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報導者時間：帶上83歲老媽媽，三姊妹六孩子移民英國── 一個香港家族的遷徙故事 （文字 /唐戀光）

（本圖爲示意，非文中當事人。）

2020年夏天起，香港湧現30多年未見的移民潮，至今未見停歇。據香港統計處數據指，2021年中同比去年，香港淨遷移人口數字爲89,200人。香港大學長期研究人口問題的教授葉兆輝對媒體表示，由於移民需要時間準備，預計今年底至明年才達移民潮高峯。芸芸遷徙人潮中，老媽媽程小鳳這一家，承載了香港戰後6、70年來的奮鬥、希望和心碎。面對兩年多的政治動盪，他們一同經歷大時代，一同思索個人和家庭的未來，最終在逾80高齡之際，老媽媽決定，道別香港。然而，離開也不是唯一的答案，大家族中，還有人選擇留下。從自由驟然邁入威權，香港的每個個體、每個家庭都必須尋索自己的答案。

又是一個週五晚上，大家庭聚會的日子。老媽媽一個人操持了八菜一湯，老火湯青紅蘿蔔煲豬骨、清蒸海魚、手撕雞、螞蟻上樹、煎蛋角⋯⋯最後一數筷子，8雙，齊了。

「好凋零，好凋零了，」一直隨媽媽住的二女兒唸叨着。六女兒接話，「爸媽都是從大陸來的，在香港親戚不多，但我們大家庭就很close，什麼都聊，不會說政治就不能碰，社會事件也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老媽媽生了6個女兒，眼下8個孫子、1個曾孫，大家庭四代同堂。從前每週五的晚上，幾乎都是20人一起喫飯，大人圍大桌，小孩另設一桌，約14坪的老房子擠得人聲鼎沸。

2019年改變了一切。回想起一起經歷的反修例運動點滴，不少家庭成員都先深吸一口氣。現在，大家很少細說兩年前了，在他們心中，創傷仍在，而改變的希望幾乎徹底破滅。去年秋天，二女兒、三女兒和六女兒都萌生離港的念頭，隨着BNO護照的「5+1」政策移民英國。還是在這張聚會的大圓桌上，大家問老人家意見：妳想走還是不走？

83歲的老媽媽腰板挺得直直，一頭銀絲梳得齊順。「你們想我給什麼答案呢？」她鬼馬地故弄玄虛。女兒們心裏掙扎，既想和丈夫、孩子一起走，又不捨得年邁的母親，長年照顧媽媽的二女兒更是輾轉。老人家乾脆一句，「好啦，我也一起走！」大家激動得鼓起掌來。

老媽媽程小鳳，生於中國廣東的農村，3歲喪母，8歲喪父，13歲開始一人在香港打拼。她說，自己和丈夫年輕時捱得辛苦，看着貧瘠艱困的香港一步步發展成「世界的中心」，現在「一切都反過來了」。她每日盯着新聞，每晚戴着耳機聽劉細良、蕭若元等時事網臺，看着媒體倒閉，人們被捕，組織解散，教育界「日日都在變」，就想起了家鄉1950年代的樣子。

「我覺得2021年，共產黨正式解放香港。逐步逐步在走了，就好像我們當年在鄉下的時候，」程小鳳說着，「最初我是看着共產黨入城的，最初真的很好，他們很守規矩的，但1951年（邊境）一封鎖，就不同了，那一招叫關門打狗。」

一、流落香港，白手起家

程小鳳落地香港，純粹是動盪時局下的一個偶然。

她和數個哥哥姊姊原本生活在廣東農村，父母已病逝，大家喫了上頓沒下頓。1951年春節，聽說香港有一座好玩的虎豹別墅，是富商胡文虎建造的主題公園，姊姊說帶程小鳳去看世面。

兩人才剛剛到香港4天，報紙新聞就來了──邊境封鎖，香港的人不能回去，大陸的人不能出來。

深港邊境此前維持着自由狀態。兩地人常常通過羅湖橋、深圳河的淺窄處往來，關口的概念非常模糊。1949年10月，共產黨一路南下擊敗國民黨，倫敦起初高度緊張，但行軍打到深圳河就停了。隨後兩年，儘管根據中英協議，兩地人不能自由來往，但兩地農民都不怎麼理會，邊防人員也很鬆懈。直到1951年2月15日，廣東省政府正式發令，深港邊境即日「封鎖河口」，越過防線者就是「叛國投敵」。

一夜流落香港，姊姊着急回鄉，程小鳳卻很淡定。對於急遽變化的政權、邊界和意識形態，她還沒什麼見識，但她思忖，回家也是捱苦啊，不如留在香港打工。

她開始在香港島做家傭，從10港元一個月，慢慢做到90港元一個月，在洋人家打工時學會了幾句英文，又認識了跟師傅打工的小夥子張添聲。張添聲同樣來自廣東農村，13歲時，做村長的爸爸病逝了，在封鎖之前，他一個人到香港做學徒。

「中意他正直、忠直咯。大家都是很窮的，打份工，所以結婚了之後，大家捱得很辛苦，」程小鳳回憶着，雖然艱苦，但香港機會多，多勞多得，命運似乎能自主把握。

在店鋪，張添聲每天從早上9點忙到晚上10點。得知他生了大女兒後，老闆馬上給他加工資，每月加60港元，他高興地跟老婆說，「我們女兒是鋪頭養的。」後來，有朋友看到這個小夥子如此勤奮，說不如 投入本金給你開店。

1965年，夫婦倆在港島沿街租了一個前鋪後居，做起小生意了。

60年代，家與城一同茁壯

在深圳河的另一頭，生活完全是另一副模樣。邊境封鎖後幾年，終於開放了探親，程小鳳多次回鄉看家人，大家跟她說，家對面的小學，「老師很慘，被批鬥、戴帽子」。行計劃經濟、搞大躍進運動後，中國大陸在1959～1961年爆發了大饑荒，伴隨着「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百姓不堪重負，一批批冒着生命危險，從深圳河游水偷渡，有的不幸死在解放軍槍下，有的最終爬上了香港河岸。

「後來那班搏命游水下來的人，更加犀利，他們在大陸已經磨到半死的⋯⋯」程小鳳說。對香港而言，大批難民給這個城市帶來了紮實勤奮的勞動力，從上海逃來的民營企業家又帶來資金、技術，大家在自由貿易和市場競爭中各謀生機。

二女兒美雅恰好出生在1960年代中，從當時開始，香港的人口、GDP均快速增長，一躍實現經濟騰飛。「他們總是說我腳頭好，從我出生開始，家運就一直好，」美雅笑着說，小店鋪的生意從零售擴展到行貨，女兒逐個出生，下課了就去店鋪幫忙，四、五年級就開始跟車搬運。

很長一段時間，一家八口一起擠住在店鋪後方的屋子裏。直到1980年代中，有人介紹說，在鋪頭附近有一幢唐樓，當中有一個兩室一廳的房子，賣27萬港元。夫婦倆咬咬牙，拿出幾乎全部積蓄，50歲的程小鳳，終於買到了屬於自己的房子。

眼見迴歸：「共產黨你都信？他們不會變的」

大國夾縫中的香港，當時對自身前途暗湧不安。中英談判已經結束，敲定了這個自由港迴歸中共政權的命運，但一國兩制的安排釋放了一些希望，雛形剛起的民主派積極爭取民主制度的落實，中產人家則紛紛考慮移民或轉移資產。

程小鳳記得，那幾年，新聞、電視劇都在訴說大家的恐懼，但移民，對她來說太遙遠。大女兒纔剛剛出嫁，二女兒大專畢業，但最小的孩子才只有幾歲，拼搏和搵食還是這個大家庭的核心。

儘管對於迴歸，美雅記得，爸爸是擔心的。1997年6月30日深夜，載着解放軍的軍車在滂沱大雨中從深圳駛進香港，爸爸看着電視直播，「一直罵」。

美雅說，自己當時非常不解。小時候，她曾經跟爸爸回鄉下，把乾鍋巴、冰糖、布匹揹回去，小孩們穿得像個糉子，衣服一層又一層，到了鄉下就脫下來送給鄉親。她覺得自己對大陸有一種「憐憫」，「覺得香港可能可以contribute他們，讓大陸更進步，可能經濟方面更好，政治上也可以開明一些。」

「50年不變，中國也會變得更好，變得像香港一樣，不好嗎？」她這麼問。她記得爸爸拋下一句：「共產黨你都信？他們不會變的，妳真系傻女！」

二、扭轉餘生的2019年

無論如何，迴歸後的十多年裏，對於程小鳳這樣的殷實人家，表面風平浪靜。

美雅曾經去外國讀書，1990年代初回到香港，「當時一地都是工，招聘廣告上個個都直接標明工資的。」她進了企業做管理，職業發展順利。美雅和媽媽住一起，妹妹們一個個出嫁，週末就帶妹夫、小孩回來玩，大夥兒一起喫飯、打球、逛街。

大家庭也曾經遭遇變故。家道安穩之後，長年勞累的張添聲病逝了。多年之後，五女兒不幸病逝，留下年幼的一兒一女。像年輕時獨自謀生一樣，程小鳳沉着地挺過挫折。她承擔起照顧病逝女兒的小孩的責任，外婆家也漸漸成了家族大本營。由於靠近港島的港鐵站，交通便利，平日大人有事，就過來放下孩子給母親照看，孫子們長大了，補習後也自己去外婆家玩。

在熟悉的港島小區，生活終於織成了一張安穩的網。大家從來沒料到，香港將硝煙四起，母親家附近也爆發激烈衝突。2019年，這個家族大本營又有了另一層意義。

一大家子裏，有運動的各種路線

六女兒泳欣記憶很深，當時每到週五，心情就緊張起來，留意週末有什麼活動，晚上的聚會也成了新聞時事、社運路線的討論大會。「週末放下小孩在婆婆屋企，就出去，」幾個姊妹中，長姊立場相對保守，另外幾個姊妹、妹夫都親近民主派、支持運動，大家去遊行、集會、義載，「做和理非可以做的事」。

一次義載回來，已是深夜，泳欣的兩個小孩都在外婆家睡着了，她這時纔想起明天是9月1日，孩子開學日。「以前開學日會非常緊張，那時真的完全忘了，」夫婦兩人連忙漏夜回家把書包、校服一一運到外婆家。

遊行之後，大家又在外婆家一起看直播。在離家不遠的港島主幹道，警察用催淚彈、防暴槍擊退示威者，人們節節後退，一路逃到他們家樓下。「樓下好多人啊！」在窗邊留意形勢的老媽媽大喊，女兒們早已跑下樓。美雅說，大家都想幫忙疏散，「這一帶容易迷路，我們最熟悉這裏，不想看到年輕人被捕。」

家中孫輩們也有直接走上前線的，大人們感覺矛盾又擔憂。泳欣說，大家都支持民主運動，但討論起具體手法，也會爭吵，「覺得還是有責任對他們說，原則一定是不要傷害人，不要破壞東西。」

一直留在家中看直播的程小鳳，最擔心自己親手帶大的孫子會遭遇什麼危險，在她認知中，香港警察徹底變了。自十幾歲來港之後，她對香港警察印象還不錯，「以前的差人，在你家門口行過都不能入你屋企的，要有搜查令⋯⋯現在不是的，鐘意拉就拉，打就打，以前差人打人是要拉入差館、套住你的頭先打，現在不是的，差人拖到那些人面都爛了，跪在他們身上，睇到好傷心、好辛苦。」

看直播的時候，她常常哭，想到自己的孫兒，想到許多年輕的示威者，她覺得香港「好淒涼」。

踟躕在離與留之間

將近兩年後，泳欣回想起運動的街頭，眼眶紅了。「很多聲音都還經常在腦中的，街頭（示威者拿着鐵欄杆）敲地的當當聲，831那晚地鐵站的廣播聲，」她至今不敢看關於那場運動的任何紀錄片。儘管已經決定和家人一起移民，但每次一說到要離開，就忍不住哭。

「最不捨得很多年輕人⋯⋯我知道有人會罵我，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但我真的好希望無論走的還是不走的人，都好。」
作爲全職媽媽，泳欣一向關心香港時事，和姊姊美雅一樣，她一度對未來充滿希望。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人們投入史無前例的和平佔領運動，以爭取普選，泳欣去金鐘現場送物資。「即使後來結束了，但還是覺得有希望的，那時候覺得，原來香港年青一代都幾好嘢！（原來香港年輕一代都挺厲害的！）」即便到了2020年年初，街頭運動停歇，她也沒有走的念頭。

希望開始冷卻，是2020年6月30日深夜香港《國安法》出臺之後，敏感的丈夫很快開設了外國戶口，不過，泳欣還是常常和丈夫辯論。

「香港還是有法治、有程序的，在位的人，多少還是有底線的，」泳欣這麼說，但丈夫總覺得，「有些東西是會慢慢荒廢的。」後來，看着愈來愈多人被捕，壹傳媒集團被搜查、還沒審判資金就被凍結、《蘋果日報》轟然關閉，她不再這麼說了。

如果抓着抓着抓到我

自迴歸震盪期後久久未見的移民潮，在香港爆發了。伴隨着英國、澳洲、加拿大等西方國家對香港開啓不同計劃的快速簽證、定居或入籍方案，示威者、民主派政治人物和大量普通家庭紛紛離港。對於不少年輕家庭而言，孩子教育是首當其衝的移民原因。

在COVID-19疫情之中，泳欣天天陪着讀小學的孩子Zoom上課，去年9月新學期開始後，她很快留意到兒子所在的政府小學的課程轉變。「老師在課堂上經常用《中央電視臺》的片段，看警方公佈的影片，我覺得教育應該全方位，圍繞『德智體羣美』，但現在校內活動，例如作文比賽，全部圍繞《國安法》、《憲法》，」後來恢復面授，小孩放假回來常常說，今天又沒有午休時間了，「要聽林鄭月娥講話」。

不過，泳欣覺得，小孩只是一個因素，最終決定離開，關鍵的是，「自己的心不安定、頂不順了」。自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看着前民主黨議員許智峯離港後銀行賬戶遭凍結、立法會民主派初選47人統統被香港《國安法》起訴後，她和丈夫決定，「快點走」。

「現在這樣抓人，會不會抓着抓着，就抓到我，雖然自己好似只是普通人，但最後會不會變成前面的那一層？」她說，留在這裏，心裏總是不安穩，此刻，土生土長的香港不知怎麼反而好像變成了「自己的一個困境」。

三、「大家可以一起走嗎？」

面對離留抉擇，親密的大家庭有太多的考慮和牽絆。與泳欣想法相近，美雅和三妹一家都想要離開香港。

五妹留下來的兩個孩子，是快要升大學的哥哥和中學的妹妹。聽說家人考慮移民，妹妹主動問，能否帶她去英國讀書。「哥哥原本說他不想走，我明白，很多年輕人都有這樣的想法，要守在香港，」美雅說，她不勉強。過了一段日子，哥哥說，他也想一起走。

五妹夫是不捨得的。「他們一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他不打算走，或許在香港教會還有事情想做。」進退如何選擇？大家最終開了一個家庭會議，兩個少年自己跟爸爸表達意願，大家一一分析可行性，五妹夫點頭同意了。

每日看着形勢變化，程小鳳「叫後生的快走」，但她自己，還是不走了。美雅很矛盾，自己留在香港，心情每日都很糟糕，但自己也移民的話，誰陪伴媽媽？長姊有自己的大家庭，何況她年紀也不小了，另一個妹妹，雖然還沒決定，但也在考慮離開。

「我走行得通嗎？媽媽也走行得通嗎？大家可以一起走嗎？」她每天都思來想去。

移民潮下，每個世代的不同苦惱

移民潮急遽翻騰，許多香港家庭都經受着與美雅相似的苦惱。和她年紀相仿的朋友，有的老公想走、老婆不想走，有的自己想走、但擔心父母無人照料。有新聞已報導，一些老人因爲子女移民而情緒不穩，尋求社福機構援助，還有機構順應移民潮，推出「代照顧」服務，例如陪老人看醫生並定期回報給外國子女。

抉擇之前，女兒們想先好好了解老人的心思，大家派出和媽媽最聊得來的六妹去打聽。

去年秋天，一個陽光普照的下午，泳欣約媽媽去走走。從家出發，去了灣仔海濱。程小鳳覺得，香港變了真多呀，從前年輕時，自己站着的地方還沒有填海呢，那時的大海更寬廣，年輕的張添聲很喜歡到海邊看大輪船，「現在的港口窄到好似一條河。」

母女倆走走歇歇，一路散步到西環泳棚，泳欣說，女兒們擔心自己移民了，沒有人照顧她，而且平日和她最聊得來的女兒、她親手帶大的幾個孫子都要走了，大家終日彼此牽掛。

「我怕拖累你們，」程小鳳緩緩說出。

「原來媽媽是這樣想的，」泳欣當時才真正理解。她告訴媽媽，其實自己很想有機會照顧她，「妳看，我們以後也會變老的，照顧妳的時候，我們就學會了以後怎麼照顧自己啊。」兩人走走聊聊，到家時已經天黑了，她不想勉強媽媽，「妳慢慢消化下，看看之後有什麼想法。」

考慮了兩星期，程小鳳就拿定主意，跟女兒們一起走。「我在香港的話，我又掛住後生，後生又掛住我，大家都不好，」程小鳳思忖，倘若和二女兒留在香港，其他經常聚會的親人都移民了，兩個人對久了也生煩，愈活愈孤躁。

她又想到了未來數年，自己腿腳或許不如現在麻利了。「你撐不到，都是困在家裏的，你過去那邊，困在那邊，前面都有一片草地給你看一下啦，」她心裏這樣分析，「想到這一層，我什麼都不驚。」

四、「他生前跟着我，死後也是跟着我的」

家人們都知道，程小鳳一旦拿定主意，就絕不朝三暮四的。

一大家子都要走，美雅拿出了做項目管理的本領，開了一個Excel表格列清所有事項：幫五妹的兩個孩子找英國學校、安排簽證和飛機，研究如何開外國戶口，香港的錢如何轉移到英國，如何清理所有資產。

「清了所有家當，全部都帶過去，不留錢在這裏了，」美雅淡淡說着。回想自己當年和爸爸的對話，她覺得自己想法當時太簡單，「好啊，50年不變，就讓他們追，沒想到他們反而拉回我們下來。」經歷了這兩年的動盪，她生出了一種帶着傷痛的絕望，「真的沒有留下的餘地了⋯⋯不會有很強烈的希望可以『煲底見』。」

2019年反修例運動炙熱之時，支持者有一個煲底之約，煲底指的是香港立法會綜合大樓的地下示威區，待運動要求達成的那一天，衆人一起脫下口罩，相擁而見。想着這些，美雅心底生出一種內疚。「我們最初說要contribute這個運動，讓這裏變好，（這和離開）是矛盾的，這也是我自己的矛盾。」但她又感覺，生活在香港，在恐懼和憂慮下，生活方式會變成「覺得有問題也不能說出來」，這和自己做人坦誠、有話直說的原則是矛盾的，最終，將是每日活得抑鬱。

程小鳳思想更乾脆些。83歲了，她瞭解自己的身體，不忌諱談生死。「我經常說，去到英國，我未站穩就可能走了，我們什麼都沒有禁忌的，隨時都是可以走的人了，」程小鳳說，「後來想想，過去了住一個月都好，都叫作踏出去了，思想自由一些！」

她已經做了身體檢查，打了復必泰疫苗，做好了跨洋過海的準備。

自2021年夏天開始，大飯桌上的筷子就愈來愈少。三女兒一家四口最先離港，目前已經在倫敦安頓好。五妹的兩個孩子和泳欣的其中一個孩子，數週之前也先行揹着書包離港了。最近，泳欣、美雅和老媽媽則忙着收拾行李，到了倫敦之後，他們計劃住在一起。

9月末的週五晚上，八菜一湯下肚之後，程小鳳最先離桌，她坐到沙發上，戴起耳機，在大電視上收看劉細良的YouTube《城寨》。有時候，她會邊聽邊評述，早前香港立法會民主派議員爆發總辭爭議，劉細良最初不支持總辭，「媽媽聽了大聲罵，不辭做咩，無骨氣！」

隨着再度遷徙離散，認同的變與不變

從大陸來港數十年，一度安穩紮根，眼下大家族又要再次分離和遷徙了，問起以後，會否有身分的迷失，如何看待自己是哪裏人？泳欣和美雅不約而同，「很矛盾。」

美雅：我都會說我是中國人，但感覺不是很實在。

泳欣：當然是香港人啦，但會不會說我不是中國人呢，我不會。

美雅：血統上都是中國人。

泳欣：不過就算沒有運動，我們去旅行的時候也會說自己是香港人。

美雅：對，總要加一句“we are from Hong Kong”，不過如果人家問Are you Chinese？那我真的答不出No。

「以後怎麼樣，還看在英國是否能落地生根，即使你不想說自己是中國人，但當地人是否一定覺得你是英國人呢，不一定，」泳欣分析着，自己這代人，大約會一直處於矛盾的灰色地帶，但孫輩們可能就分明瞭，「一定說自己是香港人。」

程小鳳摘下耳機，說，「我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咯。大陸沒有我份的啦，自從共產黨洗腦之後，我們大家兩邊人的思想，完全不同了。就算我們小的時候，是兄弟姊妹，我出來香港了，他們仍然在大陸，等我們返去的時候，大家的思想都不同了。」

她計劃着，這次移民英國，她要把丈夫的骨灰也一起帶過去。「如果是合適的，我在那邊走的話，就把骨灰燒了，葬在一起，」她這麼想象着，突然從褲袋裏掏出一個褪色的紅色小錢包，裏頭有複診醫生的名片、八達通、兩張她和孫兒的合照——現在他們都在英國了，還有她和先生的證件照，「你看，我帶着他的照片，我走到哪，他就跟到哪。」

早幾年，張添聲在廣東鄉下的叔父，曾捎話給程小鳳，說讓她在香港做一場法事，爲張添聲「招魂」，招回鄉下的祠堂去。她聽了，這樣回廣東叔父，「我不會帶我老公返去的，他生前跟着我，死了都是跟着我的。」

※本報導爲《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臺（RFA）中文部共同製作。爲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程小鳳、張添聲、美雅、泳欣均爲化名。