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報導者時間:“趕走獨裁、你我有責”:海外緬人如何組成橫跨37國的抗爭補給聯盟?- 募款、籌物資、做教案、遊說各國政府 (文字 / 楊智強)

2021.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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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報導者時間:“趕走獨裁、你我有責”:海外緬人如何組成橫跨37國的抗爭補給聯盟?- 募款、籌物資、做教案、遊說各國政府 (文字 / 楊智強) 臺灣聲援緬甸聯盟成員杜可可(Thu Koko),以網絡聯機進行民族團結政府與海外緬甸人的國際在線會議。
(攝影/蔡耀徵)

緬甸軍人發動政變至今已超過半年,對示威民衆的殘酷鎮壓已導致超過1,000人死亡,並有5,700人遭到逮捕。面對軍警的暴力,原本在街頭的抗爭者,進入叢林中受訓準備打游擊;受到戰火波及的百姓,逃入難民營裏躲藏;在城市裏參與不合作運動的人,則因爲罷工的時間拉長,缺乏收入讓他們日常生活出現困難。再加上COVID-19疫情7月又開始擴散,被軍政府壟斷醫療資源的緬甸,出現了病患在路邊死亡的景象。

爲了讓反抗軍政府的抗爭得以持續,爲數超過百萬的海外緬甸人族羣跨越國界的藩籬,在網絡上串聯橫跨37國的聯盟,想方設法把捐款與物資送進緬甸,甚至製作在線課程,避免學生失學。《報導者》採訪了位在韓國、馬來西亞、捷克、臺灣的海外緬人,看他們如何串聯龐大的資源,又如何與反抗軍政府的“民族團結政府”合作,共同訂定長期計劃。

 

臺北市中正區的咖啡廳裏,由在臺緬甸人組成的“臺灣聲援緬甸聯盟”舉辦了一場聲援緬甸抗爭的活動。隨着佛教僧人的帶領,數十個人低着頭、喃喃念出經文,哀悼因反抗軍政府而逝去的生命。牆上投影片映出這半年來,緬甸人民慘烈抗爭的紀錄影像。影片中荷槍實彈的軍警在一陣掃射後,示威者傷口淌出的鮮血,如同現場臺緬人的眼淚,不斷流出。

聲援活動的日子剛好是緬甸“8888民主運動”33週年的紀念日。除了臺灣之外,還有分散在36個國家的海外緬甸社羣,也各自舉辦了援緬的活動。“趕走獨裁、你我有責”、“革命必勝”等口號在在線直播間裏出現,離鄉的他們彼此鼓勵、打氣。

爲數超過百萬的海外緬甸人因不同原因散落在各國:緬甸長時間輸出勞力到他國工作,移工是海外緬甸人的大宗;有人因爲遭到內戰波及,透過國際組織的第三國安置或是偷渡的方式離開家鄉成爲難民;以及早期因爲政治迫害,流亡他國的緬甸政治犯。

在2021年2月1日以將軍敏昂萊(Min Aung Hlaing)爲首的軍隊發動政變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緬甸人在經過數個月的網絡串聯,就與4月中旬在緬甸成立的“民族團結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 NUG)合作,組成了一個橫跨37國的海外緬甸人合作大聯盟,在海外支持反抗運動,不願看到緬甸走上獨裁專制的回頭路。(注:於2020年11月的選舉中當選、本該2月1日上任的緬甸國會議員,在政變爆發後,自行組建了聯邦議會代表委員會(Committee Representing Pyidaungsu Hluttaw, CRPH),作爲代表人民的議會。他們自行廢除了現由軍方撰寫的《2008憲法》,並於4月中成立民族團結政府(NUG),主張自己纔是合法代表緬甸的政府,廢除軍方主導的憲法,並公佈過渡期的民主憲章,成爲跟軍政府相抗衡的平行政府。)

大聯盟成員橫跨亞洲、歐洲跟美洲,但以東亞國家的緬甸人社羣爲主。其中,光是前往馬來西亞合法和非法打工的緬甸人,就超過了50萬人。來到馬來西亞工作的緬人多數從事藍領階級的工作,在工廠、工地、餐廳或是出租車行,總聚集着緬甸人社羣。

 

“不能讓軍人偷走國家,我要爲我兒子的未來奮戰”

《報導者》在線越洋採訪現年44歲、在馬來西亞工作了25年的澤耶(Zeyer),他說,政變發生的幾天他相當難熬,跟他一起在電子工廠上班的35位緬甸移工中,有些人工作到一半會暗自啜泣,大家都無心作業、魂不守舍。

澤耶跟同事們難過了數天後,從新聞中得知國內民衆奮勇抵抗,並且發起全國性的公民不服從運動(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 CDM)與罷工,讓他們決心找出方法,從海外爲國內的抗爭添上一份力。

16年前澤耶跟同樣去馬來西亞工作的同鄉女子結婚,育有一子;對方跟兒子5年前回到緬甸之後跟澤耶離婚。目前11歲的兒子跟澤耶的母親住在一起。澤耶原本打算在近期回到緬甸做生意,跟兒子還有母親一起生活,就近看着兒子在緬甸成長、受教育。政變打亂了他的計劃。

雖然澤耶一度萬念俱灰,但他很快轉念:“不能讓軍人偷走我們的國家,我要在這裏(馬來西亞)爲我兒子的未來奮戰。”

澤耶找上了在國際組織擔任翻譯的緬甸同胞札德(Zed),還有幾位熱切想要幫助國內抗爭的緬甸人一起討論。50歲的札德在2009年因參加緬甸民主運動,遭軍政府通緝而踏上流亡之路。曾在泰國參加海外反抗組織的札德英文流利,認識不少緬甸民主派的人士,對於如何從海外進行抗爭有不少經驗。

札德跟澤耶加入了在2月13日草創的“我們愛母國”(We Love Motherland)的組織,在吉隆坡發起募款救緬甸的活動,把募得的款項送入國內,資助參與公民不服從運動的組織。

 

從募款組織到溝通平臺,期望對馬國政府有遊說力

爲了得到捐款者的信任,他們把握的原則是讓捐款流向透明。現年30歲,負責募款的辛妮(Shinny)說,她常常要一家一家的工廠、餐廳到處跑,當面跟緬甸移工說明他們捐款的用途。她會請在緬甸收到資助的組織手寫收據拍照回傳,讓捐出的款項總額與收款單位收到的總數兩邊可以相符,儘量讓募得的款項與流向透明。

 

現年30歲,負責募款的辛妮(Shinny)說,爲了讓捐款者相信組織將款項用在需要的人身上,讓捐款流向透明相當重要。(圖片提供/Shinny)
現年30歲,負責募款的辛妮(Shinny)說,爲了讓捐款者相信組織將款項用在需要的人身上,讓捐款流向透明相當重要。(圖片提供/Shinny)

 緬甸人在大馬打工的收入落在2,000令吉到3,000令吉左右,辛妮說,平均每個人的捐款大概是300令吉。“我們愛母國”一個月最多可以募到3萬令吉,這些捐款在跟民族團結政府討論後,會送到緬甸各地參與公民不服從活動的教師、醫生、公務人員等團體手中,也會送到位於緬甸叢林中的難民營裏。

經過一、兩個月後,他們發現全馬來西亞有超過20個類似的募款組織。札德跟其他散佈在大馬的海外緬甸人聯絡協調之後,在4月組成了另一個橫跨全馬來西亞的“緬甸在馬來西亞聯盟”(Myanmar Alliance in Malaysia, MAM),札德出任第二副主席。

札德說,他們原本期望此聯盟可以扮演統整各組織金流,統一把捐款交給民族團結政府,由官方分配資金的使用;但因爲整合與組織聯繫上的困難,這個目標並沒有完全實現。

但是“緬甸在馬來西亞聯盟”仍然提供了大馬的緬人組織交流與溝通的平臺,在重大事件時發揮凝聚力量,“也可以說服大馬政府做出對民族團結政府有利的政策,”札德說。

 

“以前我每天都在想怎麼賺錢,現在我每天都在想該怎麼幫助抗爭”

東亞各國的海外緬人組織人數、背景不同,也有不同的運作方式。跟馬來西亞超過50萬緬甸人相比,韓國約有2萬名緬甸移工;相較緬人散在大馬各地,韓國的緬甸移工則是由人力中介統一引進,活動的聚落集中在幾個工業城市。距離首爾大約一個小時車程的平澤市(평택시),就是其中之一。

34歲的苗津(Myo Zin)在韓國的汽車零件工廠工作了7年,除了周間在工廠工作之外,他在平澤火車站附近還開了一間緬甸商店,專門販賣一些日用品給緬甸移工。在政變爆發以前,苗津就是當地移工協會的主席,專門幫忙緬甸移工跟韓國老闆談判,他解決問題的手腕靈活,人脈廣闊。

在政變爆發後,這位原本八面玲瓏的生意人成爲了平澤市緬甸移工的領袖。苗津說,以前他在工廠每天工作10小時,週末會到商店開店工作,其他的時間就是幫移工處理事情;但現在他的商店幾乎不會開張,除了到工廠上班的時間之外,他其餘的時間都在開在線會議,或是跟同伴一起上街發傳單、呼口號宣傳緬甸的抗爭。

“以前我每天都在想怎麼賺錢,現在我每天都在想該怎麼幫助國內的抗爭,”苗津說。

在平澤市工作的緬甸移工年紀大部分在20歲到30歲之間,很多人都很想回去拿槍跟軍人拼命。但身爲領袖的苗津會說服他們留在韓國工作,把在韓國賺到相對較高的收入捐回緬甸給抗爭者。

他認爲,持久抗爭雖然需要人力,但更需要源源不絕的補給。

苗津以身作則,捐出每月薪資的5成,並誓言要持續捐款到成功推翻軍事政權爲止。光是在他爲首的組織裏,就有超過百人捐出每個月2成到5成不等的薪資。甚至還有兩個人把每個月賺到230萬韓元的底薪百分百全部捐出,只留下加班費當作零用錢。

因爲韓國緬甸移工大多數都住在宿舍裏,工廠也會供應正餐,緬甸移工也會互相幫忙、接濟,即便捐了大筆金額,生活也不至於出現問題。

 

她接下NUG任務,在線串聯37國合作大聯盟

到韓國已有20年的瑞莫(Shwe Moe),週末會到韓國各大城市街頭,與在韓緬人夥伴一起,向民衆講解緬甸正在發生的壓迫與抗爭。在網絡上,她也促成了37國的海外緬人蔘加在線會議、組成聯盟。(圖片提供/Shwe Moe)
到韓國已有20年的瑞莫(Shwe Moe),週末會到韓國各大城市街頭,與在韓緬人夥伴一起,向民衆講解緬甸正在發生的壓迫與抗爭。在網絡上,她也促成了37國的海外緬人蔘加在線會議、組成聯盟。(圖片提供/Shwe Moe)

散落在韓國各地的緬甸人組織並沒有像馬來西亞的緬甸社羣一樣,組成全國大聯盟,但首爾、釜山、大邱跟平澤市等地的緬甸人也在網絡上找到彼此,定期開會討論。

現年40歲的瑞莫(Shwe Moe)是把韓國各地緬甸人組織串聯在一起的角色之一。來韓國已有20年的瑞莫是一位英文家教老師,學生多數爲小學生。目前每週她上4天班,讓自己有較多的時間可以處理緬甸社羣的合作與溝通。

現居京畿道的瑞莫,周間時會透過網絡跟在韓的同胞聯繫,在週末則乘車到各地參加緬甸移工舉辦的援緬活動。瑞莫也在3月組織了一個“在韓緬甸人請願團”,到首爾的政府大樓請願,因緬甸發生政變,請求韓國政府延長在韓緬人的簽證效期。

對於在韓國的緬甸移工來說,瑞莫就像是一位充滿精力的大姊,她團結了韓國的緬甸人,也積極地跟在東亞的海外緬人組織接洽。因爲瑞莫的活躍,讓民族團結政府在5月初找上她,並且開始交派任務給瑞莫。

瑞莫會依照民族團結政府所給予的任務性質,邀請不同國家的海外緬人蔘加在線會議。從5月開始,因爲需要討論的議題與待完成的任務不斷增加,受邀參加在線會議的成員也愈來與多,到7月底左右,已經有來自37個國家的海外緬甸人加入了這個合作大聯盟。

因爲每一次會議中討論的議題與任務性質不同,參與的成員也不一樣,讓瑞莫每天都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坐在計算機前。再加上與會代表常常多達數十人,光是讓大家自我介紹就要花上很長的時間。

“有的時候從晚上開會開到白天都有可能,”瑞莫說,幸好會議是以亞洲時間爲主,她白天上班的時間比較不會受到影響。

這些跨國的在線會議除了討論各組織募得的款項該如何使用之外,也會提出教育、軍事、醫療等不同的任務。

 

跨國團隊設計教案、籌醫療物資,試圖擾亂軍政府控制

透過在線組成、橫跨37國的大聯盟,海外緬甸人以籌款、募物資等不同的方式,將物資輸入國內,讓抗爭得以持續。(攝影/蔡耀徵)
透過在線組成、橫跨37國的大聯盟,海外緬甸人以籌款、募物資等不同的方式,將物資輸入國內,讓抗爭得以持續。(攝影/蔡耀徵)

瑞莫指出,海外緬甸人聯盟從各國成員中組織了一個由老師、教授、工程師等專業組成的團隊,設計了從小學到大學程度的教學教材,讓在緬甸受到戰火波及、無法上課的學生,可以透過在線教學的方式持續就學。

爲了讓這個計劃可以在緬甸執行,在緬甸國內進行公民不服從運動的教師,在鄉鎮間找到失學的學生後,帶學生到有網絡的地點進行課程,也有的老師預防軍方斷網,提早將教材下載。瑞莫說,這樣老師們在緬甸的公民不服從運動就不會失敗,學生的課程也可以持續,軍方沒有辦法控制緬甸的教育制度與資源。

各國緬甸社羣連手合作,除了爲持久戰制定計劃外,也在疫情期間解決緬甸當下的緊急狀況。

面對7月竄起的COVID-19疫情,全緬甸只剩下不到半數的醫院在運作,而大部分的醫療物資與氧氣瓶被軍方寡佔。因此,人在韓國的瑞莫跟與臺灣的緬甸族羣合作,連手將中國製的呼吸器、臺灣制的醫療器材與健康食品運入緬甸。“軍方在海關就扣留了一大部分,但至少仍有一些物資可以送進去,”瑞莫說。

除了凝聚海外緬甸人的力量,他們也在海外爭取國際的支持。

5月24日受到捷克政府正式承認爲緬甸民族團結政府駐捷克代表的林丹(Linn Thant),在接受《報導者》越洋採訪時說,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負責跟東歐及亞洲國家的政府官員、民意代表還有國際組織的成員見面。他也會將緬甸軍方正在做的暴行與證據讓這些決策者知道,並且進一步說服他們做出有利於民族團結政府的決定。

除了類似林丹這樣的民族團結政府代表試圖影響各國政要之外,許多海外緬甸人的Facebook的頭像在近期也換上“承認民族團結政府、拒絕軍政府”(Accept NUG, Reject military)的圖案,呼籲各國政府不要承認軍政府代表緬甸的合法性。

 

“我的工作,其實跟臺灣官員說服他國承認臺灣很相似”

由在臺緬人組成的「臺灣聲援緬甸聯盟」,在2021年8月8日舉辦了「8888民主運動」33週年的紀念活動。活動中,主辦單位播放現任「民族團結政府」臨時總統拉希拉(Duwa Lashi La)的錄像,他呼籲海外緬甸人要團結,齊心幫助國內的抗爭運動。(攝影/楊子磊)
由在臺緬人組成的「臺灣聲援緬甸聯盟」,在2021年8月8日舉辦了「8888民主運動」33週年的紀念活動。活動中,主辦單位播放現任「民族團結政府」臨時總統拉希拉(Duwa Lashi La)的錄像,他呼籲海外緬甸人要團結,齊心幫助國內的抗爭運動。(攝影/楊子磊)

 “最重要是讓他們承認民族團結政府是代表緬甸的合法政府,”林丹說,他在做的事其實跟臺灣政府官員在國際上拉攏朋友、拒絕中國獨裁政權的工作相當類似。

身爲8888民主運動領袖之一的林丹在1990年被軍政府逮捕後,被判了20年徒刑。20年的牢獄時間裏,其中9年是被關在沒有窗戶的牢房裏。獄中無止境的刑求,敲掉林丹所有的牙齒。出獄後不久又被軍政府盯上,讓他開始流亡。2011年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邀請林丹到捷克政府,分享他對抗獨裁的經驗,讓林丹拿到了捷克發出的無國籍者旅行證,也讓林丹從2014年到捷克居留至今。

因爲林丹跟捷克政治人物長期友好的關係,成功地發揮影響力,讓捷克政府成爲世界第一個承認民族團結政府派駐代表的國家。

不時會接受國際媒體採訪的林丹說,自己的電子信箱是公開信息,他在政變後的這段時間,曾收到一些來源不明的死亡威脅。就在林丹接受《報導者》採訪過後沒幾天,美國檢調單位在8月5日發表聲明,逮捕了兩位緬甸籍人士,並指稱他們策劃暗殺反對軍方的緬甸駐聯合國大使覺莫敦(Kyaw Moe Tun)。(注:緬甸政變後,緬甸駐聯合國大使覺莫敦(Kyaw Moe Tun)在位於紐約的聯合國大會上,公然與軍政府劃清界線,並呼籲各國幫助緬甸人民推翻軍政府。軍政府隨即以覺莫敦不服從國家命令和指示等理由將他解職,派常駐副代表丁貌奈(Tin Maung Naing)擔任臨時代辦,但聯合國目前仍承認覺莫敦的身分。)

緬甸軍政府獵殺民族團結政府代表的黑手,已經從緬甸國內延伸到海外。

林丹說他不會因軍方的威脅而妥協,他在緬甸的家人們也早已離開原本的住所,暫避在幾處不爲人知的地點,避免遭到軍方狹持。

20年的牢獄生涯中,冥想是林丹消化壓力的方法。林丹的生命經驗讓他擁有堅定的信念來面對獨裁政權,但對許多第一次參與國家級動盪的海外緬甸人來說,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壓力,常常無所適從。

 

公開反對軍政府的風險如影隨形,他們爲何願意承擔?

現年27歲的潘(Pan)是克欽族人,她在大學畢業後加入了克欽邦的人道救援組織,後來到仰光工作認識了韓國籍的丈夫,兩個人在3年前回到丈夫的家鄉釜山定居。潘每天除了要參加韓國政府爲新住民舉辦的韓文課程,其他時間她都在家裏陪伴2歲半的兒子。

 

現年27歲的潘(Pan)是克欽族人,身爲擁有40萬粉絲的她,有時因爲緬族與克欽族之間的紛爭,讓她承受相當大的壓力。但她想要扮演促成兩邊溝通、合作的橋樑,並且進一步讓克欽族的自治地位,在未來更加鞏固。(圖片提供/Pan)
現年27歲的潘(Pan)是克欽族人,身爲擁有40萬粉絲的她,有時因爲緬族與克欽族之間的紛爭,讓她承受相當大的壓力。但她想要扮演促成兩邊溝通、合作的橋樑,並且進一步讓克欽族的自治地位,在未來更加鞏固。(圖片提供/Pan)

在政變發生前,她在Facebook專頁分享她與兒子的互動的小故事跟點滴,相當受到網友歡迎,有超過40萬的粉絲追蹤她的專頁。政變發生之後,她自發性擔任起號召募款的KOL。"我感覺我的肩上有很大的責任,我必須要鼓勵大家,"潘說,她現在每天都要花很長的時間在計算機前翻譯新聞、對緬甸的抗爭發言,以及溝通募款事宜。

但是在克欽族人道救援組織工作的經驗,讓她忘不了克欽族長年跟政府內戰所導致的悲劇。“雖然我支持緬甸反對軍政府,但我沒有很喜歡全民盟,”潘說,有時候她質疑全民盟的發言會讓她受到抨擊,相反的,她呼籲克欽族幫助緬甸人時,也會被克欽族同胞奚落。

“我被這個政變弄得很累,心已經碎成一片片的了,”潘說,她現在會盡量不去讀網民的留言,使用Facebook的時間也儘量縮短。但是緬甸內部每天發生的慘劇以及一次又一次長時間在線會議,讓她難以負荷。

海外緬甸人雖然人不在戰火紛飛的緬甸,但在海外參與反對運動,除了身心的壓力,對他們仍在緬的親友也是不小的風險。

一位不願具名的海外緬甸人表示,他不希望家人擔心、所以選擇不讓親人知道自己在海外從事反抗運動;但他又害怕哪一天自己的身分被發現,家人會被軍方找上門。每次因爲網絡通訊暫時中斷而跟家人失去聯絡時,都讓他心急如焚。

在韓國的瑞莫因爲是韓國媒體時常採訪的對象,她在緬甸的家人早已離開住所,避居在親戚家中。而有軍人家庭背景的澤耶,家人則是在他加入“我們愛母國”後就跟他斷絕關係,不再聯絡。澤耶說爲了國家跟兒子的未來,他願意承擔這樣的後果。

2月的軍事政變改變了所有國內與海外緬甸人的人生計劃,並且一度讓他們心灰喪志。但曾經歷過軍事統治的緬甸人不希望再回到高壓的生活裏,沒有經歷過專制政權的年輕人,也不會想要失去已習慣的自由。

在瑞莫跟潘等人的Facebook上,留有幾張在在線會議之後,與會的海外緬甸人舉起象徵反對暴政的三指手勢的相片。多數的受訪者都說,他們曉得這樣做可能會引來軍政府的恐嚇,但公開表態是可以激勵更多緬甸人奮起反抗的方法之一。

遭到軍政府迫害的憂慮一直存在,但是他們更害怕自己的國家,就此失去未來。

※本報導爲《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臺(RFA)中文部共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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