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報導者時間:香港無家者告政府:有命就有錢,但我們要的是公道(文/陳倩兒、陳欣其)

2022.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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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報導者時間:香港無家者告政府:有命就有錢,但我們要的是公道(文/陳倩兒、陳欣其) 一衆參與告政府的無家者和社工們在香港深水埗合影。前排從左到右爲陳大發、阮少碧、吳隨友;後排從左到右爲陳仲賢(社工)、陳志榮、吳衞東(社工)、熊達富、周雄光。
攝影/陳朗熹

2019年年末,反送中運動踏入尾聲之際,民間也有另一場草根階級的抗爭悄然發生。寒冬12月的下午,一場毫無徵兆的防暴警察行動,將數十位無家者的家當強行清走;禦寒的被鋪、親人遺照,一一被扔進垃圾車內。相似的清場事件在香港並非首例,無家者遭執法部門粗暴對待,已成爲電影《濁水漂流》的藍本。

這次,在社工協助下,迎來歷史上第一次無家者親自在法庭上與政府代表對薄公堂,漫長的訴訟持續整整2年,一直到2022年8月才塵埃落定,街友們最終收到的,是一張讓人尷尬的支票,賠償金額爲101.1港幣。

陳大發(左)與香港政府最後賠償的支票,金額爲101.1港幣。(攝影/陳朗熹)
陳大發(左)與香港政府最後賠償的支票,金額爲101.1港幣。(攝影/陳朗熹)

這不是陳大發第一次站在香港法庭上。他今年45歲,一頭白髮就是第一次喫官司後長出來的,當時他十幾歲,被控刑事罪名。“以前自己做錯事,不敢大聲和法官說話,這次不同,我們沒有做錯事啊。”大發說,今天他是一名原告,控訴的是香港政府。

案件緣於2019年的冬天,在物是人非的香港,如今回想已覺久遠。但大發記得非常清楚:2019年12月21日下午3點半,十幾個戴着頭盔、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聯同清潔工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簡稱康文署)職員,一行近40人突然來到深水埗通州街公園,在這裡,大發與將近70名無家者已露宿多年。

“限你3分鐘內將你的牀消失!”大發記得警察喊道,他們所指的牀,是街友鋪在地上的牀墊。大發患有腿疾,靠輪椅出行,他問警察,“消失是不是指離開公園範圍?”警察回“是。”他連忙一手滑動輪椅,一手拉着牀墊離開,才走一半,下意識回頭卻發現留在原地的紅白藍袋被扔進了手推垃圾車。紅白藍袋裡裝的是大發所有家當,他高喊不要扔,但警察已劃定警戒線,喝令不準任何人進入。

最終,被清理的無家者物品裝滿了整整12輛垃圾車。半年後,大發和13名街友在社工協助下決定一起告政府。考慮到事發現場沒有記者、也沒有無家者拍攝,刑事起訴的勝算很低,他們決定循民事途徑,透過小額錢債審裁處向政府索償。大家沒有想到,這將成爲歷史上第一次無家者與香港政府代表親自對簿公堂,而這場漫長的訴訟一路持續至今年8月。

法庭上,大發與街友們的供詞被逐一質問。大發指出,自己被扔掉的除了衣物、鞋、枕頭、牀墊、書包和柺杖之外,還有一個腰包,其中裝有6,000港幣現金。

法官問他:爲什麼你有6,000元?大發愣了。這筆錢是他攢了滿久,準備用來租房時交押金的;他當時計劃,儘快租一個有電梯的劏房,不再露宿街頭。聽到法官的問題,他一時難受,不知怎樣解釋。
他只是不由自主地從口袋裡掏出一疊現金給法官看,“你看,我現在身上也有5,000元現金啊!”

被政府踐踏的“順民”的尊嚴

近年香港政府用鐵絲網圍封了本爲街友落腳點的通州街天橋底。(攝影/陳朗熹)
近年香港政府用鐵絲網圍封了本爲街友落腳點的通州街天橋底。(攝影/陳朗熹)

在香港,露宿街頭本身不觸犯任何法律,但港府近年以清潔和打擊犯罪爲名,不斷封鎖無家者的聚居點,在高架橋底鋪上高低不平的鵝卵石,或索性全面圍封,無家者們便隨着執法部門的驅趕而漂流。

位於香港草根社區深水埗的通州街公園,近年成了不少街友的落腳點。公園附近原是一片舊樓、凋零的菜市場和通州街天橋,無家者們就睡在舊樓樓底和寬闊的天橋底,但隨着仕紳化加劇,舊樓變成了高尚住宅,政府又用鐵絲網圍封了天橋底,無家者們愈發無處可去。

來到公園之前,身型瘦削的周雄光已經睡過半個香港。他父母早逝,後來自己沾染了海洛因,親友疏遠,他和表哥馬月榮一直相依爲命。表哥年紀比他大數十天,喚他阿弟,事事爲他出頭,兩人一起露宿街頭30多年。

8年前,熊達富也搬入公園。他發鬚濃密,外號耶穌。他以前同樣是橋底居民,政府封了橋底,他轉去附近的行人天橋,後來行人天橋又被政府清理了,他就去公園。更早些時候,他花錢租劏房,每月4,000多港幣,租一間約2.8坪的小隔間,但付了租金就不夠錢喫飯。


香港通州街公園地圖與熊達富(右)。地圖中心的八角涼亭及周邊即是許多無家者落腳的地方。(攝影/陳朗熹)
香港通州街公園地圖與熊達富(右)。地圖中心的八角涼亭及周邊即是許多無家者落腳的地方。(攝影/陳朗熹)

這些年,耶穌看着大發和許多無家者陸續遷入公園,一些人用海洛因,但不少深水埗老居民早已習慣,漸漸地不同力量在這空間又達到微妙的平衡:幾羣老伯每日固定到公園一角落下棋,無家者就在另外一些角落聚居;白天街友們也常常離開公園,去喫飯、打工或服用美沙冬(注),警察不時進來巡邏,而負責管理公園的政府部門康文署每個星期二、星期六的早上花1、2小時洗地。

(注:美沙冬也稱美沙酮,是一種合法、醫學上安全的止痛藥物;香港衛生署設立美沙酮診所,免費爲吸毒者提供美沙酮,幫助他們戒毒。)

事發當天下午,約70人聚居的公園,只有20多名街友在場。周雄光正準備推着坐輪椅的表哥去找喫的,突然看到大羣防暴警察衝進來,兩兄弟一陣慌亂。他記得警察喊,“你們不收拾,東西就全扔了!”耶穌記得當時大家都驚慌,“防暴警察戴了鋼盔、盾牌,好似打仗一樣,你驚不驚?我們個個老弱傷殘。”大家來不及收拾。

周雄光說,沒多久,警察就拉起警戒線,喊:“你再收拾就連你也抓了。”

12輛垃圾車後來短暫停放在公園一角,但無家者們發現,車內有水,大家的衣物、牀墊都溼透了,數十人的財物混雜一起,每輛垃圾車足有半人高,行動不便的他們更難以一一尋回物品。那一夜香港僅有攝氏10多度,大家直接睡在地上,許多人徹夜無眠。

這些被當作垃圾的,原是無家者的寶貝:有街友阮少碧一直珍藏的去世姊姊的老照片,也有街友陳志榮爲了去朋友婚禮而特意買的兩套西裝,陳志榮記得,那些體面的西裝只穿了3、4次。

事發第二日中午,社工吳衞東接到了無家者劉嘉曦來電投訴,才知道出事了。公園街友中,嘉曦是最年輕的一位,30多歲的他身材壯碩,早年在街頭做推銷員,口才不錯,常常代表基層團體到立法會發言,披露民生困難。

接到電話後,吳衞東兩次去公園探訪,一一詢問無家者遺失了什麼財物,同時聯絡媒體採訪,他一直工作到翌日凌晨,並在12月23日凌晨4點多給管理公園的康文署和警方發去一封電子郵件,查詢警方執法的理據,並詢問如何拿回無家者們的物品──這電子郵件後來將成爲法庭上的關鍵證據。


在深水埗,吳衞東服務基層超過25年,他工作於非政府組織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和無家者打交道多年,街坊有大小事都找人稱「東哥」的他。(攝影/陳朗熹)
在深水埗,吳衞東服務基層超過25年,他工作於非政府組織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和無家者打交道多年,街坊有大小事都找人稱「東哥」的他。(攝影/陳朗熹)

在深水埗,吳衞東服務基層超過25年,他工作於非政府組織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街坊有大小事都找人稱“東哥”的他。和無家者打交道多年,他知道像嘉曦這樣有權利意識者是少數,大多數人都被權力和生活磨成了順民。

“當政府叫他們去做什麼事,他們會認爲是合理的、應該去聽從。他們沒有想到,聽警察的話走開之後,會被扔掉自己的東西;他們沒有想到有人行使公權力的時候,偷走他們的東西。”
吳衞東記得,街友們都很憤怒,第一次見記者時,耶穌直言:“政府踐踏了無家者的尊嚴”。

康文署和警方沒有回答該怎麼取回無家者的財物。2天后他們回信指,所有物品已根據一貫程序棄置了。吳衞東隨後又約見了不同政府部門,得到的回覆是:如果無家者有困難,可以聯絡社會福利署求助。

“我們不是要施捨,隨便給我們幾件衣服就行⋯⋯我們是受害者,(和政府)平起平坐,去社會福利署求助,就變成了求助者。”吳衞東說。2020年6月,他決定和同事一起,協助有意願的無家者起訴政府。

打官司意味着個人資料和故事都曝光在鎂光燈下,不少無家者遲疑了,擔憂曝光經歷會影響家人。但最終,14名街友還是決心參與,其中就有大發、耶穌、周雄光、馬月榮、陳志榮、阮少碧等,衆人提出3,000至12,000港幣不等的申索金額,包括財物損失和精神損失。

在香港,小額錢債申索主要處理75,000港幣以下的財物糾紛,它倡導簡易程序,不設律師代表,提交證據責任歸於原告。這意味着街友們必須自己清晰作供詞,還要懂得盤問被告──代表香港政府一方的律政司。

“爲什麼你有21罐午餐肉?”法庭上,政府態度強硬

吳衞東說,蚍蜉撼樹的過程並沒有許多激動人心的時刻,它常常錯漏百出,並陷入繁複的司法流程。

香港警察不時進入通州街公園調查案件和執行職務。(攝影/陳朗熹)
香港警察不時進入通州街公園調查案件和執行職務。(攝影/陳朗熹)

長年流落街頭,無家者的記憶、精神和表達能力都不如預期,少有人能親手寫下詳盡的口供文件。吳衞東和同事陳仲賢首先模彷警察做筆錄的方法,一一詢問街友們事發經過和遺失的物品,爲大家寫好供詞,但來到庭前複覈,即法官查看控辯雙方證據的環節,問題還是不斷湧現。

“法官反覆說有些文件沒有整理好,有些口供不夠仔細,還有的地方標點符號和格式不對,就這樣一共進行了7次庭前複覈。”吳衞東說。等完成所有的庭前複覈,正式開庭已是2021年11月9日。這時距離案發已將近2年。

開庭的一個月前,馬月榮因腎衰竭去世了,14名街友中有人入獄、有人失聯,最終9人上庭作證。開庭當天,周雄光手捧表哥的黑白遺像來到法庭。

“我想他在天之靈保佑我們,看着我們,想帶他一起見證這件事。”周雄光說,表哥在案發時丟失了牀墊、回鄉證以及數百港幣現金,但他惦記的不是錢,彌留之際馬月榮對他說,“一定要取回公道,要法庭拿公平公正出來,不要捂着良心。”

開庭時,代表政府一方的律政司態度強硬。辯論的焦點首先集中在行動的執行方式,透過警員、康文署職員的供詞,律政司強調幾點:

執法人員行動前給了無家者25分鐘(而不是幾分鐘)去收拾;
無家者沒有表明自己是物主,也沒有表明要拿回物品,所有物品按照程序,放置3天后無人認領,就丟掉了;
行動後執法人員已經“讓現場的無家者通知不在場的無家者”,而且無家者沒有在物品上寫上名字,政府沒有責任去尋找物主。

這些說法和街友們的供詞大相逕庭。而更困難的辯論集中在每個街友到底遺失了哪些財物。

首先作證的嘉曦說,自己遺失了3,000港幣現金和21罐午餐肉。法官問,“爲什麼你有21罐午餐肉?”嘉曦表示,自己是露宿的,有志工派發午餐肉自己就留起來,餓了就開一罐來喫。

律政司又問,3,000港幣現金,是由哪些紙幣組成?嘉曦被問住了,說是500元紙幣;律政司馬上質疑,爲什麼口供文件上寫的是三張1,000元紙幣?

等到大發出場,他供稱自己遺失的6,000港幣放在一個腰包,而腰包放在紅白藍袋中。律政司又指出:口供文件上記錄的失物中,並沒有紅白藍袋。

另一名街友趙金興在庭上表示,自己不見了一件Levi's牛仔衫,律政司再指出:口供文件上寫的是Levi's牛仔褲。

“法官也質疑他們的口供⋯⋯畢竟已經是2年前的事情了,他們也沒有都背熟自己的口供,對方就很容易指出他們的漏洞。”吳衞東回憶,在法庭上,他很擔心大家要輸掉這場官司了。

“遲來的正義”:判決確定無家者勝訴,但⋯⋯


通州街公園近年成爲不少香港無家者的落腳點,他們搭起簡易的帳篷和牀墊生活。(攝影/陳朗熹)
通州街公園近年成爲不少香港無家者的落腳點,他們搭起簡易的帳篷和牀墊生活。(攝影/陳朗熹)

這不是香港無家者第一次面臨突如其來的清場以及財物被丟棄。2012年,食物環境衛生署職員突然來到通州街天橋底清場;2015年,警方和食物環境衛生署等3個部門聯合到油麻地一條行人隧道進行清場。

2次事件後,吳衞東都曾協助受害的無家者起訴政府。當時政府承認自己沒有事先通知無家者,同意庭外和解,賠償無家者一定金額。事件在社會上引發轟動,2012年的事件被改編爲電影《濁水漂流》,但庭外和解也意味着無家者的權益並沒有被法庭確認。

“這次萬一輸了,無家者的權益會不會從此不受重視,政府又證明了他們是對的?以後不用通知就可以丟你的東西?”吳衞東內心充滿壓力。

開庭後,大家又陷入漫長的等待。宣判日排到了2022年3月29日,香港正爆發嚴峻的COVID-19疫情,街友趙金興等不及聽宣判結果,就因疫情而去世了。

出乎吳衞東和街友們的意料,法庭裁決,無家者勝訴了。小額錢債審裁處的審裁官指出,法庭相信無家者們在這次事件中因財物被丟棄而遭受金錢損失,並拒絕採納政府一方的說法,同時指出關鍵在於政府在行動中沒有妥善謹慎地保管無家者的財物。

審裁官指出,行動時許多無家者並不在場,而且部分無家者是老弱傷殘,政府要求他們“自己伸手進入一米深的手推車去尋回個人物品,未免太過強人所難”。同時證據顯示社工吳衞東有在3日之內發電郵查詢如何拿回物品,清楚表達意願,絕非政府所指的無家者沒有表明物主身分。然而,法庭卻認爲無家者不能成功舉證遺失了哪些物品,無法提供單據或相片等證據,法庭只能“象徵式”賠償每名無家者100港幣。

走出法庭,吳衞東和陳仲賢都感到振奮。“終於告贏了,鬆一口氣,拿回了公道,當然是遲來的公義。”吳衞東說。

過了一陣,大家才反應過來:賠償的,是每人100港幣。

“就像給乞丐的”,100港幣的公道

香港草根社區深水埗正經歷快速的仕紳化,通州街公園鄰近地方已經蓋滿高尚住宅,公園正中間的八角涼亭和周邊地方就是不少無家者落腳處。(攝影/陳朗熹)
香港草根社區深水埗正經歷快速的仕紳化,通州街公園鄰近地方已經蓋滿高尚住宅,公園正中間的八角涼亭和周邊地方就是不少無家者落腳處。(攝影/陳朗熹)

這些年香港草根社區深水埗正經歷快速的仕紳化。坐在通州街公園抬頭看,緊鄰公園的土地已成爲不同地產商競技的舞臺,數十層樓高的高尚住宅見縫插針,平地而起,一個兩房一廳的單位租金約每月19,000港幣。而一旁的通州街天橋底,已被鐵絲網圍得嚴實。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爲科學系助理教授陳紹銘研究香港貧窮問題,亦是註冊社工,他指出近年政府的驅趕和清理政策並不能解決無家者的問題,相反,它讓以前四處分散的街友更集中聚居到一些地點,變得更顯眼,更容易引發社區內其他居民的不滿。伴隨着深水埗社區的改變,他預期未來無家者的生存環境將更加惡劣。


根據香港社會福利署,香港無家者人數近年不斷上升,已登記無家者人數從2013~2014年度的746人上升至2020~2021年度的1,580人(注)。陳紹銘同時指出,香港政府至今沒有統一的無家者政策,不同政府部門之間並無協調,儘管社會福利署有資助多家非政府機構進行街友服務,但其他部門繼續執行驅趕和清理的政策。

(注:指有從社會福利署或相關社福機構獲得服務資源的無家者。)

這次上庭之後,大發最深的感受是,街友這個邊緣羣體一直不被社會所理解。他聽着法官和律政司的盤問,生出了這樣的感慨:“法官作爲讀這麼多書的上等人,我們爲什麼會淪落到睡大街,當中他們一個都不理解。”

“到結尾最後都是勝利,我不知是感動了什麼,或者邪不能勝正,應該是要還我們一個公道,”大發說着,但想到100港幣的賠償金額,他又覺得這份公道來得有些侮辱人,生出一陣憤怒。

他認爲,“窮人最終還是鬥不過有錢人的”,這幾年看着公園周邊蓋了一座座新樓,早知此地不宜久留,“花千萬元買這些樓的,哪個人想下樓看到我們這些白粉友?始終都是要趕走的。”

2021年11月,社工吳衞東、陳仲賢和一衆街友在香港法院門外,爲去世的無家者趙金興默哀。(照片提供/吳衞東)
2021年11月,社工吳衞東、陳仲賢和一衆街友在香港法院門外,爲去世的無家者趙金興默哀。(照片提供/吳衞東)

周雄光今年已經69歲,大半輩子忍受貧窮,但對錢,他看得很透。

“(告政府)我不是爲了錢,我是爲了公道,錢有什麼用?有命就有錢。”

他緩緩說,表哥終於可以安息了,但想到賠償是100港幣,他又生氣了,“100元?就像給乞丐的。”

獲裁決後,吳衞東與陳仲賢再次協助街友們就賠償金額進行復核。在等待複覈結果的日子裡,他們和嘉曦等街友們一起去康文署請願,不久後康文署約見吳衞東開會,終於就2019年的行動表示道歉,並承諾以後清理場地時會提前14天告知無家者,倘若收走無家者物品也會拍照記錄、妥善保管並張貼告示通知無家者。

吳衞東覺得,多少算是等來了正式的道歉,但綜觀來看,多年來民間團體、學者和議員所倡導的無家者友善政策,包括借鑑臺北經驗,設置無家者儲物空間、在深水埗設立無家者自助服務中心等,似乎看不到絲毫推進,而數年前積極倡議無家者友善政策的民主派區議員,也已經在政治清算潮下離職。

又過了3個月,2021年7月底,法庭再次傳來裁決,無家者們複覈失敗,裁決維持每人100港幣的賠償金額。8月初,吳衞東收到政府寄給無家者的支票,法庭考慮到距離裁決已有一段日子,在賠償金額上加了1.1港幣利息,每個受害的無家者獲賠101.1港幣。

2022年8月,街友們來到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中心領取101.1港幣的支票,同時爲嘉曦舉辦追思會。(攝影/陳朗熹)
2022年8月,街友們來到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中心領取101.1港幣的支票,同時爲嘉曦舉辦追思會。(攝影/陳朗熹)

然而,嘉曦永遠看不到這張支票。近來他因身體疾病而獲快速分配公屋,但才住上公屋一陣子,8月5日,他被發現一個人在屋內去世,終年39歲。

8月16日,街友們來到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中心,領取支票,同時爲嘉曦舉辦追思會。

在燭光和黑白遺照後,吳衞東問起,大家收到101.1港幣有什麼感受?一直沉默的陳志榮踢了踢腳上有兔子公仔的粉紅色拖鞋,只說了一句,“這拖鞋都要89元。”

粉紅色拖鞋與周志榮(右)。(攝影/陳朗熹)
粉紅色拖鞋與周志榮(右)。(攝影/陳朗熹)

※本報導爲《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臺(RFA)中文部共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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