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報導者時間:杜拜,亞洲線上博弈的新野蠻之地-“菠菜菜農”的遷移拓荒與海市蜃樓(文/孔德廉)

202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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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報導者時間:杜拜,亞洲線上博弈的新野蠻之地-“菠菜菜農”的遷移拓荒與海市蜃樓(文/孔德廉) 杜拜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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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至今,《報導者》兩波調查,揭開亞洲線上博弈帝國的運作方式,臺灣代工的事實,以及臺灣上萬名工作者在產業裏的各種處境與可能的觸法風險。COVID-19疫情之後,這個產業發生了劇烈變動,一座新的博弈之城應運而生。我們再度試圖揭露杜拜這座黃金之城,爲何成爲博弈業的新聚點,而臺灣工作者又如何深陷其中。

杜拜,這座被譽爲“沙漠中的奇蹟”的城市,擁有全球最高建築哈里發塔、一晚住宿要價新臺幣4萬元的帆船飯店,和世界第八大奇蹟的人工島;它同時也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簡稱阿聯)人口最多也最發達的城市。如今,這座以奢華著稱的城市有了新的定位──它是亞洲線上博弈帝國新的駐足之地,儘管伊斯蘭教視賭博爲罪惡、是惡魔的行爲。

關於杜拜風貌的變化,嫁到當地6年、本身從事貿易的臺灣人良軒自有一番觀察。她說,過往杜拜的發展史中,中國製造業會以此當成大中東地區(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的中轉據點,一批批“Made in China”的貨品從中國送來,交到中東或非洲國家的商人手上,再送往其他地區。搭着貿易便車,約莫20萬華人就留在杜拜的老城區(Deira)生活下來,新生代則聚集在較新穎的商業區,試圖融入當地社會。

然而2020年年底,杜拜周遭卻出現了一批與衆不同的面孔。“大概4、5個月前,我發覺小區突然多了很多不太講英文、不喜歡與人交涉、神祕感很重的華人;照理來說,遇到同樣語言的人通常比較好奇、會多聊幾句,但這些新搬來的華人幾乎不理會我的攀談,”她觀察到。

隨着這些神祕面孔的進駐,整個阿聯的華人Facebook社羣裏也多了不少關於信息業的招聘訊息。業主多半是標榜高薪、環境佳的“金融公司”,職缺從客服專員到軟件工程師都有,月薪多以人民幣計算,落在人民幣1~3萬元不等,紅利與條件誘人,只是鮮少提及“博弈”兩字。

在良軒眼裏,這些廿歲出頭的年輕華人蔘雜了中國人、臺灣人,也有少數的馬來西亞人,他們總是由巴士接送集體進出,與過去十多年來外派杜拜的青壯年族羣顯得十分不同;他們更爲謹慎、封閉和獨樹一格。

“神祕華人圈”的故事,從菲律賓說起

2016年,因中國非法打工事件頻傳,菲國政府一舉將原本紮根於地下的博弈產業搬上臺面,發出合法執照,也讓博弈公司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圖爲一座位於菲律賓馬尼拉的實體賭場。(攝影/蘇威銘)
2016年,因中國非法打工事件頻傳,菲國政府一舉將原本紮根於地下的博弈產業搬上臺面,發出合法執照,也讓博弈公司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圖爲一座位於菲律賓馬尼拉的實體賭場。(攝影/蘇威銘)

從臺灣來的陳米森(化名)也是近期才移居當地的年輕人之一,他和近進的中國人一樣沉默,幾乎只用簡短的英文與其他人對話,在杜拜只有英文綽號而沒有本名。

“在這裏,即便同是臺灣人也不能相信。你也不能問別人的全名或是出身,這是禁忌。”

卅多歲的陳米森曾在亞洲各國遊歷,熟稔多國語言的他告訴我們,這樣的潛規則基本上是從菲律賓傳過來的,那是“菠菜圈”(博彩業,音同菠菜,從業人員因此有菠菜菜農之稱)的習慣。

早在2017年初,他就隻身一人前往馬尼拉,在線上博弈業(即博彩業)尚未被菲律賓政府納管之前,成爲早期當地少見的臺灣員工,爲來自中國的老闆設計遊戲網站接口與策劃各種在線活動,吸引中國賭客上網試手氣。產業發展蓬勃的時期,他一個月能賺取新臺幣十餘萬元的收入,讓他有餘裕自行在外租屋,甚至買車到處遊歷。

2017年至2019年期間,線上博弈業年年成長,帶動菲律賓經濟成長率向上竄升,像陳米森一樣的元老級員工也很快獲得公司拔擢,並存到了第一桶金。不過隨着更多人力進駐,博弈這塊本就晦澀不明的灰色地帶變得更加混亂。

陳米森說,這項職業自此參雜了更多的詐騙、色情與暴力。像是賭客贏錢公司就捲款潛逃,利用直播色情來吸引賭客進場,哄騙未成年人進場賭博,管理階層動用手銬、電擊棒或拳腳來高壓管制員工等;當中最出名的莫過於有“東方監獄”之稱、來自中國的博弈集團。在那裏,所屬員工會被扣押護照,關在大樓裏限制出入,每日工作12個小時以上,從拉客業績未達標、喫飯超過時間到上廁所抽菸次數太多,員工動輒被處以數千至數萬元的罰款,想逃跑都沒辦法。

摸清產業的底細後,他很快決定要離開,於是轉到外商的大數據公司就業,過着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以爲自己與博弈業再無瓜葛。直到2020年COVID-19疫情爆發,不只改變了全球經貿的動向,改變了亞洲博弈版圖的劃分,也改變了陳米森的職涯與人生。

疫情爆發、中國斷卡,“菠菜菜農”從菲撤離

杜拜一家賭場的老虎機。(AFP)
杜拜一家賭場的老虎機。(AFP)

菲律賓作爲亞洲線上博弈唯一合法國家,自2017年產業陸續被政府納管後,便累積聚集了超過百萬名以上的中國從業者;然而隨着2020年COVID-19確診案例暴增,菲國一下成爲東南亞疫情最嚴峻的國家,日漸擴大的公衛危機因此重創當地經濟,連帶使得線上博弈產業受到巨大沖擊。

2020年9月,菲律賓財政部長多明尼斯(Carlos G. Dominguez III)在參與聽證會時就指出,疫情使得境外博弈經營商(Philippine offshore gaming operator, POGOs)開始陸續出走,這樣的跡象清楚顯現在空蕩蕩的辦公室上。根據馬尼拉負責地產物業出租的李超地產顧問行(Leechiu Property Consultants)估計,至2020年年底就有27.7萬平方公尺辦公空間因博弈公司停業而閒置,造成14億披索(約新臺幣8億元)租金損失和約12.7萬個工作機會消失。

爲彌補逐漸擴大的經濟空窗,菲國政府的應對之策,是決定從現有的博弈公司身上抽取更多稅收。根據新頒佈的《同舟共濟紓困法》(Bayanihan 2)規定,當地博弈營運商所收取的總賭注量會被再加課5%的稅額,此舉預計可爲菲國國庫帶來450億披索(約新臺幣257億元)的收入,這些錢將用來購買疫苗和提供企業低利貸款。此外,在今年菲律賓衆議院所通過的最新法案中,也規定年收入60萬披索(約新臺幣34萬元)以上的外籍員工需繳納25%的個人所得稅,該項準則被視爲替線上博弈業所量身定做。

不僅是加重的稅負,中國政府所展開一連串的制裁行動,更成爲博弈公司離境的最後一根稻草。早在兩年前,時任公安部長趙克志就揚言要整治跨境網絡賭博犯罪;直到去年(2020)10月,中國國務院才正式祭出了殺手鐧,展開“斷卡行動”來切斷電信詐騙和跨境賭博的資金流動。(注:根據中國國務院發佈文件指出,公安部鎖定銀行卡與電話卡的非法使用作爲主要查緝對象,包含曾出租、出售銀行帳戶和手機電話卡的個人與組織,一經查獲5年內不得再開立新戶,列入失信用戶黑名單;並加大懲罰跨境賭博相關罪刑,將境外賭場人員組織或招攬中國公民出境賭博都加以刑法入罪。)

將矛頭對準博弈業後,中國公安部宣佈,光是去年就破獲了8,800個跨境賭博案件;在與菲律賓、馬來西亞、緬甸和越南的官方合作中,也逮捕了超過600名涉及跨境賭博的中國籍嫌犯,成功阻斷數兆人民幣外流。

在兩項重大政策因素影響下,菲律賓的線上博弈產業迅速凋零。隨着社會對於該產業的批判聲浪升高,菲國國稅局(BIR)也於去年5月宣佈所有博弈營運商必須先結清欠款,牌照才能正式恢復啓用;這導致約莫三分之一的博弈公司停業或是離境,整體博弈量能大幅衰減。

“信息科技業”職缺隨博弈板塊變動

杜拜一家賭場的老虎機。(AFP)
杜拜一家賭場的老虎機。(AFP)

只是線上博弈產業並未真正消失,而是迅速尋覓到了新的地點:杜拜。

在《報導者》過去2年對線上博弈持續的調查報導中,我們曾仔細梳理這個產業的分工模式,大抵上是中國金主、菲國總部、臺灣代工。

受限於各國法規的不同,線上博弈公司們以高於平均1.5至2倍的薪資,吸引臺灣和中國的年輕員工遠赴菲律賓,從事賭金出入和招攬中國賭客的任務;爲分散營運風險,臺灣也被打造成博弈代工之島,散落各地的科技公司裏,擠滿許多在線客服和軟件工程師,負責提供技術服務。橫跨菲、中、臺三地之間的博弈產業鏈,在過去3年都是依循如此模式運作。而在中菲政府強力打擊下,如今博弈板塊正在發生變動。

自去年開始,大批華人面孔的從業者猶如拓荒者,一路趕往7千公里外的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淘金。

在月薪將近新臺幣10萬元的誘引下,不只原本在菲律賓的博弈從業者,還有更多來自臺灣或馬來西亞的年輕人,取代原本的中國從業者,成爲新生代“菜農”,儘管他們並不一定知道自己錄取在阿聯的工作機會,究竟會是什麼模樣。

纔剛過完新年不久,一天凌晨,通訊軟件Telegram上在杜拜的臺灣羣組上出現求救訊息,吸引了不少人關注。“突然被踢出宿舍,有臺灣人可以收留我兩天嗎?”發出訊息的同時,杜拜當地的氣溫是攝氏13度,貼文者的下場如何,沒有人清楚。

透過這則求救訊息,我們聯繫上陳米森,他向我們訴說這段過程,有如陷入流沙一般的陷阱。

當菲律賓深陷公衛危機後,陳米森一天比一天擔心病毒會找上自己,因爲治療所費不貲,職涯也將因此中斷。於是他把當地的房子退了租,車子賣了,重新開始求職。在熟悉的人力銀行網站104上,他找到與先前相同的職缺,做同樣的數據分析工作,只是對方是一間標榜“外派阿拉伯”的科技公司。

曾是一名“菜農”,他心裏清楚,不少博弈業者會以“信息公司”或“科技公司”來掩飾賭博的本質,甚至在招聘廣告上都多少有些取巧。因此他想盡辦法去查探公司底細,但一無所獲;只好在在線面試時,再三向對方確認工作內容與博弈無關。

鏡頭裏,來自中國的人資信誓旦旦地作出保證,說他們在阿聯申請的是“科技產業牌照”,做的是技術相關產業,他的工作就是後勤工程師,人資還秀了一張海景套房照片,強調公司提供優美的住宿環境,月薪約新臺幣10萬元。

種種條件讓陳米森終於放下戒心。去年11月,他從菲律賓正式飛抵杜拜後,才發現自己被騙。

“到了當地我才知道,什麼東西都跟面試時說的不一樣,什麼科技公司,我的工作內容就是找賭客來下注。然後大房間變成0.5坪傭人房,護照被扣,一天要工作12小時以上,還要被限制自由,公司連門都不給你出去,完全是共產黨式的管理,”他說。

爲了拿回護照,陳米森跟公司的中國主管起了衝突,對方要他拿錢贖身,否則雙方法庭上見。僅僅工作兩週後,陳米森便被裁撤了,理由是不熟悉業務內容兼做人太假,主管要求他立即離開公司提供的住處,最後在當地警方的介入下才結束這起糾紛。

杜拜,險路勿近

前往杜拜城區的道路。(照片提供/陳米森)
前往杜拜城區的道路。(照片提供/陳米森)

監禁、集體行動、強迫加班與暴力,這些過去大多發生在中國工作者身上的行徑,在杜拜當地,卻理所當然地施加在所有博弈從業者身上,即便是像陳米森這樣有經驗的“菜農”也不例外。

另一名在阿聯的博弈工作者仕傑,更以“野蠻之地”來形容線上博弈業所在的地區。

作爲一名從臺灣出發、首次投入線上博弈產業的初級“菜農”,仕傑(化名)也是被杜拜的金字招牌所吸引,不過他的工作地點卻是在拉斯海瑪(Ras Al Khaimah)的郊區,那是阿聯的另一個酋長國,距離杜拜還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被炎熱的氣候和滾滾黃沙所包圍。
“畢竟是沙漠地區,水龍頭的水剛開都是黃色的,洗澡水也有點黃。公路上都是沙,好處可能是開車的時候很浪漫吧,滾滾紅塵,但要記得戴墨鏡,”他打趣地提醒到。

在杜拜,不少線上博弈公司皆會向求職者宣稱自己擁有“合法執照”,或大力標榜自己是阿聯官方合作伙伴,成功取得在線遊戲執照、金融牌照和跟菲律賓相同的離岸博弈牌照。但實際上,阿聯的政府網站上沒有上述任何一張博弈牌照的信息,也從未認可外籍人士可憑藉博弈產業來申請工作簽證。

此外,根據阿聯《刑法》第414條規定,大公國內嚴禁任何形式的賭博行爲,違者將處2年徒刑或2,000阿聯酋迪拉姆(約新臺幣15,000元)的罰款。若是經營賭場或在公共場所賭博,依《刑法》415條規定,其刑責更提高到10年。唯一與博弈相關的公開活動,除了公益彩券外,僅有杜拜出名的賽馬世界盃(Dubai World Cup),但官方也標榜“只賽不賭”。

仕傑就告訴我們,他在當地的職稱是“打字員”,公司則是歸屬於“信息業”──事實上,他是負責應對中國賭客的客服人員。這份工作在阿聯百分之百不會合法,因此爲了掩人耳目,公司纔會設址在偏遠的沙漠郊區內,避免與當地人接觸或發生衝突。

儘管遠離市中心,但相比於其餘線上博弈從業者,仕傑已經是相對幸運的了。因爲他的主管是臺灣人,管理相對人性,除了有兩人一間的房間可以住,還享有免扣護照的待遇,那意味着他不用被限制出入,能享有休假,還能租車在阿聯國內自由來回。

不過大部分的人沒這麼幸運,仕傑說,和他不同部門的同事同樣是臺灣人,在中國主管的高壓治理下,一天只有兩個小時能夠外出,護照也在抵達當天就被公司收走,兩個月來還沒回到自己手中過。社羣裏,他更看到不少臺灣人被騙來做殺豬盤(電信詐騙的統稱),在各種電子遊戲中,無良業者會在中國賭客贏錢後就關閉網站、捲款潛逃;博弈公司則是向員工謊稱會按期給薪,結果想盡辦法苛扣各種款項,最後指責員工違約要賠款,讓員工在被榨乾後狼狽地逃跑回國。

“所以有人告誡我,在這裏從事線上博弈,沒有好同事跟好朋友,即便同是臺灣人,你也不能完全相信。因爲這個行業,不是要找能力好的人,是要找聽話和順從公司的人,你不知道對方什麼時候會出賣你。”

不確定的工作環境與伴隨高風險的暴力與剝削,讓不少年輕的臺灣博弈從業者走入有如電影《險路勿近》(No Country for Old Men)荒涼的美國西部裏。在老派的道德信仰與原則皆崩解的情境下拓墾,錢是唯一的秩序;而大部分中國業主們則像是留着鮑伯頭的連環殺手,只用擲硬幣的一正一反來決定員工的命運和去留。

職缺高漲背後隱藏的求職陷阱

杜拜一家賭場的老虎機。(AFP)
杜拜一家賭場的老虎機。(AFP)

如今,這樣的趨勢正在擴大。2020年《報導者》第二波報導追蹤出爐後,我們陸續接到幾位在杜拜和菲律賓的臺籍工作者主動聯繫,他們觀察到杜拜正成爲一座線上博弈的新樂園,而大宗臺灣人則提供了產業所需的勞動力。另外,在官方和民間的數據中,也呈現同樣的成長趨勢。

3個月前,駐杜拜臺北商務辦事處發佈了一項警示。內容指稱接獲旅居阿聯僑胞告知,不少線上博弈與電信詐騙業者,正藉機於阿聯解除COVID-19防疫禁令、社會逐漸恢復正常運作之際,在Facebook的臺灣僑胞粉絲專頁等社羣平臺刊登招募廣告。而根據阿聯法律,從事以“電子商務”包裝之博弈產業,不僅人員居留證可能無法取得,也會觸犯當地法令,後果不堪設想。

在全臺最大的人力資源平臺上也發現同樣的成長趨勢。專責管理人力銀行職缺的104網絡服務事業體副總經理陳嵩榮指出,平臺上刊登位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職缺,在2017年時平均每個月僅有4個,2018年上升到14個,2019年53個,2020年則來到92個;這當中,光是2020年12月在阿聯的職缺就高達203個。這些工作當中,有六成標榜自己是軟件跟網絡相關事業,多以科技公司名義上網徵才。

儘管在每年70萬個職缺中,持續增長的阿聯職缺僅是滄海一粟,也很難百分之百地確定跟線上博弈有關,但不透明的工作內容卻有如陷阱,讓求職者在無意間陷入杜拜這塊新的野蠻之地中。

陳嵩榮就強調,“不管是境內境外,104在求才規約裏講得很明白,不接受博弈業者上來刊登;但實際上還是有發現工作內容跟刊登內容不符,就是職缺裏完全沒有說明跟賭博有關。”

爲了防堵這樣的漏洞,104的做法是採用“職場安全提醒”來告知求職者,如果發現公司有掛羊頭賣狗肉的情形,絕對不要受僱,也鼓勵用戶可以出面檢舉,因爲刊登內容與實際工作內容不符,已明確違反《就業服務法》,會被行政機關處以30萬到150萬元的罰款,若104若收到通知,會立即將職缺下架,在涉及犯罪的部分也會向刑事局通報。

只是對於已經遠赴海外的求職者來說,這樣的提醒顯得有些無力。

爲何阿聯禁賭、中國資金業卻爭先湧入?

美國洛杉磯縣的一家賭場的廣告牌。(AFP)
美國洛杉磯縣的一家賭場的廣告牌。(AFP)

即便在這個嚴禁賭博的國度裏,法規早已明確訂出罰則,但線上博弈公司卻依然爭先恐後地湧入阿聯,這多半受惠於近年來親密的中阿關係和當地寬鬆的政策。

專門研究中東發展的美國智庫組織中東研究所(MEI),從2015年就陸續發佈調查至今。根據一份“在阿聯崛起的中國浪潮”報告指出,幾年來,因爲“一帶一路”計劃,中國和阿聯的合作比任何時刻都緊密,兩國之間更早已升級爲全面戰略伙伴關係。

而在阿聯的7個酋長國中,杜拜掐住了SAMEA(南亞、非洲、中東)和CHIMEA(中國、印度、中東、非洲)兩條貿易廊道的咽喉,光是中國出口的貨品,有將近6成就是通過杜拜再出口到非洲和歐洲,使得當地集合了超過2,500家中國公司和20多萬的中國公民。

在熱絡的雙邊貿易背後,杜拜與中國金融系統的鏈接也跟着日漸加深。像是中國四大銀行就設址在杜拜的國際金融中心(DIFC),不少阿聯銀行也進駐北京與上海等中國城市。兩國金融服務的緊密連結,讓阿聯有超過4,800臺ATM可以使用銀聯卡,以人民幣進行交易。

不只如此,受惠於整個阿聯國家內較爲寬鬆的投資政策,在該國44個自由貿易區內,外籍人士不只可擁有公司100%股權,當地法令也保障豁免公司稅長達15年,期滿並可再延15年。此外,外資公司的資本與利潤也可100%匯出,不用徵收個人所得稅,且沒有最低薪資的限制,這讓自由貿易區的公司總數從數千家大幅成長至6萬家。

這樣的政策利多,在疫情的衝擊下更是一舉擴大。2020年年底,阿聯迎來了一場經濟大改革,原本僅限於自由貿易區的優惠,預計將開放到整個國家境內,此舉讓有意進駐阿聯的外資得以省掉許多繁複的行政手續,《阿聯官方通訊社》(Emirates News Agency, WAM)更在報導中指出該項法令的改變,“在經濟上創造出前瞻性的願景”。

此外,由於杜拜在2020年7月成爲疫情下全球第一個開放旅遊的城市,結合了方便的金融服務、熱絡的雙邊貿易、強烈的中國色彩,以及簡便的外資公司設立條件下,許多博弈業趁勢進駐杜拜當地及阿聯其他地區,大量從業者更是手持方便的觀光簽證迅速落地工作。

在2020年年底所舉辦的“亞洲博彩網絡研討會”中,菲律賓知名的博弈軟件服務公司Cherry Interactive就觀察到這股轉移的趨勢,其總經理丹尼.杜(Danny Too,音譯)指出,許多中國博弈公司早已考慮向杜拜遷移,因爲它們無不希望分散風險,擺脫中國政府的控制,而杜拜和馬來西亞一樣,爲產業擴展提供了誘人的環境。

中國政府也在持續掃蕩博弈犯罪的過程中,見證了博弈板塊的移動。2020年4月,安徽省公安廳查獲一行8人在拉斯海姆經營博弈網站;同樣是2020年,四川梓潼縣公安局在經過長期佈線後,查獲犯罪集團在杜拜設立公司,推廣博弈平臺發展,並且操作上億人民幣的賭金進出。

黃金之城,海市蜃樓

懷着淘金夢的“菠菜菜農”,到了杜拜發現要面對更高的法律風險和暴力,敢和公司爭取權益、求助警方的人是少之又少。圖爲杜拜的警察局。(照片提供/Ann)
懷着淘金夢的“菠菜菜農”,到了杜拜發現要面對更高的法律風險和暴力,敢和公司爭取權益、求助警方的人是少之又少。圖爲杜拜的警察局。(照片提供/Ann)

隨着線上博弈業在阿聯和杜拜的持續擴張,龐大的產業鏈爲當地經濟注入了一針興奮劑,也吸引了更多年輕的臺灣人成爲新一代“菠菜菜農”。在他們奮力地“耕作”下,亞洲博弈帝國得以續命,只是這些從業者的工作的風險加劇,逼得他們在加倍蠻荒的境地裏掙扎。

根據德意志銀行在2018年的統計,杜拜的平均月薪爲3,447美元(約新臺幣10萬元),當地人的薪資則爲5、6千美元不等。而根據不少招聘廣告內容可以發現,客服、風控、推廣等職位的基礎博弈業員工,月薪近新臺幣6萬元,軟件工程師的薪資則好一點,來到10萬元上下。

儘管這樣的薪資與在菲律賓或臺灣一樣,是高於平均的水平,但在杜拜,一個麥當勞套餐要價新臺幣200、300元以上,市區雅房的租屋價格則是在新臺幣2萬至3萬元之間。產業轉移之際,博弈業的薪水卻沒有跟上當地2至3倍的高消費水平,這讓不少原本懷着淘金夢的員工頓時捉襟見肘,卻還得面對更高的法律風險和暴力,在沒有自由的日子裏拼命加班。

還留在產業內的仕傑,就對這樣的低薪環境有些怨言。他說自己始終對一則新聞印象深刻:2016年杜拜《海灣新聞》(Gulf News)報導,當地政府與警方在抓捕“專業乞丐”時,發現每個乞丐平均每天可以賺到9千阿聯酋迪拉姆(約新臺幣7萬元)。這種盛況還不僅是單一事件,2019年,警方又宣佈在齋戒月期間逮捕了一名月收10萬阿聯酋迪拉姆(約新臺幣76萬元)的乞丐。

“乞丐的日薪比我的月薪還高,杜拜真是富得流油,”儘管知道這是極端狀況,仕傑依舊苦笑地說道。

最終逃出博弈公司的陳米森也有一番體會。他還記得初到杜拜的情景,象徵着熱帶景緻的棕梠樹遍佈在高聳的現代大樓和購物中心旁;幾公里外,土色磚牆下混合了五顏六色的織布與奇特香料,商人在傳統阿拉伯式建築下進行買賣。新舊城區以捷運串聯,各色人種穿梭其中,形成傳統與現代混雜的獨特景緻,一切都很新奇。

“但很快我就知道,那些風景不是屬於博弈業員工的,是屬於觀光客的。”

卸下菜農身分後,陳米森如今轉到杜拜其他外商公司上班,終於有時間在當地遊歷。

只是帆船飯店、棕櫚羣島、拉風超跑與璀璨夜景,黃金之城的奢華,大多數線上博弈工作者仍舊難有機會體驗得到。因爲多數時間裏,他們都被困在黃沙滾滾的宅邸內,冒險犯難地爲網站帶來更多賭博收入。

※本報導爲《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臺(RFA)中文部共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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