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報導者時間:新聞自由重創、民主派媒體接連關停,香港人還看什麼新聞?(文 張子月 攝影 陳朗熹)

2022.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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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報導者時間:新聞自由重創、民主派媒體接連關停,香港人還看什麼新聞?(文 張子月 攝影 陳朗熹)
(攝影/陳朗熹)

自爆發之日起,香港反送中運動已滿3年。街頭密集的示威人羣已蕩然無存,香港社會肌理在短短兩年時間內被改造和重構,民主派政治人物被關押或流散,公民社會解體,而與市民每日生活息息相關的數家民主派媒體,則接連經歷搜查、拘捕、關停和換血。經歷如此震盪,香港市民如今還如何閱讀新聞?在逃避和憤怒之外,還有其他選擇嗎?新聞人又怎麼在高壓的縫隙中繼續堅守?6月9日這一天,我們願以新聞爲切口,走近仍在以不同方式,在廢墟上努力的香港人。

80後香港人Stewart 這大半年來都不太想看新聞。因爲工作需要,他仍然每天翻看香港主流報紙和網路媒體,但時常看到一半就不想往下看。“現在香港很大程度只剩下親政府媒體,尤其是《經濟日報》、《大公報》、《文匯報》,很多報導只是跟官方立場,甚至很多謊言,望一下標題就不用看下去了。”他寧願留些時間做運動。

Stewart在香港本土研究社從事古蹟保育的政策研究。在Google查資料時,他常常發現搜尋結果只剩下親建制媒體。有時他想研究一個政治人物,看看官方宣傳以外人們怎麼評價他,就只能搜索從前《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的舊報導。

反送中運動後的清算浪潮2021年起席捲香港媒體,《蘋果》、《立場》、《衆新聞》等3家媒體在半年之內相繼關停,多家電視臺也經歷高層換血和節目審查。這3家媒體均支持民主自由等理念,在香港擁有不俗公信力,近年影響力愈發顯着。《蘋果》和《立場》網站關閉,過往記憶突然出現大片空白,有民間工程師製作了“果靈聞庫”,保存他們過往報導。然而,未來的空白不能完全填補,大批讀者一時無所適從。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李立峯受訪時指出,暫時沒有研究去分析讀者流向,但從全球經驗來看,一個媒體死亡之後,讀者通常不會大規模轉向另一媒體,“讀者會尋找其他選項,但其他選項不一定是新聞,可以是不看新聞,又或者看各種KOL、YouTuber,或透過人際傳播來接收資訊。”而這種轉向,李立峯說,是讓人憂慮的趨勢。

圖表一.jpg

在媒體人關震海看來,香港新聞進入極爲艱難的境地,但堅守仍有意義。關震海有十幾年媒體工作經驗,曾在《蘋果》調查組4年多,隨後待過《明報週刊》文化組,2019年7月創辦獨立媒體《誌》。他表示,《蘋果》和《立場》兩個媒體過去在香港扮演“滾動討論”的空間,讓其他媒體跟着追,也讓社會重視,這是一個循環,“但現在沒有一個媒體可以扮演這種角色。”

“我跟不少記者一樣,去年蘋果關了一個月後,我是完全不能工作,一是憂鬱,一是怎麼做下去?”大家都在摸索和適應,關震海現在告訴自己和《誌》的公民記者團隊,“不要太介意以前幾萬個人看,現在50人⋯⋯即便50個人看,即便是社區大小事,我覺得也有必要,要爲香港社會留個底嘛。”

“不是官方說了A就是A,我想看的是BCDE”

2021年6月24日凌晨,香港《蘋果日報》被迫關停前最後一次派報,吸引許多讀者排隊搶買。(攝影/陳朗熹)
2021年6月24日凌晨,香港《蘋果日報》被迫關停前最後一次派報,吸引許多讀者排隊搶買。(攝影/陳朗熹)

3家重要媒體關停後,不少記者被失業,又或主動職離甚至離開香港,香港的媒體突然出現一大片空白,讀者也少了選擇。

在Stewart看來,新聞沒有絕對的中立,更重要的是發掘和呈現真正的問題,“去進行尖銳的提問,用批判性的視角去呈現一個現象的另一面。”自中學開始,每次爆發大新聞,他首先想知道《蘋果》會怎樣報導。《蘋果》關停後,去年下半年他一度轉向《立場》和《衆》,然而半年之後,後兩家媒體也被迫關停。

從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持續訪問公衆對媒體公信力的評分來看,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市民對於“香港整體新聞媒介”公信力評分不斷下降,但自2016年後,《立場》和《蘋果》公信力均有顯着提升,而《蘋果》更在全港報紙中一枝獨秀,是近年來唯一一份公信力不斷提升的報紙。

有公信力的媒體接連死亡,Stewart第一個明顯感覺是,現在許多新聞只是重複政府立場,“很多時候媒體不敢做尖銳的發問了。”

香港Omicron疫情爆發時,北京派中國醫護支援香港疫情,港府動用《緊急法》,讓這些在香港沒有執業資格的醫護也可以行醫。在政府記者會上,《Now TV》的記者提問:“倘若大陸醫護在港行醫時遭遇醫療事故,市民如何投訴?”事後《大公報》抨擊這名記者的提問是“仇恨內地醫護”和“惹公憤”,《Now TV》罕見致歉。

Stewart感覺,如今許多新聞只是在做“安全的報導”,例如政府怎麼說,法庭怎麼審了一宗案,但Stewart說:“我想看更大的picture,不是官方說了A就是A,我想看的是後面的BCDE。”

關震海指出,過往單單是《蘋果》港聞靜態組、突發組及中國組加起來已有100多位記者,其中具20年經驗的記者有20名以上,他們在香港和中國各地都累積了充足的經驗和人脈,“他們的特色不是跟新聞稿去做的。沒有他們,很多真相沒了。香港現在留下來的媒體只看到一個面向的新聞,除了政治,還有民生的議題也沒在追了。”

5月中的香港,一大熱門新聞是東鐵綫過海段正式通車,大量新聞報導市民興奮乘車的畫面。Stewart留意到,同一天香港也舉辦了一場記者會,由崩盤的中國房地產商恆大的30多名香港苦主召開,哭訴恆大集體欺詐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但只有很少媒體出席,其中沒有一家電視臺,最後報導的只有《香港01》和《獨立媒體》。

“30多人一起哭訴,這個畫面是震撼的,以往可能很多家媒體去。”Stewart說。

3間媒體的消失,不僅僅意味着政治新聞的黯淡,也意味着大量醫療、民生、社會福利、城市規劃、法庭甚至中國新聞等路線記者的流失。一夜之間香港有數百名記者失業。Stewart所倡議的古蹟保育議題也少了記者跟蹤報導。

不過,即使出了報導,Stewart覺得大家也不如以前那麼關心。“身邊有些人都說不看新聞了,不再關心社會了 ⋯⋯又有很多人移民,移民了還關心香港社會做什麼?”

新聞真空,由YouTuber填補?

2022年5月底,香港街頭電視牆播放着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會唔傳媒的新聞片段。(攝影/陳朗熹)
2022年5月底,香港街頭電視牆播放着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會唔傳媒的新聞片段。(攝影/陳朗熹)

2021年年初移民英國之後,香港人Nancy(化名)還是每日緊盯香港新聞,一大原因是“幫香港長輩看新聞”。

Nancy在港的家人是民主派支持者,自從3家媒體關停之後,總是覺得“香港沒有新聞看”,也不信任其他媒體。Omicron疫情高峯時,各種資訊一度十分混亂,同時許多長者染疫去世,但香港長輩不再看新聞,也不相信港媒報導的長者高死亡率,遠在倫敦的Nancy非常擔心。

做財經記者出身的她習慣翻查第一手訊息來源,她開始找香港衛生署的數據,再跟家中長輩解釋疫症對長者的危險。Nancy回想,《蘋果》、《立場》除了政治立場和尖銳報導外,一大特色是運用生動方式展示複雜政策和數據;《立場》美術組製作的圖表尤其受歡迎,直觀呈現事件的時序或總結政策。

“以往我發張圖到家人羣組便可解釋防疫措施,現時靠一通通電話,費盡脣舌,”Nancy說,新聞資訊缺失的同時,家人更常透過Facebook的KOL和YouTuber接受資訊,其中充斥着一些不實資訊。

關震海回憶,2014年持續79天的雨傘運動失敗告終,隨後一兩年,香港人也進入“逃避新聞”的狀態;反送中運動後同樣如此,但此次社會的重創更嚴重,市民的抑鬱情緒更爲濃重,同時媒體生態又大爲不同。

“2019年跟傘運不同的一點是,2019年是人人都是記者,所以新聞跟KOL的說話愈來愈沒差別,這需要一段長時間公民教育,”關震海說。2019年、2020年亦是支持黃絲的時政評論YouTuber流量暴升的兩年。

根據社媒平臺Social Blade數據,蕭若元YouTube頻道“謎米香港”自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訂閱人數增長超過33.9萬,2020年7月至2022年4月也成長了16萬人以上。香港本土派人士仇思達的YouTube頻道“高清本土臺”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增長超過13.7萬,此後兩年增長放緩,但仍然穩定。

雨傘運動過後,香港政體未被大幅改造,數家網路新媒體先後湧現,包括《立場》、《衆新聞》、《香港01》和《端傳媒》等。而反送中運動過後,北京頻頻出手,短短一年多時間內,香港的政治、法制、新聞自由和公民社會環境經歷極大轉變。對不少市民來說,許多時政評論YouTuber提供更多的選擇,或者說,一種慰藉。

在YouTube選擇觀點,但“接收資訊慢了”

“《蘋果》倒了後,沒看報紙,看YouTube啦!”張太太今年 82 歲,獨居公寓,子女全部移民去外國。每天打開YouTube聽時事節目,是她的寄託。一衆移居海外的YouTuber如“高清本土臺”、遊清源的“852郵報”、“桑普頻道”、曾志豪的“志豪Live”、大肥的“八八掛掛”⋯⋯她聲如鴻鍾,對支持與不支持的YouTuber都如數家珍。

手機和YouTube是她生活兩寶。平日凌晨3點起來行山,飲茶、買菜、煮飯,閒時幫行動不便的朋友煮飯,下午2、3點回家後,便放YouTube片段,直到傍晚6時多準備入睡。有時她不經意睡着了,手機就播到沒電。

她緊貼時事,上至烏克蘭戰況,下至香港防症政策清零,她都看。她最喜歡自己選擇影片,“一定是自己推薦,一定是自己選看誰,不讓任何人控制自己。”

與張太太相似,50多歲的美芬(化名)這大半年來也很少看新聞。她任職中學老師,以往天天買《蘋果》或週日買評論、專題報導較多的《星期日明報》,但現在覺得其他報紙內容明顯沒以前豐富,也不再每天讀新聞。

平日做家務或工作時,美芬會播放YouTube上的時評節目,但獲得的大多是時政觀點。她發現自己接收資訊慢了,甚至錯過重要消息。今年疫情爆發後,美芬3月初有天去買菜,一家肉檔前大排長龍,她還徑自納悶原因。幾天後朋友傳來一則Whatsapp訊息,她才知道原來2月26日香港有屠宰場因疫情而關閉,導致部分肉鋪關門,市民一時買不到豬牛。

從新聞找我,到尋找新聞

香港地鐵上播放着新聞視頻。(攝影/陳朗熹)
香港地鐵上播放着新聞視頻。(攝影/陳朗熹)

在香港某大學從事研究助理的Hans說,最近他明顯感覺香港“少了新聞”。“很明顯今年沒有媒體報六四,最基本的是支聯會過往這時會有活動,記者會報導,這些全部沒了,”Hans說。支聯會2021年9月宣佈解散,多名核心人物身在獄中。

急遽變動之際,Hans改變了自己獲取訊息的方法。他回想,自己最初看新聞,是從小家中電視臺就播《無線電視》(TVB)或《有線電視》,中學時老師會鼓勵大家買《明報》或《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CMP),長大後也很習慣看《蘋果》。

“以前我看新聞都是比較被動的,是新聞來找我,慢慢就建立了一些慣性,再加上臉書也是同溫層的朋友,會推相似的新聞給我。”Hans說。每日收看的《蘋果》在2020年8月突遭警方大搜查,那一刻Hans有兩個念頭:要更認真地看看《蘋果》,也要多看一些《大公報》和《文匯報》。

“我想理解左報的論述和立場──因爲他們有影響力,總是他們先攻擊他人,然後一件事就會出事,”Hans說,以前香港基本沒有人留心這兩份報紙在報導什麼,但自2019年運動爆發不久,他開始感覺要多看建制陣營的報紙,才能預測社會的變化,“現在他們鬧的公民團隊真的會被打壓,他們說的政策可能真的會落實⋯⋯。”

《大公報》和《文匯報》均創辦於中國,中共建政前後落戶香港,逐漸與《香港商報》一同構成香港三大左報,但多年來鮮被普羅大衆關注。2016年,《大公報》和《文匯報》合併成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由中聯辦全資擁有。至反送中運動高峯時,這一集團大力開動輿論機器,以“黑暴”、“漢奸”等方式抨擊民主派人士,而在隨後的清算浪潮中,他們往往在警方行動前夕先行發佈某一團體或某政治人物的“罪行”。

除《大公報》和《文匯報》的App之外,Hans也在手機上裝了不少主流報章和電視臺的App。不過他坦誠,如今本地媒體的報導讓他感到沉悶,他也更多收看外國媒體對香港的報導。

“媒介素養是一個持續的問題,過往很多年大家都習慣了被動接受資訊,所以當一些新聞沒有了,臉書不推了,就不看了。不過這幾年香港都多了人發現,一些獨立媒體是要去撐和支持的,”Hans說,目前自己贊助《端傳媒》、《獨立媒體》等,正準備支持由前《立場》記者最新成立的新媒體《法庭線》。

在主流報紙和電視臺之外,一些獨立網路媒體仍在努力堅持,他們大多靠讀者訂閱或月捐等獲得資金來源,如在港外國人Tom Grundy在2015年成立的英語網媒 《Hong Kong Free Press》(HKFP),2003年香港七一大遊行後成立的《獨立媒體》等。與中國仍有不同的是,目前香港市民仍可以在網路上自行創辦時政社會新聞媒體,法例也沒有規定記者要取得像中國那樣由政府機構發出的記者證,但警方動輒拘捕的壓力帶來深遠的寒蟬效應。

“現在在香港做新聞有點像宗教信仰”

2022年5月31日,香港街頭報攤販賣的每日報紙,多家頭版爲李家超在北京獲習近平和李克強接見。(攝影/陳朗熹)
2022年5月31日,香港街頭報攤販賣的每日報紙,多家頭版爲李家超在北京獲習近平和李克強接見。(攝影/陳朗熹)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學生實習刊物《大學線》今年3月發佈大學生閱讀新聞習慣的調查結果,昔日大學生最常閱讀媒體爲《立場》、《蘋果》、《衆》,最新排名則是《獨立媒體》、《端傳媒》和被認爲親建制的大型網路媒體《香港01》;不過整體而言,大家都少了看新聞 ── 6成受訪者減少看新聞,17.8%的受訪者指“減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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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上述調研的《大學線》記者、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大二學生郭寶鴻說,3間民主派媒體關停之後,“大家都會繼續找一些和自己立場相近的、開明的獨立媒體去看,至少看的時候舒服一些。”他進一步表示,自己會盡量多看其他媒體,每次去便利店,他都會先去翻翻《大公報》和《文匯報》,“聽不同立場的聲音會好些,我也想看看他們論述上有什麼論據,看看自己能否質疑和反駁他們。”

郭寶鴻前年考入中大社會科學,2021年開始選專業,在急速變化的香港,他還是選擇了新聞與傳播學院,主修中文新聞。

他說自己最初沒有多想,但真的開始上課和親自採訪以及寫稿後,才體會到做新聞的吸引力:“哇,原來世界真的很大,原來不同人對一件事情有這麼多不同看法。雖然現況很頹,但還是可以一試,去做記者。”

2021年目睹政權連番打壓之後,關震海告訴自己不要抱有太大希望,但又不要放棄。“我認識中國的公民記者還有緬甸等外國記者,他們的環境比香港的惡劣多了,他們都沒放棄,”他說,“現在在香港做新聞有點像宗教一樣,精神更重要,我們只能保存這個精神。”

關震海說,他會不斷參考中國和緬甸記者的經驗,以不同方式做下去。今年《誌》轉型訂閱制,希望獲得不同地域的讀者支持,同時正準備開班訓練學生記者寫作和採訪。他認爲許多大學生畢業後都不會從事新聞行業,但擁有基本知識之後,有興趣的話可以在業餘做公民記者。

公民記者之外,新創媒體的實驗和限制

3家媒體關停之後,一些記者也嘗試做小型新媒體。例如,《蘋果》前記者創辦了主打影片的《Channel C》,另有記者組隊做生活方式、社區故事的網媒。最近,《立場》前記者林彥邦開設了新聞資訊整合的網媒《ReNews》,而來自《立場》的一些法庭線記者也推出了網媒《法庭線》。

李立峯指出,類似《ReNews》的嘗試是用生動、易懂形式呈現新聞,填補了《蘋果》、《立場》關停之後的部分空白,而《法庭線》原本也是前兩家媒體的重要領域,急需填補,“目前媒體人在非常有限的資源中,努力去填補一些空缺,但也有很多限制,例如資源上是否可持續。”

不過港版《國安法》下紅線處處,註定有無法填補的空白。過去一年,海外港人也開設多間小型獨立媒體,填補香港傳媒如今難以報導的流亡者動向、外國制裁、各地聲援民主派等消息,例如已解散的新公務員工會前主席顏武周創立的網媒《同文Commons》,以及由流亡港人辦的雜誌《如水》。

身在臺灣的前香港媒體人Jan(化名),感到新聞報導數量及種類均大幅減少,出現斷層,便於去年起爲《同文Commons》撰寫每日新聞,但也感覺限制重重:第一,人在海外,單靠電話訪問,無法實地採訪;二來,資源不足,團隊人手緊張,可以做的新聞有限,深度報導和人物專訪等只能擱置;第三,工作量與收入嚴重不成正比,亦讓他感到倦怠。

Stewart感覺,媒體的空白地帶很難一時三刻填補。爲了講解城市規劃、保育等議題,本土研究社從2020年開始自己運作Podcast或懶人包影片,但影響力有限。

消失的不僅是媒體,而是整個公民社會。“一則新聞報導之後,以前有很多事情可以發生,例如最近說公屋要等6.1年,我們跟進做政策研究,公民社會其他組織也跟進倡議,社工會跟居民反饋這個消息⋯⋯,”Stewart說,現在他這種互動完全消失了──有時是新聞沒有被充分報導,有時是報導了但沒有反對派去倡議和發酵。

有時候他也會想,現在的工作還能做多久。香港和中國仍有不同的是,前者還沒有搭起網路防火牆。“如果鎖網鎖得太厲害,真的此地不宜久留。”Stewart想着。

等待重獲自由的那一天

2021年6月23日,香港《蘋果日報》營運最後一夜,有不少民衆自發到場外聲援。(攝影/陳朗熹)
2021年6月23日,香港《蘋果日報》營運最後一夜,有不少民衆自發到場外聲援。(攝影/陳朗熹)

對不少香港人而言,能不能自由地獲取、分享和討論任何資訊,是一種生活的底線。以前在香港小學教書時,小學老師Janice(化名)習慣教高年級時,將親中、中立、及民主派的報章攤出來,讓他們比較同一議題不同媒體的取態,例如河水汙染、六四悼念等。2020年《國安法》落實後,她再沒這樣教,她意識到自己在自我審查。

她30多歲,當時是學校中層管理人員,月薪約5萬港元(約新臺幣18萬元)。最後,一家四口決定移民加拿大。“過不到(了)自己那一關,”她說。

離開香港前,Janice帶走了《蘋果日報》25週年特刊,封面寫着──“不是最終章”。她亦將《蘋果》兩次被警方搜報館後翌日出版的《蘋果》報紙頭版,裝在行李箱,想着以後在他國和小朋友分享香港的故事。

相反地,82歲的張太太早陣子把一箱箱舊報紙全部丟走,她覺得留念也無用,也“不想惹麻煩給下一代”。

她說自己一生也是香港歷史的重要一頁:父親當年是廣州富商,1948年帶着一家26口坐火車逃難來港,父親說頂多一年半載就能回家,後來共產黨把財產全部沒收。張太太當時6歲,父親東山再起不成,去了新界耕田,從此在香港落地生根。

兩年前,移民澳洲30多年的女兒問要不要申請移民,張太太一口氣拒絕了。新聞自由殞落,媒體創辦人、高層都鋃鐺入獄,張太太就常常去法庭旁聽。她還希望等到民主派人士、黎智英等新聞人重獲自由的一天。

※本報導爲《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臺(RFA)中文部共同製作。爲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Nancy、美芬、Janice、Jan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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