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报导者时间:2.7亿印度尼西亚人如何对抗假讯息 —— 给台湾的一门课(刘致昕/李雪莉)

2019-05-02
电邮
评论
Share
打印
前网军、23岁的拉赫曼(Rahmen,化名),描述选举期间网络作战的细节。(摄影/吴逸骅)
前网军、23岁的拉赫曼(Rahmen,化名),描述选举期间网络作战的细节。(摄影/吴逸骅)

跨国信息战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第一条捷运在3月底开通。对于1.5公里路程要塞车半小时的城市来说,这是人们开口必谈的大事。即便基础建设让人民对总统佐科威(Joko Widodo)有7成以上的执政满意度,但此次总统大选他的得票率仅拿到5成5。

对佐科威来说,地面基础建设的成功并没让他轻骑过关,因为网络上的战役烽火连天。 印度尼西亚传播及信息科技部(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KOMINFO)是这场战役的监管者,也是最近身的观察者。

“完全就是个战场!” KOMINF职员波尼塔(Bonita),打开Facebook、Twitter、WhatsApp、Instagram、YouTube,向我们细数,“(敌对政治阵营)两边的人就在上面对骂,每一天都有新的丑闻、新的谣言,然后每天人们就跟着新的话题吵架。”

过去9年,印度尼西亚网络用户从200万飙升至1.43亿人,2020年前,会再新增5,000万个网络用户。2015年,佐科威大力推动全国4G普及化,加上低价手机出笼,将整个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推上社交网站。对Facebook、WhatsApp来说,印度尼西亚都是全球前5大市场。

印度尼西亚4G发展至今4年,催生各种网络经济和创新服务。Grab、Go-Jek(在东南亚地区提供租车、共乘服务的手机App,提供与Uber类似的服务)满街都是。麦肯锡顾问公司报告指出,2017至2022年间,印度尼西亚电子商务产业规模将成长8倍,达550亿美元(约新台币1.6兆元)。

但网络发展的阴暗反面,则是每天层出不穷的网络谣言。

《报导者》记者抵达雅加达的那周,一座广场上的半裸雕像,被极端伊斯兰团体包上布巾。即便伊斯兰人口占印度尼西亚8成6,这样的人口多数依然没能让他们感到安全。另一位总统候选人,佐科威的敌手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认为,民主体制不适合印度尼西亚,多元文化不符合伊斯兰教义。于是“把印度尼西亚还给穆斯林”的吶喊,在Facebook、WhatsApp一直传。

根据KOMINFO统计,2018年8月,印度尼西亚社交平台被举报并澄清的谣言有25则,但到2019年3月,这个数字超过400则。

由印度尼西亚政府成立的「假新闻小姐」(Miss Lambe Hoaks)录像现场。(摄影/吴逸骅)
由印度尼西亚政府成立的「假新闻小姐」(Miss Lambe Hoaks)录像现场。(摄影/吴逸骅)

“印度尼西亚的网络普及得太快,但对于信息的教育跟不上,”创新治理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里纳尔迪(Mohammad Rinaldi)忧心地说,“2014年开始,社交网站就成为煽动人们情绪、影响人们认知的工具。人们从来没问过,上面的言论是真的民意,还是网军的互相对话?”

答案,23岁的拉赫曼(Rahmen,化名)知道。

网军告白:一切都是写好的脚本

现职为银行网络营销专员的拉赫曼,过去一年半的时间,是带领10~15人网军的小队长。每一天,他们必须产制各种内容,从部落格文章、社交网站照片、文字贴文、影片等;每个组员手下都有100个以上的账号,帮助制造声量。他们也监控社交网站,写舆情报告,再依照客户的目标,拟定脚本,进攻、带风向。

选举时期,下单的多半是候选人和政党,网军甚至必须赶紧从朋友圈拉来人手。“像我们10个人的小队,一个月(雇用成本)大概要1亿印度尼西亚盾(约新台币22万元),”拉赫曼回忆,在2017年的选举中,各阵营网军规模,是用一栋、一栋建筑来算,24小时不停班。

拉赫曼强调,他们不做假新闻。离职前,他升任为“核稿人”,负责把关每一则贴文,确保没有不实信息。他们从可信赖的媒体抄材料,然后改写部分内容,成为产出。他说:“假的东西,会落下把柄,造成客户的麻烦,是大忌。”

但网络上这么多不实信息,如果不是网军制造,究竟是哪来的?

“网军(buzzers)分成两种,一种是像我们一样,受雇的,一种是志愿性质的,”他解释,志工不在乎真假,“重点是享受自由,他们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这是社群媒体带给他们(说话不必负责)的假象,很可怕!”

政治受雇者与志工两股力量,在“客户”直接下单与间接鼓动下,在网络上合流,将声量推到最大。“民众以为那是网络上面的讨论,其实那就是我们在跟彼此说话,”拉赫曼说。

拉赫曼和多数受访的网军们说,他们从对话的时间、选定的主题、讨论的方式是搭腔或是争吵,都是写好的脚本。

雇用网军的,还不只是政治人物、政党、政治公关,只要你有具体目的,任何人都能上门下单谈生意,如杀人犯与警察。

2016年,一名女嫌犯涉嫌在咖啡中加入氰化物,毒杀好友;司法审判过程中,嫌犯聘用了拉赫曼所属公司的竞争对手,在社交网站上指称警方诬陷、法院误判。警方也不遑多让,高层找上拉赫曼的老板,要求反击,几个网军小队以接力赛的方式,最终,女嫌被判有罪,刑期长达20年。

铺天盖地的恶意讯息,造就最火爆选举

这种铺天盖地、谁都想操作风向的渴望,让网军成为茁壮的产业,快速侵蚀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

从2017年至今,印度尼西亚连3年举办各级选举,2019年,现任总统佐科威与普拉博沃第二次对决。

2014年的总统大选,佐科威创下纪录,素人背景出身的他,打败由保守势力、军方支持的普拉博沃;第二次总统大选的对决,普拉博沃持续指称佐科威为亲中、共产党、反穆斯林,不新鲜的谣言,却能多次发功。因为,他们击中了印度尼西亚人心中的恐惧与不平。

而说佐科威是共产党,更是瞄准了印度尼西亚社会中的禁忌。

1965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起政变失败,遭到苏哈托(Suharto)血洗式的清洗,苏哈托并发起对全国洗脑式的灌输反共思想,将其视为威胁印度尼西亚生存的敌人。从此,共产党成为禁忌话题,连穿着与共产党党徽上衣的外国人,都曾被警方逮捕侦讯。这个谣言逼得佐科威出面澄清,共产党被解散的那年,他才3岁。

今年,面对政治现实,被视为改革派的佐科威,选择了75岁的伊斯兰领袖作为副手,并大力打击网络谣言。

谣言有那些?例如,有支持在野阵营的女性在Facebook贴出脸部肿胀照片,声称被执政党(注:印度尼西亚斗争民主党(Partai Demokrasi Indonesia Perjuangan))支持者痛殴,在野阵营开记者会大力挞伐,却被网友戳破是整形手术后的照片。也有谣言说对中资友善的执政党,要移进1万名中国劳工,抢走工作机会。

另一则谣言甚至让印度尼西亚选举委员会半夜召开记者会。讯息指出,一艘货柜船载来700万张来自中国的选票,上头已注记盖选现任总统佐科威。睡眼惺忪的记者被要求跟着选委会亲访码头,证明没有700万张选票的存在。

网络谣言同样没放过在野阵营。对吸引年轻人、商人背景的年轻副总统候选人桑迪阿加・乌诺(Sandiaga Uno),一则谣言说他批评印度尼西亚运动员身体差、赢不了亚运,还有谣言声称外表帅气的他有多位女性伴侣。

两方交火之下,造就印度尼西亚史上最火爆的选举。最后,佐科威惊险地在4月17日以55%的得票率胜选。

平台被政府压着,开始进入管理

Twitter与数位鉴识研究室(Digital Forensic Research Lab, DFRLab)近期共同发布报告,他们发现在印度尼西亚总统大选前一个月,以#JokowiLagi(佐科威连任)发起的贴文中,有四分之一都来自自动化操作,在短时间内大量发布相同讯息,“一切发生在几分钟内⋯⋯这不是由一个人透过不同应用程序操作,就是由一个紧密的网络协力而成的。”显示佐科威阵营也在操作网军。

而Facebook也在选前5天,移除了234个粉丝专页、账号、社团,原因是有大量攻击佐科威并推崇竞争对手的讯息。这些言论鼓吹仇恨、极端化的政治讯息。

DFRLab报告指出,“由印度尼西亚国内发起的这些活动和幕后操作者,试图误导受众,掩饰他们真实身分以及真实目的。他们用假的账号,常态性地张贴地方、政治新闻,包括即将到来的选举,和‘所谓的’选举丑闻、‘所谓的’政治人物失言等。”

这些粉丝专页扣掉可能彼此重复的追踪者,大约只剩17,000人追踪,但他们能够控制的社团超过100个,「他们传播谣言、用讯息分裂社会的潜力,仍然相当地大,」DFRLab如此作结。

印度尼西亚政府与民间怎么打击假新闻?

假新闻让印度尼西亚社会冲突越演越烈,遇上选举更是几乎把国家分为两半。两年前开始,印度尼西亚推出长、中、短期三大策略方针,正式对不实信息宣战。

KOMINFO是打击假新闻最关键的部门,他们的核心工作有两块:一是核实网络上的谣言,二是向大众传播,破解假新闻。

舞台剧的肢体语言配上儿童剧的声音表情,“嘿!嘿!嘿!欢迎来到假新闻小姐的节目,今天,又有什么谣言呢?”“假新闻小姐”(Miss Lambe Hoaks)针对当周5条网络谣言,每周2次、各5分钟,一一破解。

“来,我们还要再拍一个给TikTok(抖音)的影片。”10平米的摄影棚,挤进10个工作人员,摄影师、后制、演员到提供脚本的幕僚,他们,都是KOMINFO的公务员。他们试图用民众可接受的娱乐方式,利用最亲民普及的平台,消毒假新闻。

而作战的最核心,则是一座连在地媒体都没进去过的战情室(War Room),这里有上百人,24小时轮班方式核实网络可疑的讯息。

20个人以U字型整齐排列,对着的是一整个墙面高的大屏幕,显示最新的不实讯息。战情室的打造从2017年开始,试图以人工智能方式,找出可能的不实讯息。经过一年时间的学习测试,由程序机器人与人类合组的部队,才终于登上战场。

每天,由机器人按照建立的关键词与过去累积的谣言数据库,从网上的公开信息爬出可能的不实讯息,加上民众从Twitter、WhatsApp举报的可疑谣言,有时一天多达一千条的可疑讯息列表。

KOMINFO发言人社笃(Ferdinandus Setu)说,百人团队里头包括史学家、护理师、宗教学者等,按专长,他们负责处理各领域的谣言,并提供事实和可信的信息来源,作为对照。一旦发现谣言,再透过与9大网络平台建立的协议,以热线通报平台业者。理想状况是,平台收到注记为假的讯息列表后,调降该讯息的触及率、标示为可疑信息,或是直接通报张贴人、甚至下架。

印度尼西亚政府对不实信息的作战中心:战情室(War Room)。
印度尼西亚政府对不实信息的作战中心:战情室(War Room)。

但,即使是享有Facebook第4大市场、Twitter第9大市场地位的印度尼西亚,理想与现实,还是有差距。

第一,事实无人闻问。战情室每周公布核实报告,但看的人少之又少,这也是假新闻小姐“诞生”的原因。靠着“每日谣言”专栏,以及每周产制两支5分钟影片,经营YouTube、Instagram、TikTok,出现在KOMINFO的Twitter和Facebook粉丝专页,希望能抓到读者眼光。

第二,战情室运作的机制其实引发更多人的不安。所谓人工智能是如何运作?哪些关键词需要监控?爬出来的不实信息,有没有以保护执政团队为优先?机制的透明度不足,所谓打假的工具,一转身,可能就成了政府审查言论自由的工具。加上KOMINFO的前身,正是印度尼西亚30年独裁统治中管控信息的单位,这些,都让即使是提供了核实数据对照的打假报告,也被贴上问号。

因为核实效果有限,印度尼西亚政府为求短期效果,与警方合作。透过刑法、信息传播法中既有法条的延伸,以保护宗教、管控色情内容、毁谤等名义,警察带头,大举对散播信息者进攻。尤其在2017年,反钟万学的大型抗议之后,警方接连对拥有30万的穆斯林网军(Muslim Cyber Army)、结合黑客与机器人程序的大型网军集团Saracen开罚,但同时,各地也传出人权分子、异议人士、LGBT民众,因为网络上言论,而接连入狱,或是网络被封锁。

战情室里,以24小时轮班的方式人工核实可疑讯息。(摄影/吴逸骅)
战情室里,以24小时轮班的方式人工核实可疑讯息。(摄影/吴逸骅)

媒体法律救助中心执行长瓦优丁(Ade Wahyudin)批评,对于网络不实信息,印度尼西亚需要打造一部新的法律,用既有法律延伸,定义的不清楚、诠释的模糊,将成为特定人士互相攻讦的工具。立新法的过程必须由公民团体、平台业者参与,且全程透明。

公民团体站出来:从网红学校、亲子教育培养网民

对长期研究网军产业的里纳尔迪来说,“政府能做的、最该做的,不是自己下场,而是打造一个生态系。”

他的话,印度尼西亚政府是听进去了。在假新闻小姐、百人核实、AI抓谣言、修法判刑之外,更重要的是,是长期解方:建立生态系。

我们走进“网红学校”,看见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试图响应社群时代挑战的决心。他们正在培养“网民(Netizen)”。

这是一场已经走过52座城市、全国参与人数达13万的民间启蒙运动。台上,领头的是网红。星期六的上午,现场上百名大学生,一边吃着现场发的餐盒,一边被几个网红们逗得哈哈大笑。“即使我们只有20个追踪者,我们还是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当一个意见领袖(influencer)啊!”台上网红分析完自己如何抓住眼球后,回答大学生的疑问。

Siberkreasi创办人东尼(Donny B.U.,中)与团队。(摄影/吴逸骅)
Siberkreasi创办人东尼(Donny B.U.,中)与团队。(摄影/吴逸骅)

这场由民间发起,结合政府、企业、民间组织与教育部门的运动,取名为SiberKreasi,是印度尼西亚文「网络」与「创造」二字的结合。2017年发起时,由25个民间组织合作,如今,已有97个跨部门单位,出钱、人、力,要在各地重建“网络”。

“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很懂得使用网络了,但当你看他们的行为的时候,你只想摇头。”东尼(Donny B.U.)是KOMINFO的特别顾问,公民团体出身的他带领这场启蒙运动,如今被政府特聘为顾问。在这场运动里,有网红学校、亲子数字教养、教师教学手册、传统产业数字化等学程,供各地民众选择。

以数字教养为例,讲师从网络使用对小孩子大脑的伤害谈起,而后先检视父母的网络使用行为,然后针对亲子、夫妻间,对于数字装置的使用时间、习惯、生活公约等,一一盘点,确保数字装置不在家庭生活里造成冲突或是隔阂,而后,再谈数字上瘾、社交网站滥用,以及假新闻等议题。

另一例是网络冲突的处理,由Search For Common Ground组织担任讲师。他们把真实世界的冲突与社交网站上的对话做对比。“要接受冲突,冲突一定存在,但不一定伴随着暴力。”Search For Common Ground计划专员普特莉(Hertiana Putri)解释,网络上的言论,常常因为匿名性或是无真实的人际关系,出现偏激的火爆争执,甚至连好朋友,也因为社交网站上的对话无效,从此不互相往来。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带领着百位学生,重头检视自己在社交网站上怎么跟网友对话,把交互方式分成竞争、回避、妥协、合作、顺应五种,提醒他们从对话结果回推,再决定在网络上要怎么留言、互动。“网络最棒的一件事,是你还可以想一下,不是吗?”普特莉笑问。

SiberKreasi像是一场大型补课一般,在网络普及之后,才走访各地提醒人们网络怎么用。他们连地震灾区都去了,“是在地要求我们去的,最脆弱的地方,最容易受谣言影响,”东尼回忆。但站在第一线的他们,也必须响应人们对假新闻的政治臆测,领有政府补助、网络企业赞助的他们,总是在活动的一开始强调,“我们不是要告诉你要投谁,而是不管你的投票和各种决定是什么,请确保你不是受谣言影响的。这是为了保护你自己的权益。”

面对满天飞的谣言战,东尼坦承,教育需要长期投入才能见到成效,“人们常常挑战我们说,办这些活动有什么用,人们还不是照看(谣言)?”

“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这是给人们声音,建立伙伴关系,然后影响政策制定者,”他肯定地说。透过SiberKreasi,平台业者、政府、民间组织、教育部门,终于坐下来对话了,且他们对彼此的资源、业务、立场,也透过轻松的活动,有真正的交换跟理解。所谓的“生态系”,正在长成。

这场运动的结果明显可见。今年3月通过修法,数位素养重回国小、国中、高中课纲;SiberKreasi的课程内容即将出版成书,累积了多方教学资源、各地需求的SiberKreasi,也成为印度尼西亚2.7亿人的数字教养教育舵手,由他们打造的教材,今年下半年走进校园。

对东尼来说,SiberKreasi最大的贡献,是突显民间团体在网络治理讨论里的重要性。

其实,SiberKreasi的开始,来自一群对政府失望的老师。2013年,政府从课纲中砍掉了信息教养的课程,理由是不需要再教民众如何使用计算机、网络。「政府以为数字教育,只是技术上的教学,」东尼解释,于是老师们开始集结,成为压力团体,在各部门间游说,直到假新闻议题一把火烧到总统,政府才真正开始重视数字教育中的素养议题。

政策的形成,尤其是关于科技,民间总是走在政府之前,而当各种网络应用开始实际影响社会,政府就会遇上治理机制的急迫考验。这一点,东尼很有经验。

2002年,当印度尼西亚还只有一千万个网络用户时,东尼就已在街上号召群众,要重建网络。当时,网络方兴未艾,但网上色情、赌博,却抢走了印度尼西亚民众的眼光,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办,竟喊出封锁网络的口号,引起家长们的共鸣。东尼在路边摆摊到处演讲,呼吁人们看到网络发展带来的其他好处,并请政府重新思考政策。

17年之后,他的声音依然还在,头发已灰白的他,这一次与SiberKreasi的老师们连手,将政府拉回正轨。

这场来自印度尼西亚民间的运动,提醒包括台湾在内,全球饱受假新闻威胁的民主国家,因应社交媒体时代,数字素养与网民的培养有多重要。

各国纷纷立法,台湾要走哪条路?

对台湾来说,在打击假讯息的行动与层级上,已较其他国家晚一、两年。一来是小国市场难以约束跨国社群平台自律,二来,台湾政府直到去年底才有积极行动。如今,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成被推上火线。

「有人讲它是无烟硝的战争,一点都没有错。」谈起假新闻,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成这么说。(摄影/吴逸骅)
「有人讲它是无烟硝的战争,一点都没有错。」谈起假新闻,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成这么说。(摄影/吴逸骅)

4月中旬,在《报导者》办公室里,我们专访了罗秉成。当社会仍以“假新闻”来思索这个新挑战时,罗秉成以“信息操纵”的层级形容这场战役,“因为讯息不一定涉及真假,但那些意图操控、运用假账号及提高声量的作法,其实影响更剧烈⋯⋯它伤害的是我们的认知⋯⋯(这场仗)我们没有失败的余地。”

“国安、恐攻、选举”三大领域的信息战,是影响各国最重要的三大领域。罗秉成说,台湾遭遇最严重的信息操纵就是“买台湾”,类似(购买后形成)代理人战争,像近期买粉专的事件,他说这以前已经观测到,知道有些用顾问公司的名义搜集很多账号或个资,或成立很多账号,或是人家把机器人送给他,他来操作,别人付钱、他收钱,很难查。

买了几个粉丝专页,如同戴上面具,像是四川变脸一样,面对不同使用者,换上不同的脸,坐拥几个山头的粉丝。最终,只要透过粉专、不实信息,一个社会里头的公民就像是幕后藏镜人的佣兵,要他们生气、要他们上街,甚至要他们投票,都有可能。经历过2018年选举与公投,台湾社会对于不实信息所造成的社会冲突,伤口都还在发热。面对10个月后的选举,有些人已如热锅上的蚂蚁,焦急。

能做些什么呢?

法律人出身的他,在研究各国法令后,希望行政院能在近日针对选举期间的不实谣言订出草案。他希望最想学习的对象是在去年订定出《反信息操纵法》(La loi contre la manipulation de l'information )的法国。

法国的《反信息操纵法》,其法律规定在选前3个月,候选人或政党、检察官、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可能影响选举的不实言论或谣言,可向法院申请一个紧急的禁令,这个禁令由法院在2天内裁定。为什把时间压缩在2天?因为整个假讯息散布的速度太快,所以法官48小时要处理出来。

他认为在假讯息战里,人们比较「有感」的伤害或危险,是即将到来的选举。2018年12月,台湾行政院通过的《公职人员选罢法》和《总统副总统选罢法》修正草案,增订关于境外资金禁止刊登选举广告,及要求选举广告实名化,包括在网络上,平台对于资金要合理查证等等。这些修法跟防假不一定全然有关,但与信息操纵有关系,因为禁止境外用广告信息的方式来影响国内的政治选举和公投。

罗秉成说,在网络不实言论这一块,希望内政部提出像法国《反信息操纵法》法规,由法院对网络假新闻发紧急禁制令。因为网络这一块有实时性的问题,需要一个特别的法。

但这个向法国《反信息操纵法》学习的立法方向,目前内政部正在提出草案,但罗秉成认为目前的草案条文有几个问题:它们把时间压缩在选前28天内,而且只限缩管理政治广告。但他希望是,第一,纳入广告型和非广告类型,第二,选举不可能只发生在28天发生,所以希望更扩大到选前3个月内都纳入规范。他坦承,要法官在48小时内辨明真假,难度高,但他也强调,这场仗,“我们没有失败的余地”,即便草案提出,引起社会各方的讨论也很值得。

虽然行政院之前的修法已引发外界一些质疑,认为政院是借机限制与打压言论自由。罗秉成正在审查中的之修法,若要更往前推进、积极管理,恐将引发更大争议与阻力。但这也是从印度尼西亚、法国、德国等民主国家遇到的两难,当政府积极而强力的介入时,都会引起言论审查与假讯息危害之间平衡的议论。

从印度尼西亚社会在网军的撕裂与民间连手对抗假讯息的过程中,其实证明了网络治理中,公民团体、平台、政府,必须平等合作且缺一不可,处理假新闻势必经历各种尝试与冲撞。在这场无烟硝战争的号角,台湾除了法律,需要更多科技与网民一起入阵,才有防御的可能。

 

本报导为《报导者》与自由亚洲电台(RFA)中文部共同制作

评论 (1)
Share

匿名游客


王沪宁如此策划令习近平再活不过两年
习实是小学毕业保送工农兵"大学"坐飞机,比毛泽东初中肆业还差。故毛习都不敢临场答记者问,离秘书稿讲话必出错。王愚弄习学毛一明显不同的是,毛很少公开露面,无紧张的精神压力,故活过80岁,文明国家换届也为免于过重精神压力。但三朝罪恶策划元凶王沪宁,令习频繁出访开会讲话,与毛的精神压力大不相同。最近传出的习讲稿可看出,习有持续严重精神恐慌。习从政讲话几十年,连讲稿常用词"谨向"'"衷心""会晤"""体系""难民"等小学生大都认识的字,已读几万遍还记不住须注音于稿。有人难相信认为是高级黑,我说习已有持续严重的精神恐慌病态心理。习这几年衰老很快,面黄暗无血色,白发甚多。也许是其女的"形象"策划,近年渐露少许白发作假使人心理感觉"真实"。
王若再策"习思想"为古今中外一绝,出口乃名言,加重习精神压力,预言年近七十的习熬不过两年随时随地粹死。王策划修宪旨在不明确安排习的接班人,习死后常委中可能掌大权的是王。王久谋从不入帮派三朝不倒都易接收,但江派和团派都绝不会让对方主政。王筹谋几十年的野心可能实现,除了习死乱局中高人涌现,激民起思变而走向民主。(祥请搜索:郝雪森

2019-05-02 18:00

完整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