险”,一行人先是进入了自国共内战后就一直对西方封闭的北京,接着又被安排到了东北沈阳参访人民公社。

齐迈可在人民公社里,遇见了一名勤恳地令他印象深刻的农民余克辛,他亲切招待着素昧平生、来自异国的美国学生们,更在他那清贫的小砖屋里,慷慨地端上鸡鸭鱼肉,让齐迈可享用了当年中国之旅,最丰盛、最热情、也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一顿饭。

但实际上,余克辛与满桌的大鱼大肉,全是中共外交部特别安插的“接待桥段”。若不是齐迈可日后重新回到中国、并在1987年成为美国《CNN》驻中国的第一任北京分社社长、并趁着某次报导机会重新找到了后来由农转商发了财的余克辛,他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当年的感动,其实全是中共波坦金村式的大外宣。

“20年后,我才发现这一切都是谎言。”齐迈可说。

直到今天,齐迈可仍不断强调这个故事给他的警惕:报导中国真的需要非常深厚的经验、技巧、执着不懈、果断勇气、甚至是时机运气,才能在粉饰太平的党国高墙中,抓住一瞬出现的真相缝隙──而这个经验,也在六四天安门事件、薄熙来事件、新疆再教育营、COVID-19疫情、以及习近平完全统治的集权时代里,成为齐迈可自己、以及历代驻中国记者在“报导中国”时一再验证的记者铁律。
 

当中国重新成为新闻黑洞,国际媒体该怎么突围?

“从2020年开始,中国大举驱逐外国记者、禁止国际媒体派驻中国。”齐迈可在专访中对《报导者》表示,“记者无法进入中国,就无法报导中国社会的其他人性面向,最后你只剩下战狼外交和中国外交政策困境的新闻。然而这样片面的新闻引导只是短多长空,国际形象自抹自黑的、损失最大的还是中国自己。”(摄影/黄世泽)
“从2020年开始,中国大举驱逐外国记者、禁止国际媒体派驻中国。”齐迈可在专访中对《报导者》表示,“记者无法进入中国,就无法报导中国社会的其他人性面向,最后你只剩下战狼外交和中国外交政策困境的新闻。然而这样片面的新闻引导只是短多长空,国际形象自抹自黑的、损失最大的还是中国自己。”(摄影/黄世泽)

2017年,齐迈克结合自己的新闻人脉与中国经验,协助南加大在推出纪录片系列《解析中国之旅》(Assignment: China),试图还原从1945年到21世纪的今天,美国记者是如何与中国共产党交手?在众多新闻谜团、现场考验与影响世界局势的重大历史事件之间,不同世代的驻中记者,又是如何在美中关系的夹缝中,应对令人窒息的各方压力?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又是如何突破文化隔阂与在地的不信任感,进而报导真实的中国?

然而《解析中国之旅》纪录片推出后,国际局势意想不到的剧烈变动,自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始,中国与民主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感大幅增加,2020年的COVID-19疫情更让中国陷入全方面的社会封锁,美中关系更陷入历史低谷,世界更进入了“民主对决专制”的新冷战格局。

在此期间,齐迈可回到他熟悉已久的台湾专心著书与研究,但他中国的外媒同行、甚至与他合作过的新闻老队友们,却正遭遇空前的政治压力。中国政府不仅开始严格紧锁国际媒体入境,甚至大举驱逐以美国人为首的外籍记者,这让外媒的中国报导再次陷入“被禁入现场”的窘境;同时中国政府更引导战狼式的激进民族主义,攻击国际媒体的中国报导“别有用心”,甚至刻意封锁资讯、孤立记者与制造信任忌疑,让仍留在中国的国际记者成了被整个中国社会紧盯的全民公敌。

为此,齐迈可遂以纪录片为蓝本,进一步采访、扩写、并整理为成新书《中国任务:美国驻华记者口述史》,试图更清楚地为报导中国的下一代国际新闻人,传承新闻事件的幕后故事与关键经验。以下是《报导者》对齐迈可在2024年1月底的专访摘要,内容经《报导者》翻译润饰,并整合他在书中的部分内容。

 

来台学华语、见证蒋介石戒严时代,再到香港搭上“新闻之神”顺风车

齐迈可在1987年开始担任《CNN》北京分社的首任社长,负责从零到有、全球24小时连线中国新闻的奠基任务,这对于已有数十年“中国观察经验”的齐迈可而言,无疑是充满挑战、刺激与新奇的黄金挑战。(照片提供/齐迈可)
齐迈可在1987年开始担任《CNN》北京分社的首任社长,负责从零到有、全球24小时连线中国新闻的奠基任务,这对于已有数十年“中国观察经验”的齐迈可而言,无疑是充满挑战、刺激与新奇的黄金挑战。(照片提供/齐迈可)
 

《报导者》(以下简称报):1973年的中国之旅,是你报导中国的起点吗?

齐迈可(以下简称齐):那趟中国行真的给我带来很多文化冲击与震撼,当年的中国仍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斗争高峰,但对于我们这些美国来的年轻大学生,在1949年中共全面控制中国、接着与西方世界断绝联系几十年后,能亲身进入并见证那个“与世隔绝”的中国,就好比登陆月球的奇幻冒险。我当时就读新闻系,而记者也是当年少数被允许进入中国的职业之一,重返中国成为特派记者,自然也就成为优先选项之一。

有趣的是,我并没有直接回到“红色中国”,而是来到台湾学习华语。不过当年在台湾,我完全不敢提及“我已经去过中国大陆”的经历,毕竟那还是1974年、蒋介石还活着的时候,那时的台湾不仅仍处于戒严与动员戡乱,新闻控管都还在严格执行。譬如说美国的《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在台湾上架前,内页刊登的中国报导都会被严格检查,像是提到“总理周恩来”时的总理二字必须另外加括号,强调仅是“所谓的总理”、因为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对方的职务合法性,若刊登毛泽东的照片,更会被审查员整片涂黑。

那应该是台湾新闻自由最黑暗的年代,和今天的气氛完全不能相比。而兜了一大圈的我,之后在中国、香港为《CNN》工作时也时常往来台湾,也因此很庆幸能见证台湾一路民主化转变。

回到报导中国──1975年,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Colombia University)研究所毕业,因为越战的关系,1970年曾经有一大笔优渥的“东亚新闻奖学金计划”,目的是要替美国新闻界培养“下一代国际记者”,因此新闻所的研究生只要申请计划,毕业后就能得到一笔经费送你到驻亚洲的新闻分社实习、甚至还还会帮你媒合驻地英文媒体的工作机会。

然而1975年4月,西贡沦陷,美军在南越政府灭亡前全面撤出越南,长达20年的越战自此落幕,这给即将毕业的我带来一个好消息与坏消息──坏消息是,因为越战的落幕,东亚新闻奖学金的经费也随之用尽,于是作为末代奖助生,主办方只给了我一张飞往香港的单程机票“祝你未来鹏程万里!”,之后不管是报导中国、还是在异国维生的工作机会,都要靠我自己想办法;但好消息是,虽然越战结束,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却仍因“联中制苏”政策而持续升温,因此不久之后我就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驻香港分社聘用,从最基层做起。

当时的中国仍处于封闭状态,仅有极少数的外国记者能够申请到短期采访签证,因此在香港的我们,仅能借由监控中国官媒广播、大量阅读冗长如官话谜语的共产党党报、以及访问中港边境的穿梭商旅与难民,借此拼凑出“锁国中的中国报导”。不过报导条件虽然有限,但当时的香港却已是中国资讯最流通、往来最多“中国观察者”(China wathcers),也累积最多中国情资解读技术的新闻集散地。

当时在香港的外媒记者,大多是刚从越南撤回来的越战老鸟,他们或许是很资深的战地记者,但对于长期封闭、不可能进入现场采访的中国新闻却极为头痛。然而几个月后的1976年1月,周恩来死去。4月,四五天安门事件爆发,四人帮借此斗倒邓小平,并以咎责为由拔除他所有职位;5月之后,重病在身的毛泽东突然消失,自此不再露面;7月,唐山大地震,华北地区至少24万人死亡;9月,毛泽东死去;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失势垮台──这一连串的历史大事件,全都发生在1976年的中国,因此略通华文、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状态也有些概念的我,才碰巧搭上了“新闻之神”顺风车,误打误撞地进入报导中国的行列。

 

慌了手脚的中共官员们,太晚想到要切断《CNN》的天安门直播

慌了手脚的中共官员们,太晚想到要切断
慌了手脚的中共官员们,太晚想到要切断 (Tiananmen Square: Rarely seen video of the 1989 protests in China)
 

报:超过30年的中国报导经验里,那一则报导对你最为重要?

齐: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绝对是迄今震撼力的历史转捩点。

我是在1987年回到中国担任《CNN》北京分社长,当时中共对国际媒体的管制仍相当严格,外籍记者的所有出入──不仅是采访,甚至是日常生活的交际应酬──都需要申请许可或者被密切监控。外籍特派员的采访范围仍限缩于很小一部分的北京,就算获准出省采访,新闻形成往往也都会被塞满毫无意义的中共宣传演说与样版行程、就像是某种疲劳轰炸的拖延战术,因此我们仍很难与真正的“中国社会”有着近距离的真实接触。

当时的中国正在改革开放的前半段,虽然社会气氛与经济转型非常活跃,但在中共高层政治里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却愈演愈烈,这种不安的气氛开始传出中南海、扩散到社会上、甚至连被政府刻意隔离在泡泡里的外媒记者,也都能感受到1989年的中国正处于一股躁动、社会能量亟欲宣泄的时代边缘。只是当时的我们都没想到,引燃全中国的“火种”,突然之间就在天安门广场全面爆发──这可是北京的心脏地带,全中国政治符号感最强的空间,但那些最难以想像的抗争事件,就像是一夜之间从天而降地出现在我们这些外国记者眼前。直至今日,那种历史巨轮正全速往你身上辗压过来的新闻冲击感,仍能让我浑身鸡皮疙瘩。但新闻报导就是时机与命运的汇集体,你只能作好准备,好在关键的时刻果断应变。

天安门事件的起点,是1989年4月15日中共改革派代表胡耀邦之死,以悼念为名聚集的大学生占领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并要求中共扩大政治开放。但同一时间,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yov)却应邀于5月15日访问中国。对于当时掌权的邓小平而言,戈巴契夫的来访象征着中苏交恶的终结,也是继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交之后,邓小平个人最重要的外交功绩。为此,中国政府特别放宽了外媒在中国采访、派驻记者人数与先进直播装备的限制,甚至准许《CNN》在天安门讲台──就是毛泽东与习近平在阅兵挥手的地方──架设装备全球直播。

中共官员本来希望《CNN》的直播,能把戈巴契夫受到中国热情接待、隆重被迎入人民大会堂的画面传遍全球,不料抗争学生们却把天安门广场团团包围,迫使政府临时取消戈巴契夫的公开欢迎会,而学生占领广场、高喊自由民主与开放的改革抗争,亦在我们的直播镜头中,随着中共高层的难堪反应而传遍世界。

当时的气氛非常奇妙,尽管众多外媒的学运转播让中共颜面扫地,但中国官员与警察并未强力阻止外媒的采访。以《CNN》的天安门直播为例,现场信号必须先经过几公里外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再传到天安门东北七公里左右、《CNN》设置于喜来登长城饭店的卫星直播站,最后才能传到美国亚特兰大总部全球放送。但直到5月20日,中共官员闯入喜来登长城饭店、在全世界面前强行关闭我们的直播之前,《央视》的信号转发单位都没有介入、干扰或切断《CNN》转发给世界的天安门学运直播画面,这让我相信在当时的政府体制内,就算是国家官媒,也有许多人暗中支持并认可我们这些美国记者的报导任务。

慌了手脚的中共官员们,太晚想到要切断 (Man vs. tank in Tiananmen square 1989)
慌了手脚的中共官员们,太晚想到要切断 (Man vs. tank in Tiananmen square 1989)

只是后来的发展,就如大家所知道的,天安门事件成为了一场血腥而残酷的暴力镇压。齐迈可、《CNN》团队与留在现场的诸家美国记者,记录下了许多历史性的见证画面,其中最著名的符号就是6月5日上午,东长安街上的“坦克人”。但在那个混乱当下,并不总是只有英雄事迹,外媒记者也做出了许多终身懊恼的判断,例如在证据不足的状态下发出“中国恐将爆发内战”的错估报导,或者传回新闻台的采访画面,最终却被中国政府用来捕抓市民抗争者、杀鸡儆猴严惩异见人士的依据。

这些故事都是真的发生过,也是我们那一代的驻中记者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记忆。

 

镇压过后,没有人愿意与外国记者说话

报:天安门镇压过后,美国媒体在中国的新闻工作,出现了什么变化?

齐:1989年的镇压,让很多的同业记者陷入极大的情绪挫折。你很难不对你在天安门目击的一切感到震惊、苦涩,以及相较于初期对于学运乐观期待的巨大幻灭感。不少同期的记者战友因此在天安门后离开中国,但当时的我仍想继续这项任务──我还是想见证:这样的中国,究竟会走向何方?所以我继续担任北京分社长的工作,直到1995年。

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两个星期内,中国外交部特别召集了北京所有外国媒体,一同参观“干净不留抗争痕迹”的天安门广场。行程中,中国各部会官员与代表不断强调“没有人死在天安门广场上”,军方发言人甚至宣称“北京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过所谓的屠杀”,就好像是只有外国记者看见了天安门的镇压杀戮。

尽管中国政府的态度,就像是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但六四的一、两年内,国际媒体、特别是美国记者在中国的新闻工作,却陷入空前未有的低迷僵局,因为中国政府的各级外事办公室都刻意不接受外媒的采访申请,遭到强力镇压的中国社会也因为寒蝉效应,就算是相识很久的朋友、线索也都不愿与外国记者走得太近。于是所有人都被困在这种逼近窒息的新闻死水里。

事情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才开始转向,中共与中国社会似乎达成了某种以政治紧缩交换经济自由化的社会契约,因此“外国记者”又突然被视为对外宣传、甚至国际招商的重要角色而受各界欢迎。在此期间 ,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快速改变,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更一举跃为全球经济要角。大量商业新闻的需求,也让“中国经济崛起”逐渐成为外媒报导的主流切点,而这股向上冲刺的跃升气势,最终也在2008年北京奥运冲到最高点。

中国政府为了最大程度地宣传北京奥运,大幅解禁了对于外媒记者签证与在中国境内移动采访的限制,这让外媒报导变得更为自由、新闻传播的国际影响力也随之放大。不过,在经济高度起飞之际,中国社会的贪腐、阶级差距与官商乱象等问题也倍数增加,这虽然给了新闻报导相当多的关键题材,但也让中共高层再次开启对外国记者的监控与骚扰,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重回高压控制的回头路。

 

习近平压制了新闻空间,但也掀起外媒揭弊贪腐报导的黄金时代

2012年10月15日,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与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但对于中国的新闻自由与言论空间而言,习近平上台的这一天却是漫长倒退、封锁与镇压的开始。(摄影/AP Photo/Vincent Yu)
2012年10月15日,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与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但对于中国的新闻自由与言论空间而言,习近平上台的这一天却是漫长倒退、封锁与镇压的开始。(摄影/AP Photo/Vincent Yu)

报:你的新书《中国任务》详细记录许多美国记者驻华期间的报导,其中,2013年《彭博社》(Bloomberg)涉嫌压下著名记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对万达集团与习近平家族贪腐关联的调查报导。此一事件不仅让傅才德遭《彭博》开除,更引发外界质疑国际媒体在中国报导的自我审查与新闻自由性──在中国的外媒,也会自我审查吗?

齐:这起事件不仅非常争议且令人愤怒,对于那些全心投入于报导真相、甚至冒着个人在安全风险的记者来讲,也非常令人失望且不公平。但就我所知,傅才德的调查报导被《彭博社》自我审查的遭遇,在国际媒体中仍是相当罕有的极端案例。

风波的起点,始于2012年的薄熙来丑闻案。当年2月重庆市前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寻求庇护。当时王立军刚被薄熙来免除职务,自称有生命危险的他,对自己的老长官薄熙来与其夫人谷开来提出震撼全球的犯罪指控,包括极为严重的家族贪腐,以及谷开来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的国际命案。当时,《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驻中记者裴杰(Jeremy Page)率先推出独家报导,骇人听闻的犯罪细节不仅震撼中共高层,更引发了国际媒体跟进调查其他中共高层家族的贪腐与金权犯罪问题。

在这波中共高层金权调查中,当时任职于《彭博社》的傅才德先是在2012年6月──也就是习近平正式接棒胡锦涛、全面掌权的4个月前──发表了一篇关于习近平家族在海外累积的巨额可疑财富。到了10月,《纽约时报》的张大卫(David Barboza)更瞄准了时任国务总理温家宝家族贪腐,发表调查报导〈总理家人隐密的财富〉,揭露了温家涉嫌贪腐获利超过27亿美金,该篇报导后来获得了普立兹调查新闻奖的肯定,但中国政府亦愤怒施压《纽时》要撤回报导,甚至全面封锁《纽时》网站的中国浏览、取消《纽时》轮调记者的签证,造成《纽时》在中国巨大的广告与商业损失。

傅才德与张大卫的心血结晶,不仅结合了数据新闻与调查报导,也揭穿了中共高层抱着贪腐打贪腐的两面手法与权力斗争。这鼓励傅才德继续循线追击,投入一年以上的时间调查当时的中国首富、万达集团创办人王健林与习近平家族在内的中共高层,彼此盘根错节的金权关系。

但报导即将刊登之际,傅才德的万达调查报导,却被《彭博社》的共同创办人温以乐(Matthew Winkler)下令取消。根据《彭博社》时任亚洲区总编辑理查森(Ben Richardson)的说法,温以乐担心这份调查报导将对彭博集团在中国的业务造成重大损失、甚至害《彭博社》被逐出中国;但这种自我审查、向中共高层磕头示弱的做法,引发内部记者的严重不满,风波经过更辗转被《纽时》曝光,这让愤怒的《彭博社》以向竞媒泄密为由,粗暴地开除了傅才德。

傅才德被开除事件,在驻中外媒圈里引发很大的涟漪,大家当时都很担心北京会以中国市场为要胁、将言论管制的手伸进外国媒体。不过必须提醒的是,本案处理失当的《彭博社》,后来仍持续有中国政治与弊案报导;遭遇委屈的傅才德,则被《纽时》延揽,并让他继续完成、公开刊登万达集团的金权贪腐报导。

但我必须强调:就我个人的经验与职场观察,美国媒体在处理中国报导、特别是影响力重大的政经调查报导时,极少出现着么明目张胆与粗暴的自我审查。对我而言,傅才德与《彭博案》更像是特殊个案而非常态,真正的问题仍是美国主流媒体的传统营运模式,也已经愈难愈支持“新闻自由”。

例如在我们对谈的今天(2024年1月24日),几个小时前《洛杉矶时报》(LA Times)突然宣布新闻团队裁员20%──如果没有足够的记者人力,极为耗时耗精力的重大调查报导就不可能进行;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新一代的记者就很难培养出顶尖的调查能力;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编辑台就很难发动专业报导研究与调查。这些已知状况,不仅让调查报导愈来愈难,也是各家新闻攸关存续、甚至动摇报导价值的致命伤,只要结构性问题无法改善,中国或其他政治黑手的报导干预,恐怕只会愈发容易。

 

中国同事冒着更大的安全风险,却无法被外媒曝光

报:身为外籍新闻工作者,你是否曾担心在中国踩到红线、或曾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吗?

齐:自从1979年中国允许美国媒体驻中设点开始,历代外籍记者在中国的共同经历,就是被官方监控、骚扰、阻挠报导、甚至传话恐吓。

就我个人而言,直到2006年离开《CNN》为止,我在中国的经验未曾涉及人身安危,最糟的状况是六四天安门,另外一次被逮捕则是1991年佩洛西(Nancy Pelosi)等美国众议员访问北京时,他们一行人突发快闪行动,在天安门广场上向六四死难学生献花、拉悼念黑布条,当时的北京公安与秘密警察气炸了,但他们不敢对美国国会议员动手,于是就把我们一群外国记者当场抓走,但最后也只是口头告诫、做做样子草草结案。

中国同事冒着更大的安全风险,却无法被外媒曝光 (Nancy Pelosi in Tiananmen Square 1989)
中国同事冒着更大的安全风险,却无法被外媒曝光 (Nancy Pelosi in Tiananmen Square 1989)

当时我所能想到最糟的状况,大概就是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但这不代表外籍记者在中国总是安全,像是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时任《美国广播公司》(ABC)的首席中国特派员柯达德(Todd Carrel),就在在天安门广场附近遭到大群便衣警察围殴,这导致他脊椎重伤、终生伤残,这名杰出的新闻人因此被迫终止记者生涯。

此外,过去10年来,中国对于外国媒体、特别是欧美记者的态度,正变得日趋严厉与猜疑。像是先前提到的傅才德,就曾因为习近平家族贪腐的报导而收到来自中共高层的死亡威胁;2018年加拿大的“两个麦可事件”之后,2020年更有两名澳洲记者差点被中国国安人员逮捕,最后经外交斡旋才平安返国。外籍记者在中国的紧张与危机感,确实正不断攀升。

1990年,在香港街头采访的齐迈可(右2)与他《CNN》北京分社的同事:收音师法卡斯(Mitch Farkas,左2)与摄影师史特兰(Cynde Strand,右1)。他们3人的拍档是1989年学运的见证者,也是当年现场目击吊念胡耀邦的北京大学生,群起占领天安门广场示威的第一批国际记者。(照片提供/齐迈可)
1990年,在香港街头采访的齐迈可(右2)与他《CNN》北京分社的同事:收音师法卡斯(Mitch Farkas,左2)与摄影师史特兰(Cynde Strand,右1)。他们3人的拍档是1989年学运的见证者,也是当年现场目击吊念胡耀邦的北京大学生,群起占领天安门广场示威的第一批国际记者。(照片提供/齐迈可)

报:但国际媒体在中国不仅只有外籍记者,也有大量的中国本地员工,他们在国际报导里的角色多重要?

齐:中国籍同事对我们极为重要,例如最基本的华文翻译问题,对于所有外国记者来说都是很头痛的事,就算我们的中文口说再流利,受访者有时一听见你的口音、或者看到你的异国面孔就当场拒访,因此我们通常都会请在地同事协助确认,从中缓和受访人对外媒的不信任感。假若没有他们的帮忙,外媒的中国报导几乎不可能做起来。

但中国同事与外国媒体的互动,也确实存在很多无法说破的底层默契,因为他们受到的政治压力远比外籍同时来得更大,除了随时可能有人身安全风险之外,也时常会被国安单位紧盯、威胁他们监控同事提供情资、甚至扣上冤罪以施压他们的外媒雇主。

例如在《中国任务》出书之前,我其实非常挣扎于要不要提及这些中国同事在报导中曾扮演的关键角色、甚至是英雄事迹,但考屡到他们许多人留在中国,甚至可能因为幕后故事的曝光而危及他们的生命与安全,最后才因此选择回避。

除此之外,中国的新闻同业也时常会私下提供外媒调查协助,当时我们常开玩笑:“美国记者什么都不懂,但却什么都敢写。中国记者什么都懂,却连一个字都不能留。”仍有许多坚持新闻理念的人在墙内拚命,许多重大报导的起点,都是因为中国记者无法自由报导,而将调查线索偷偷传给外媒,只为让真相有机会被世人看见。

 

台湾要作为外媒的“中国观察站”,还有哪些需加强之处?

齐迈可表示,希望透过《中国任务》这本书,“以记者之口,还原他们当初在中国报导现场的种种矛盾与挣扎,借此让每天看新闻却不再相信新闻的读者们,能够知道过去80年来,每一则关于中国的重大报导究竟是从何得来。”(摄影/黄世泽)
齐迈可表示,希望透过《中国任务》这本书,“以记者之口,还原他们当初在中国报导现场的种种矛盾与挣扎,借此让每天看新闻却不再相信新闻的读者们,能够知道过去80年来,每一则关于中国的重大报导究竟是从何得来。”(摄影/黄世泽)

报:在1970年代,世界得以透过香港来观察资讯封锁的中国,但在港版《国安法》下,香港昔日的新闻自由已经消失──台湾会是下一个“中国观察站”吗?若以《中国任务》一书记录的经验,你又会建议下一代的记者,如何理解、甚至报导现在的中国?

齐:我们不需要无条件喜欢中国、或信任中国政府,但在这不可预测的时代,“理解中国”并掌握中国国内的真实社会情势,确实至关重要。

过去几年,中国的外媒生态有很大的转变,因为疫情与中国限缩记者签证的关系,许多出色的国际记者被驱逐出境,几家新闻机构将其中国报导的主力移到首尔或东京,其他人则大多选择来到台湾。

与日韩相比,台湾的语言环境、往来中国的商旅人流都更容易与中国社会互动,传统上台湾学界也有很深厚的中国研究。然而因为台海特殊的政治处境,台湾与中国之间的资讯互动与讨论内容,往往高度集中于两岸议题,因此就国际媒体所需多元性与资讯视角而言,目前的台湾离过去香港的“中国观察链”仍有着一段不小的距离,但这是否能够借由在地媒体与外媒的进一步合作,或者是科技进步而所突破?可能都还有待未来证明。

像是在1950~1980年代,香港最权威的中国观察家,即是创办《中国新闻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的匈牙利籍耶稣会神父劳达(Father László Ladány),在那个外籍人士无法进出中国的大黑箱时代,劳达神父每周都会系统性地大量阅读中国官媒与通讯公文,在哪些冗长官腔犹如废话似的官方新闻稿里,用侦探手法精炼出关键的人事升迁与社会情报分析──这些“中南海读报学”的累积与技巧,后来因为中国对外开放而逐渐被国际媒体给遗忘,直到习近平政权扩大控制新闻报导、限制外媒采访后,这些历史经验才又重新被新闻界提及。

事实上,在报导中国时,几乎每一个世代的记者都曾有种“不得其门而入”的类似困境与挑战。因此我才希望透过《中国任务》这本书,以记者之口,还原他们当初在中国报导现场的种种矛盾与挣扎,借此让每天看新闻却不再相信新闻的读者们,能够知道过去80年来,每一则关于中国的重大报导究竟是从何得来,其幕后的产制流程、新闻现场的决策判断又是怎么进行,进而对我们眼前所见的新闻报导能有更多的想法、理解、甚至是批判与改革建言。

以美国媒体为例,如今年轻的新闻系学生、记者已经很难进入到中国,他们没有机会在田野报导中经营在地人脉、体验中国不同阶层的真实样态,甚至记者与记者之间的经验传承都出现很明显的世代断层。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报导的方向愈来愈窄。

因为记者没有办法进入中国采访,许多文化、社会、生活与人性故事的报导,都无法进行;记者只更集中在外交、战略、军事,这些由中国政府为单位发出方针的“硬实力新闻”、甚至大外宣──这样的结果,不仅加强了中国国际形象的侵略性,也让中国报导变得更加平面、单调、冲突导向,最后我们恐怕只剩下战狼外交的报导。

我认为中国国际形象的恶化,是中国政府打压外媒空间的咎由自取,但北京方面却将责任推给记者、指控是境外势力拒绝说好中国故事。这之中固然有其政治考量或心战宣传,媒体亦无需为了留在中国报导而退让新闻自由的原则,但中国毕竟是个14亿人口的国家,其各地、各族群、各阶层都有其潜藏的不同故事与立场,也有各自的悲欢离合与不同程度的自由愿望。假如媒体过于将这14亿人视为一个统一的集体,我们恐怕更难看见潜藏与中国社会的底层暗流,进而增加外界对于中国局势与社会意志的错判风险。

※本报导为《报导者》与自由亚洲电台(RFA)中文部共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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